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中的“文学”与“史”———袁世硕先生访谈录

　　编者按

　　在提倡传统文化愈来愈热的今天，抛却浮躁表层，仍然能够安守书香宁静，并始终如一坚守在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代文学科研及教学第一线上的学者并不多见，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与先生的访谈约在山东大学他的办公室，当时尚未开学，教学楼内显得有些空寥寂静，但年届85岁高龄的先生已经带着一位在读博士生开始准备功课了。“我对文学史的这些问题还是挺感兴趣的。我先讲着，你有问题再补充？”随后，先生从桌上拿出写满密密麻麻笔记的几页纸，用数个“为什么”，将笔者本来所提的浮于表面的问题逐渐深化，并深入浅出地将自己的文学史观与治学之道娓娓道来。

　　“文学史研究的标准原则是历史的和美学的”

　　问：您曾说过“做学问，特别是做古代文学的研究，基础是重要的。”您觉得做古代文学研究应具备哪些基础？

　　答：我常跟学生们讲，选择古代文学史或古代文学专业比较难，因为基础知识涉及多方面。为什么说是多方面呢？首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是以文字为媒介的，因此在文字方面有要求，至少一个作品要能读得懂、读得通，否则你就没办法进行研究了。同时文学又在内容上牵涉很多方面，其中文学与社会、人的联系是全息性的，由此文学在发展中与政治、宗教、哲学、民俗各个方面都有联系。在这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的老师陆侃如先生。他有一部书叫《中古文学系年》，他在前言说过这样一个意思：文学史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叫朴学，朴学是什么？实际指的就是文字学。第二个方面是历史学，你要懂历史，包括作家生卒、作品产生的时代、作家之间的交游等。现在有一种叫“中国文学编年史”，出了很多相关的书，但在他看来这不是完全的文学史，为什么？没有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美学。你要做文学评论，首先要对作品本身进行解析，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在七八岁开始读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一直念到《诗经》，后来羡慕洋学堂，才转到小学五年级，因此我在古代文学方面多少有些基础。上了大学，就很理所当然地当了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的课代表。大学最后一年冯先生推荐我留校做助教，可能跟毕业前的一件事情有关。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冯先生在上课时突然把我叫起来，指定讲义中一篇没有讲过的古文，让我当堂读一遍。因为我多少有些基础，算是比较顺利地把文章念完。后来我想，其实她是在测验我能不能读懂、有没有错字、能不能正确地断句，如果我能顺利地读下来，就说明我能理解。

　　问：您对《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解读与诠释，初步建构了文学史学的体系，您坚持怎样的文学史学观？经历了哪些转变？您觉得文学史研究应遵循怎样的原则？

　　答：我国的文学史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西方或日本的文学史都早于我们。100年多来，我们的文学史出现的也很多，并成为大学基本课程。那么，什么是文学史？各个文学史著作在序言中都讲了讲。我觉得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为什么？如果只是文学编年，那就不是纯粹的文学史，因为没有对文学作品进行解析，你光知道哪个时期哪个作家写了哪些文学作品，而没有具体内容。文学史还是要有文学的内容。文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写的什么，一是怎么写。比如体裁，中国有很多体裁，体裁的演变应该是文学史的内容；体裁之后是怎么创作，比如诗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意象，意象是怎么形成的，在不同历史时代有怎样的变化，这些方面也应该是文学史的内容。

　　当然，文学史应该有史的内容。文学史有对作品的诠释、评鉴，但和一般文学批评不一样。文学批评可以有赏析性质的，也可以着重于评价，过去也有文学批评是从文学作品引申更广泛的问题，比如王国维先生用叔本华的“悲剧论”来解释《红楼梦》。但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应该立足于文本，并且不能是按照历史顺序把对作家作品的评鉴组合起来，那没有史的内容。另外，研究文学作品的重点在于把握它的特征，那么，除了考虑作品本身，还要考虑一个共性，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不是说单纯找出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而是要看出这个时代之下各个作品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异，你才能看出这个作品的文学性好不好，文学性强不强。

　　文学史有史的特点，求真求实，所以文学史一部分牵涉文学史实的问题，需要考证考实，力求符合作品的实际。从这点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文学史与一般历史有什么不同呢？一般历史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今天是通过保留当时少部分文献，还有大部分后人追记，去对历史进行文字性表述；文学史则不同，过去的文字资料都存在，是第一手的，我们拥有文学历史，它本身就是存在的。因此文学史与一般历史的研究方法不同，历史学是做回忆性的复原，在追述、考证当时是怎么回事；文学史不要求解决复原的问题，而是解决对作品解析的问题，这就要求文学史家进行建构。

　　那么，文学史研究应遵循怎样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文学史研究的标准原则是历史的和美学的。所谓“历史的”，就是要考虑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特点，还要考虑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有一个特点，它是变化的，一个事物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所谓“美学的”，就涉及文学作品本身，你要考虑到文学作品的特点。

　　谈到文学作品，文学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属性，也有它自己的标准，我们要历史地看待。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现象，什么现象？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有新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不一定完全是好的，所以需避免单纯说好说坏。比如韩愈的诗和他之前的诗不一样，一方面题材扩大，以前一般不入诗的他都写，写田鸡，写人的酒醉呕吐状；另一方面，从文字、审美上，唐诗到了韩愈这，诗风为之一变。刘熙载曾评价说，韩愈是以丑为美。我们在整理韩愈的集子时发现，清代很多人对韩愈写的有些诗提出质问，说这是他的诗吗，可能是假的。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质问？他们认为不像诗了。走得过远，就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说，在探讨历史的和审美的如何统一起来时，也要认识到两者有些时候是不统一的。又比如《金瓶梅》，从历史英雄传奇到写平凡的市井人生，这是大的变化，这个转变是很好的。为什么？小说最适宜的对象就是普通人生。但是《金瓶梅》丢弃了过去像写《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那种英雄气概，而且走得太远，人们都变得庸俗、低级。这种现象，我们在研究中都要说清楚，而不能单纯地从一个角度谈，文学的发展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不是在想作品好坏的问题，而是想从里面认识问题”

　　问：您曾表示，现在每天仍在思考问题，思考最多的就是文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还要埋头故纸堆查阅相关的史料。有何新感受？

　　答：我是上世纪50年代上的大学，当时学校给我们开马克思主义课，我还是学得比较认真，也觉得确实有道理。我在教书或学习中碰到了很多不同意见的评论，我就想应该怎么认识更好，这样就让我对问题很感兴趣。然后我又会想，我能不能研究得懂这个问题？我感觉到对有些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还是能够解释清楚的。我发现，我们的一些争论往往在不同焦点上。比如说1959年郭沫若先生提出为曹操翻案，当时他提出，曹操形象被丑化，是《三国演义》把曹操反面化，因此舞台上曹操成为大白脸的奸臣。为曹操翻案这是对的，历史学家应该看历史人物的贡献和作为，曹操在当时使中原社会稳定发展，他是有贡献的，应该翻案。但牵涉小说形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丑化曹操不是始于《三国演义》，在三国之后不久社会上就有这种现象，比如川、陕那一带写曹操都是不好的，不同地区对待曹操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曹操形象被丑化是宋元时期历史正统观念下的产物，不能说文学写的完全要不得，为什么？这里面有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说过，旧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常常注意到人民的道德品质与主观动机。它强调的是主观动机，而不是实际上的作为。

　　我觉得古代文学研究不仅是过去的事情，因为它现在还存在，人们还在读，还在对它发表意见，这就是现实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文学史，我过去提出一个意见来，就是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对于过去的文学史，我们要用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因为文学史研究需要一定的术语。但从对古代文学研究中，还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与现象，因此文学史是不是还有一个任务，或者意义，就是创造理论、丰富理论、深化理论。理论就是从对文学作品解析中升华的。比如对于《西游记》，从明清到现代有很多说法。胡适说《西游记》就是一个游戏之作，说它没有什么伟岸大义，最多不过就是一些玩世不恭主义。说它游戏、诙谐是有的，但玩世主义本身就有一种思想倾向，玩的是什么世？嘲讽的是什么事？所以我想来想去，是不是应该这样考虑：这个旧的题材———佛教故事，歌颂圣僧玄奘的伟业和取经的精神，在历史流变中产生了变化，一方面是趣味转移了，不再单纯弘扬佛教，还有斗争、神话，增加了趣味性；另一方面是思想内容变化了，虽然没有完全明确，但对于旧的神佛条教的调侃，无形中将宗教神灵的光环给冲淡了，作品的题材和倾向性不一致，是矛盾的。

　　我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能够获得一些更多的知识，对文学史的看法就不是那么片面化了。对现在一些不太合适或不太准确的说法，我就是这样思考的，我不是在想作品好坏的问题，而是想从里面认识问题。

　　问：您曾说过，“我近六十年没有离开过山大，一直到现在都还没退休，我事实上就是终身教授。”是什么支撑您一直坚守在山大的教学岗位上？在教学与科研两方面如何协调？

　　答：对于我来说，教学和科研没有什么冲突，给学生们讲课，常常就会讲以上思考的这些问题，听听反应，看有没有提出反面意见的。如果有，我再继续考虑；如果觉得有道理，讲过两次三次，慢慢考虑细了，道理充分了，那我就写成文章。所以我有些文章，都是针对问题而发的，问题常常是给学生们讲过几次后逐渐解决的。

　　问：您在科研与教学方面有哪些进一步的计划？

　　答：手头上有两个活儿，但还没有做。一个是我的体会理论问题，比如因为我这些体会，所以我才会对接受美学提出质疑。接受美学把接受作为主体，歧视文本、放弃文本，并认为接受是最好的。文学史确实需要读者，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你放弃了文本，你自己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接受理论的一个缺陷就是它最后还是得回归到文本上来，文本是它摆脱不掉的一个支撑。我们大家都赞成接受，“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多样性是存在的，但不是所有读者的理解都符合作品实际。要研究接受问题，就要考虑多种解释。我写《清代<西游记>道家评本解读》就不是理解、诠释作品，而是把自己的东西套到《西游记》上来，所以这不是正常的诠释。从这个角度来看，《红楼梦》索引派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放弃写出来的东西，而去注意、关心那些没写出来的东西。维护作品我们是维护已经写出来的东西，你可以评论，但不可以抛开它。

　　另一个是关于《聊斋志异》的一些研究论证，比如鬼、狐形象，鬼的形象不能乱造，它有个局限，为什么，鬼毕竟是死掉的人，所有的鬼都带有生前的记忆；狐则不同，它没这种界限，怎么写都行，狐实际上是一个万能角色。

　　袁世硕先生在书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