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从习见的生活出发 抵达陌生领地

　　文/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图/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年度

　　短篇小说

　　金奖得主

　　颁奖辞

　　“从我们习见的生活出发，抵达一个陌生的领地”，以此来形容作家艾伟的小说创作，是再恰切不过了。短篇小说《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全文仅七千余字，作者以一种奇幻性的天真心态，用盲人喻军的身边故事来演示，弗洛伊德理论中那个庞大却无法预知的“超我”，如何以非常规的形式散落在人间。艾伟善长篇，近年来却尤重短篇创作，借此无可精减的体裁，无所虚掷的字句，向习焉不察的生活投以深锐审视，是他在今日文坛踏下的深沉足印。

　　简介

　　当代作家。六零后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越野赛跑》、《爱人同志》、《风和日丽》，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小姐们》等。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曾获《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上海春申原创文学年度最佳小说奖等奖项。

　　我的文学起始点在广州

　　短篇小说需要耐心等待写作时刻的来临

　　羊城晚报：您对于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视始自何时，是一种个人偏好吗？

　　艾伟：中国的文学期刊除《收获》、《当代》、《人民文学》等少数几家外，基本上没有市场，在市场死了心后，反而有可能坚守文学性。因此期刊是一道成为真正作家的门槛，而期刊发表最多的是短篇小说，所以一个作者一开始往往写作短篇，也是自然而然的。我的处女作《少年杨淇佩着刀》就是短篇小说，发表在广州的《花城》杂志。我因此对《花城》杂志很有感情，也很感激，可以说我的文学起始点是在广州。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学存在一个期刊体制，纯文作家大都是由文学期刊训练出来的，至少到七零后这代作家是如此。后来，出版机制也参与到了作家的培养，不过培育的大都是畅销书作家。

　　当然，短篇小说是一种迷人的文本，我经常为这文本蕴藏着的自身智慧而惊叹。

　　羊城晚报：在今日普遍存在“长篇崇拜”的文坛，去年又是“长篇小说大年”，名家大腕纷纷推出重头作品。您近年在长篇方面已有《爱人同志》、《风和日丽》等力作推出，也正是蒸蒸日上之时。那么您怎样规划自己的创作？

　　艾伟：每个作家各有所长，有人适合写长篇，有人适合写短篇，当然有人也许能胜任任何文体。我近年来还是以写长篇为主。我现在有大量的时间，另外也不太喜欢外出，个性比较安静，长篇让我有一种工作状态。写作长篇小说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有小说里的人物和我作伴，也是抵抗寂寞的好办法。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有人迷恋电脑游戏，感觉好的时候会有绵长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当然，也有沮丧感和挫败感。写作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这不是说我忽略短篇，我经常读的也是短篇。创作长篇小说，我不太相信灵感这件事，当然在局部可能产生所谓的“神来之笔”。但短篇小说确实存在灵感，和诗歌一样，需要灵感的文体是需要运气的，你不能想写就去写，需要耐心等待写作时刻的到来。

　　羊城晚报：在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层面，或说在批判性的追求上，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定位和尺度，您是如何把握的？ 

　　艾伟：就文学观来说，我的作品《爱人同志》、《战俘》、《风和日丽》和我们的历史、现实紧密纠缠，并进行个人的反思和批判。但关于文学的批判性，我是这样想的，批判不是比力气，小说是润物细无声，要先让读者爱上小说世界，然后，读者会慢慢感受人生世道。我不喜欢不经过正常人的逻辑，通过变形，迅速抵达的那种批判性。小说提供给读者一种交流的场域，而不是说教。

　　有些“先锋写作”很偷懒

　　但“先锋”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进程和方向

　　羊城晚报：从您的小说创作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实的亲切，但又总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奇幻、诗意或超验感萦绕其中，向习焉不察的生活投以深锐审视，就如同此次获奖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我们有可能比瞎子更瞎”。这源自您怎样的思考？是一种有意的自我风格塑造吗？ 

　　艾伟：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越野赛跑》本质上是一部超现实的奇幻的作品。要说风格，这是我最早的风格。事实上我的作品一直有两类，一类是完全写实的，如《风和日丽》，一类比较飞翔，如《家园》，所以不存在转型。但我觉得过分风格化可能不是件好事情，它容易醒目，但同时也会给作者带来局限，实际上过分风格化的作家写作寿命都比较短，不容易持续。当然，每个作家，当你写作时，一定带着个人的烙印。所以，风格这件事是谁也避免不了的。 

　　羊城晚报：从写作手法来看，师从并实践先锋文学、最终形成自身特色而在文坛立言，几乎已成为中国当代作家最常见的轨迹，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得到了最强验证。从内容上看，有人认为，借文学的先锋性来强化现实批判的力度，也是一种深刻选择。您对此有何看法？ 

　　艾伟：我在多个场合对先锋有微词。我做过期刊编辑，发现新一代作家，他们的写作热情都是从先锋开始的，但先锋小说的问题是，它可能在人的选择、人的复杂性和人的温度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就像上面说的，我们重读所谓的“先锋作品”，会发现很多作品不经过正常人的逻辑，通过变形，迅速抵达目标。这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当然，我从内心深处承认，是先锋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进程和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锋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好的文学作品应该不惧怕改编

　　中国传统的文人生活比今天要迷人得多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屡被影视改编看中，从而通过影视作品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例如《风和日丽》等。对于严肃文学与市场、与影视剧改编的关系，您有怎样的看法？

　　艾伟：现在有人把纯文学和影视对立起来，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我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经得起改编，也从来不惧怕改编。像《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伟大作品，总是在被不断地改编，有影视，歌舞，话剧，甚至芭蕾舞。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一个宝藏，各种艺术都可各取所需。当然这并不是说，能改编的都是好作品，不能改编的一定是坏作品，这个也不成立。文学发展到现在，特别是20世纪的一些现代主义作品是很难影视化的，我很难想象《百年孤独》被改编成电影会是什么样子，应该拍不出原著的神韵。

　　今天文学越来越小众，这个也要承认。在网络时代，影视的影响比文学大得多，文学通过影视进入大众是一条不错的途径，至少可以引来一部分读者来分享你的精神成果。

　　羊城晚报：提到您，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同为江浙籍的许多文学名家，毕飞宇，余华，苏童，甚至上溯到鲁迅，地域文化的含蕴和传承对您产生了多大影响？ 

　　艾伟：我读大学时同寝室有一个湖南人，我们经常争论毛泽东和鲁迅谁更伟大的问题。鲁迅是我们浙江人，我当然是鲁迅的粉丝。另外，我还有幸是鲁迅先生的老乡，都是绍兴人。呵，这不是攀附，而是一种潜意识的影响。我就读的春晖中学，也是一所很有人文传统的中学，李叔同、丰子恺、朱子清等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都曾在那里教过书。因此，在价值观上我觉得文学是永恒的，这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使我终于成了一个作家。

　　羊城晚报：可您的文字不一定能让人马上联想到鲁迅先生的影响。可以具体谈一谈这种文脉上的传承吗？

　　艾伟：和鲁迅挂上钩是危险的，鲁迅是那么伟大，我只配敬仰他。鲁迅是绍兴人，绍兴那地方在整个吴语区是相当独特的，这个地方的人有非常刚烈的个性，也有反叛精神。所以出现像秋瑾、徐锡麟这样的血性烈士并不奇怪。我出生在农村，我的家乡在“文革”时的斗争非常激烈——这很不好，但也反映绍兴人的个性特点。我表面谦和，不过我觉得自己骨子里有这个地方人的基因。

　　羊城晚报：从我们有限的了解可知，您的业余生活包括了丰富的音乐和绘画内容。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艾伟：最近几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开始画点文人画。这是我的一个新玩具，我开始有点迷恋上了这个玩具。如果说小说形式的可能性几乎都被前辈穷尽，视觉则远远没有。视觉变化多端，一只杯子放在任何一个位置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其可能性简直无穷无尽。这是它迷人的地方。当然，我说了，我是玩玩而已。 

　　羊城晚报：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家有相当一批执起毛笔作书法绘画的消遣或探索，您觉得这是一种回归吗？

　　艾伟：同专业画家比，文人画可能在意境、构图、造型上更多带有个人性。这种个人性我们也可称之为灵性。作家的画在技术上无法同专业画家比，这没办法，能比的就是具有更多的个人趣味。不过，并非随意涂鸦就可称为文人画，在中国画里，线条非常重要的，个人的气息基本上都在线条里体现。新时期以来，文人们自觉接受了西方的精神背景，中国传统的东西一度被大家忽略，但传统是有魅力的，到头来，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的文人生活比今天要迷人得多。

　　邓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