凡人的神性——读陈彦小说《西京故事》(李星)

　　读了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我才明白戏剧《西京故事》为什么会写得那样好，同时也知道为什么在戏剧赢得满堂彩之后，作者陈彦还要耗神费力，写出将近50万字的同名小说。

　　戏剧是陈彦对如罗天福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秦巴山乡人的爱和感激的一次释放。但因为戏剧限制太多，这种释放虽有银瓶乍裂的震撼，但对他来说，却是戴着镣铐的舞蹈，难以将对家乡父老的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有已成功的戏剧基本人物情节的限制，小说不可能另立炉灶、拆掉重来。我不认为小说《西京故事》是陈彦文学视野中的最理想文本，但我认为这是一部起点很高，并充分表现了作者创作才能的长篇小说。

　　简而论之，窃以为小说《西京故事》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饱满、故事情节的思想性。

　　首先，罗天福这个形象更为丰富、深厚，更体现出这个秦巴山区农民形象的独特性，既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至今在文坛甚至社会上，一提起农民，一些人会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一些人会想到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或贾平凹《高兴》中那个爱读报、关心时事、爱穿西装、不近女色的农民……而陈彦笔下的罗天福则是一个光彩照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形象。罗天福读过中学，当过多年民办教师，又当过村支部书记，是一个未必读过多少儒家经典，却对儒家文化中重要的“修身”传统心驰神往并身体力行的农民形象。小说赋予了他许多在当今社会最为稀缺的思想精神和性格品质，尤其是他关于做人要“认卯”的观点，实在是被当今社会贫富差距凸现出来的“穷”者的一剂人生良药，这就是承认你不如人这个命运现实，并以加倍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物质上，罗天福绝对是一个贫困者，但在精神上他是一个真正的富有者，小说中的智者东方雨老先生深受感动，称他为鲁迅所说的“民族脊梁”“以最卑微的人生，最苦焦的劳动，撑持着一些大人物已不具有的光亮人格”，预言他“不会永久成为伛偻人”。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罗天福肯定寄托了作者的人格理想，并有所丰富和提升，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是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的真实存在。广大的乡村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有着许多如罗天福这样诚实守道、不抱怨、脚踏实地的劳动者，他们正是当下中国乡村和城市的未来，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未来和希望。

　　第二，小说《西京故事》中罗天福的儿子罗甲成的形象也更为丰厚、鲜明。戏剧中，罗甲成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忘本”者形象，贫富的差距让他自卑，导致了他的极度敏感、过激的反应，造成了学习成绩优秀、心理极不健全的反差。这种敏感畸形的不健全人格，在生活中屡有所见。作者让罗天福告诉儿子：别人加给自己的屈辱不是屈辱，屈辱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屈辱”“人不要争眼前的高高低低”，关键是自己要“有个长久的主意、长久的目标”。戏剧最难写的是迷途者的转变，陈彦努力了，但小说表现得更加充分。

　　在小说《西京故事》后记中，陈彦说：“我在写城市农民工，随之与他们产生对应关系的各色人等，也就不免要出来与他们搭腔、交流，共同编织一种叫生活的密网。”这道出了这部小说辐射式的网状结构特征。居于这张网中心空间的是文庙村，其聚焦点是简陋如蜂巢的出租屋——罗天福一家的居所兼打饼作坊。他们正是以此为基地靠双手挣来的分分厘厘供一女一子上大学的。小说中，以罗天福为中心的这张网络在空间和时间上得到充分的扩展，不仅有罗甲成在学校生活的环境、故事、人物性格，还有他在文庙村的邻居东方雨同其他农民工兄弟的家庭生活、人生状态、思想精神，每个人物的形象都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

　　从陈彦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作家，更是一个有着人生信仰和强烈历史文化使命感的作家。《西京故事》是一部视野开阔、体验深切，寄托了很高社会人生理想的厚重之作。陈彦在谈戏剧《西京故事》的罗天福时说过，哪怕一个凡人，在其执著于某事业和情感时，他们就有了令人仰之弥高的神性。对此，我深表赞同，挖掘并弘扬普通人身上的神性或许正是陈彦人生信念和文学理想的闪光之处。

　　(小说《西京故事》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于2014年1月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