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有一种勇敢比勇敢更勇敢

张翎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张翎在其《阵痛》中写到的城市巴黎。

　　有些人写作多年，但进入公众视线，还需要一个契机。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张翎被多数国人所识，缘于她的小说《余震》，被冯小刚改编为《唐山大地震》，那是2010年的事情。事实上，2009年，她还有一部作品更值得称道，那就是《金山》。《金山》体量浩大，人物繁多，但这仍不是《金山》取胜的地方。《金山》的耐读，在于张翎绵绵密密的叙述，她以女性丰饶的笔触，撑起了一个大的故事框架，同时让几代中国人在海外生存的血泪史，肉身饱满。《金山》为张翎赢来了国内多个奖项，但是，在张翎的作品系列里，它仍然像一个例外。张翎多数作品的面貌，更接近《余震》，它们浸染着异国的色彩，但同时又与故国相连，甚至一些深入骨髓的记忆与伤痛，都须返回故地，在面对中慢慢修复。

　　痛感，几乎是理解张翎作品的关键词，2014年新作《阵痛》，带来的是另一种痛：女人生育之痛。如果说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余震》之痛，来自于外界的天灾人祸，以及人在一念中的选择挣扎，那伤痛，接近一根需要拔出的刺，《阵痛》中的痛，却像在和民族的历史共震中，为自己以及所爱的人，开出的一条生路。

　　张翎将三代女人的阵痛，放在百年历史的进程中，尽管映射出抗战、“文革”、“四清”、改革开放、留学潮等多个历史事件，但这部小说仍然是一部从窄处进入的小说。上官吟春(同时也是后来的勤奋嫂)、小桃、武生，几个女人的命运起伏，呈现的共同特征，都是在她们承受生育苦痛之时，男人总是缺席。而作为第四代女人的杜路得，则在结尾处说了一句：“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

　　“女人生产，不一定和时代有关，但时代的阵痛，一定会被女人感知并承受。”张翎正是在生育这个主题上，做了女人的生命个体与家国命运的大文章，直至尾声，第四代杜路得这里，来了一个骤然的急停。杜路得的故事只占一页，它只是一个女人生命的开始，却令人对她的前世今生，有颇多浮想。

　　而让人想得更多的又是，什么样的女人，才是幸福的女人。痛是一种觉醒，还是一种失落？或者更大的承担？

　　这是张翎继《余震》之后对痛的再次书写，也同时是她对女人与男人与家国命运关系的再次思考。

　　作者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规划设计总院任英文翻译。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注册听力康复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小说曾多次获得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六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其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1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首。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等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出版发行。

　　1 我希望这部作品颠覆我以前对勇敢、善良、宏大的概念

　　孙：最开始接触你，是因为《金山》。《金山》无论从体量还是从艺术容量，都是座浩大的山。这本书读完，感觉你从大山转入了羊肠小道。作为小说创作，所有的尝试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选择这个故事以及这种写法，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

　　张：每一本书都有跳出来的第一句话。这本书应该是最后一句，杜路得在回答老师自己的志愿是接生后说的那句：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在场。一个七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需要什么样的前世今生？

　　我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前前后后构建了这个三代女人的故事。如果说这里面还潜藏着什么样的野心，我其实想略微颠覆一下我过去作品中对勇敢、善良、宏大的定义。

　　过去说到勇敢，总会归结到坚忍、悲壮、果敢、牺牲之类跟崇高相关的概念上。写这本书时我慢慢发觉，有一种勇敢比勇敢更勇敢，那就是为所爱的人卑微地活着。

　　孙：的确，你的作品中几个做了母亲的女人，都有这个特性。

　　张：是。她们的男人都是为社会理想而活，像大先生、宋先生、黄文灿，都在为一样理想飞蛾扑火般地投身，但她们则大多处于“糊涂”状态，对政治对权力对利益都缺乏概念，甚至对自身疼痛浑然不觉。为了所爱的人，她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挤成一股薄薄的水，从最狭窄的生存空间挤出去。男人太刚硬，钻不过去，可能折了、碎了，但她们生生就活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为他人而卑微地活着，这是不是另一种勇敢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孙：我对这种勇敢有自己的理解，倒并不是一定都是为他人。女人在生孩子之前，可能所有的希望、爱，都寄托在所爱的那个男人身上。但是一旦有孩子和自己血肉相连，她的生活就仿佛落地了，尤其在承受如此与身体相关的阵痛之后，她似乎有了新的勇气，为所爱的孩子开一条路，也同时为自己开了一条路。

　　张：你说得很对，第二个故事中的小桃就是如此。她昏天黑地地爱上那个越南留学生黄文灿，送他回国时悲伤欲绝。一旦知道怀了他的孩子，突然就不那么撕心裂肺地想念他了，她觉得自己已经留住了他，于是一心一意生养孩子。这里说女人生育不需要丈夫，并非说他们绝情，而是男人的天性中还有别的内容。他们也许很想在女人生命里占据一席之地，但就是阴差阳错地缺席了。男人是很难以蹲着的姿势来爱的，女人则可以跪着爬着爱。

　　孙：那么善良呢？你又如何重新定义？

　　张：在我过去对善良的理解里，我会说，一个人帮助别人的时候，不仅动机是善良的，手段也应当适宜。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开始理解善良有各种层面。比如勤奋嫂为了拉扯小桃，照顾二姨娘，她默许并不喜欢的男人仇阿宝的随时帮助。二姨娘提醒她不要耽误人家。她说得很现实，我现在不靠他，怎么把小桃养大？

　　勤奋嫂同时也接受谷医生的帮助。她用自己的机智在两个男人中间游移着，若不是母性使然，她不会这样做。她当年还是上官吟春、是大先生妻子的时候，她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处于这个境地。但是有了小桃之后，她的灰色地带变得很大很大。通过这一段书写，我突然发觉，我在宽容这两个字上找到了新的定义。我可以理解一个人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所做的一切，我为我的人物找出了更宽的容忍度。

　　孙：再说说宏大。又有怎样不同的理解？

　　张：这部小说有七十年跨度，人物命运跨越三大洲。应该说，牵涉到的历史事件是很多的，但我把它们都推到了背景，而让三个女人站在了前景，并且给了她们一个个定格、特写。但它仍不是一个纯粹女人的故事，女人只是镜子，历史事件是通过她们折射的。我想说的时代与女人的关系其实是，女人的痛，不见得是时代的痛，但时代的痛，一定会被女人感受到。时代是手，女人是其中牵着的线。我想用写线的走向，让你猜度掌握线的那只手。也就是用一个窄的视角去观察一个宏大变迁的世界。过去要写到小桃在乡下参加“四清”，我可能会以清明上河图的方式那样绘工笔画。但现在我只抓一个局部，让你从一个亭台楼阁进出的人，去想他们从哪里来，做什么。你也说了，我过去的小说人物繁多，枝枝杈杈很多，好处是一眼望去，景致很宽，缺点是，你在哪一点都不能很深挖掘。但这一次我想就局部，很深地画出一两个人物出来。

　　2 黄文灿，别人的家国，以及那个叫仇阿宝的男人

　　孙：三个主要故事读下来，我发现自己最喜欢第二个，即勤奋嫂那一章。第一章上官吟春与大先生，发生在民国抗战期间，对我来说，民国的故事读多了，大抵也就是那个样子吧。但是第二个故事不同，那里面出现了一个越南人黄文灿。他使我思考的是，我们过去从没想过自己的国家发生什么的时候，别的国家在发生什么。我们在谈自己的家国，很少去想别人也有家国。

　　张：是，我们常说自己的民族苦难深重。但是却没太多想别人到底怎样。当我们的家国理想和别人的家国理想有冲撞又该怎么办？

　　孙：所以读这一章，我的视界就打开了。而通过小桃和黄文灿生的孩子武生的异国之旅，我们又见到了晚年的黄文灿。已经变身为法国教授的他说的那句话，一听就是饱经沧桑的过来人的感慨：“二十岁你没社会理想，你是没心。四十岁你还有，你是没脑。”

　　张：是，法国人经常这么说。年轻时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到老了发现，你只改变了自己。黄文灿这个人，我只取了他人生中的两段。有些读者觉得不过瘾，觉得这个人物完全可以充分展开来写。但我始终知道这部小说不是关于黄文灿的，我觉得取他两段就够了，从他晚年的状态，你就可以想象，他中间怎样被理想灼伤。

　　孙：但看起来的被灼伤，是不是另一种清醒呢？就是在经历自己理想毁灭的过程中，看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张：但这个世界像他那样被理想烧伤的仍是少数啊。大多数人一生根本没有被燃烧过，也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所以就不存在灼伤这事。黄文灿绝对是个悲剧人物，他从中国回到越南，绝对是参加越南的革命事业去了。他后来从小桃生命中缺席，我又觉得是小桃的幸运。我认为一个男人如果选择了万死不辞的理想，承担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果这个理想又很有挑战与危险性的话，那他就不应该让爱他的这些女人为他受难。这是我理解的大牺牲，大勇敢。我们又回到对什么是勇敢的话题上了。

　　孙：只是，现实情况下，这样的男人一般不会缺女人去爱。相反，对女人还有致命的吸引力。像格瓦拉，呵呵。只是，女人都爱得自己遍体鳞伤。这时候，反而是另一种男人为她们托着。比如你小说中爱着勤奋嫂并为她付出生命的供销员仇阿宝。还有明知小桃的孩子是黄文灿的，还是愿意和她结婚的宋老师。说来我蛮喜欢仇阿宝这个人物塑造的。

　　张：我也是。他知道勤奋嫂并不爱他，他说过“我就是为你死了，你也不稀罕”。仇阿宝是男版的糊涂虫。勤奋嫂、小桃是女版的糊涂虫。说糊涂或者该打引号，说混沌倒更准确些。如果说这部作品我还想对什么有所颠覆，我想是才智。三代女人中，最不幸福的是谁。大概读者很容易得出结论，是小桃的孩子武生。其实武生成长正遇上改革开放，应该算是境遇最好的，而她无论从长相到知识储备，都远远超过母亲、外婆。但是就属她最身心分离了。

　　孙：是啊，爱一位画家，却在和他打国际长途时分分秒秒地计算着长途话费。这注定她的婚姻是很现实的选择。她有一个自我，是始终醒着的。所以她不能像她母亲、外婆那样，爱不计成本，不计后果。

　　张：但恰恰是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母亲、外婆都过得很快乐。而且男人也被她们深深吸引。心灵如果是一张脸的话，我们可以说，勤奋嫂、小桃的脸很糙实。因为她们生命中某个部分是混沌的，而武生的脸很脆弱，因为她醒了，疼痛是从她的苏醒开始的。

　　孙：我们或许可以把睡着的那部分叫混沌，但也可以叫本真吧。那种没有被外界侵蚀的本真。生命最原初的力量。太多的“自我”有时会破坏这种东西。但不幸，我们这一代也像武生一样，醒了。就没法回到原初。

　　张：《圣经》里，亚当和夏娃贪食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心里的那点混沌丢失了，马上知道了赤身裸体的羞愧，就生出了对各样事物的判断和识辨，于是从此不再快乐。武生也是一样。她的母亲和外婆是沉睡和糊涂的，所以她们依旧能在外人看起来最黑暗疼痛的状态里享受爱情和生命的快乐。

　　3 都从藻溪出发，归途却是不同

　　孙：看你这部小说，我突然有冲动再读一遍你的中篇《雁过藻溪》，因为我感觉，一开始的氛围是一样的。你好像站在同一个地点再出发。而且你也说过，你每次写作，都要去实地采风。而这次，也回到了藻溪，你妈妈的家乡。

　　张：尽管出发是同一个地方，但走的路还是不一样。《雁过藻溪》塑造的末雁，她从国外回到故土藻溪，纯粹是为了疗伤的，虽然也被卷进一个历史事件，牵涉到历史，但我作为写作者，并没有让这个人物，对历史有所承担。但是《阵痛》里面的人物却是有对历史的承担的。在创作手记里我引用了亚历山大·蒲柏那句名言：“希望在心头悸动：人类从来不曾，却始终希冀蒙福。”也就是说，世世代代的人都失望着，又不停地希望着，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太平盛世里成长，也会在太平盛世生下自己的孩子。女人卑微的希望似乎总是落不到实处，但没有这个希望，人就活不下去。

　　孙：是啊，当年的勤奋嫂，可以在遭遇日本兵时，为自己寻找到一条卑微的活路，但是9·11中乘坐那架飞机的人，却无法绝境逢生。现在看来是承平时代，但是各种突发事件一件紧似一件。先是昆明火车站事件，紧接着是MH730航班的失联。老实说，若是以前读到武生嫁的那个人，最后在9·11那架飞机上，我会觉得很刻意。但现在读着就不觉得突兀了。因为偶然的事情现在变得密集了。

　　说到藻溪，也说到这两部都和藻溪有关的作品，我想说说其中的不同。《雁过藻溪》的叙述语言是一种正常的节奏，但是《阵痛》我明显觉得，你在语言上的精心，以及人物情绪上的兜兜转转，这让我甚至想到了昆曲。严歌苓说你是在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锤炼语言，但是会不会有些人觉得，写一部长篇，不必这么刻意。

　　张：可能我过于自觉了语言风格这件事。当然每个人的欣赏习惯不同，有的人希望轻描淡写，有人希望淋漓尽致。很高兴你把《雁过藻溪》与《阵痛》放一起谈，《雁过藻溪》的确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因为是中篇的容量，所以你几乎要赶着行路，没有空间与时间去渲染氛围，《阵痛》是长篇，所以容易像英文所说的那样carried away，也就是大力展开时，忘了还要赶路。

　　谢谢你的提醒。但要让我说我在这两部作品最大的改变，我认为是写《雁过藻溪》时，我是写不出勤奋嫂的。那时我的生命还停留在末雁那个阶段，而这一刻我的生命认知，赶上了勤奋嫂。我和她同步了，因此，我可以回头看清她的脸。

　　孙：也同时能体会到勤奋嫂这个类型的女人，卑微而勇敢的爱？

　　张：是。那种由生育的痛与欢喜以及承受时代与自我变化中所酝酿出的爱。写这本书，我脑海里甚至出现过一个很强烈的画面，就是天很矮，人想站起来。有的人折断了，有些人匍匐爬行，在矮天里活了下来。不是为自己而苟活，而是为别人。

　　阵痛：来自家族的记忆

　　我外婆一生有过十一次孕育经历，最后存活的子女有十人——这在那个儿童存活率极低的年代里几乎可以视为奇迹。作为老大的母亲和作为老幺的小姨之间年龄相差将近二十岁。也就是说，在外婆作为女人的整个生育期里，她的子宫和乳房几乎没有过闲置的时候。外婆的身体在过度的使用中迅速折旧，从我记事起，她就已经是一个常年卧床极少出门的病人了，尽管那时她才五十出头。易于消化的米糊，从不离身的胃托(一种抵抗胃下垂的布袋式装置)和劣质香烟(通常是小姨一支两支的从街头小店买的)，成为了外婆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的最深刻烙印。

　　外婆生养儿女的过程里，经历了许多战乱灾荒，还有与此相伴而来的多次举家搬迁。外公常年在外，即使在家，也大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作为她的外孙女和一名小说家，我隔着几十年的时空距离回望外婆的一生，我隐隐看见一个柔弱的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势，在天塌地陷的乱世里默默爬出一条路。

　　我外婆的六个女儿似乎多多少少秉承了她们母亲身上的坚忍。她们在难以想象的困境里孕育她们的儿女。其中最惊险的一个生育故事，发生在1967年。那一年的温州小城，也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几乎持续了一整个夏天，我的一位姨妈的阵痛发作在一个枪战格外激烈的日子里，医院关门，也没有助产士肯冒着这样的枪林弹雨上门接生。于是，这位在当时已算是高龄的产妇，只好把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的性命，交给了母亲、小妹，以及一位因逃难暂避在家中的亲戚。她肚腹里的那个孩子，仿佛知道了自己的性命牵于一线之间，竟然很是乖巧毫无反抗地配合了大人的一举一动，有惊无险地爬到了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

　　《阵痛》里当然也有她们的影子，然而那些发生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大多并未真正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是催促我出发的最初感动，然而我一旦上了路，脚就自行选择了适宜自己的节奏和方向。我的视野在沿途承受了许多别的女人的引领。我的人物是我认识的和见闻过的女人们的综合体，她们都是真实的，而她们也都是虚构的。

　　(节选自张翎《阵痛》创作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