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深虑广的地域史叙述(石一宁)

——关于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

　　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叙述的是从清代所谓康乾盛世至今，康巴瞻对地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200多年的变迁。作为“非虚构”作品，《瞻对》可被视为一部以文学形式书写的历史，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品格。

　　这部作品以瞻对这片土地上200多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争(包括朝廷征剿和土司之间的相互掠夺)为经，以清朝、民国的治藏方略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为纬，叙述了瞻对地区的历史纠结、风土情状与文化样貌，更展开了对这段历史的政治、宗教、经济、社会等等方面的多方位的检讨。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作者首先忠实于对历史的记录与书写，埋首掌故史料，呈现历史事实，发掘历史真相。200多年前的瞻对大地上，“夹坝”(强盗)出没，“野贼”纵横，民风强勇剽悍，商旅为之所苦，官兵亦为之所碍，甚至不免被劫掠的难堪与狼狈。而清廷6次劳师耗财的征讨与围剿，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土司权力换汤不换药的更替——四川总督赵尔丰改土归流的新政，亦因民国的到来而前功尽弃。用作者的话说，“又是重复的老故事”。“老故事”为何一再上演，近200年长盛不衰？作者在写作中，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历史学家的角色。而历史学既描述历史，也解释历史。阿来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十分冷静与睿智的历史理性，他以历史理性钩沉和叙述瞻对200多年的“老故事”，也以历史理性烛照与阐释这些“老故事”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阿来笔下，朝廷发动的一次次讨伐战争并没有给瞻对带来什么变化，社会秩序依然如故，瞻对依然是野蛮的存在——没有教化的普及，也没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提升。老百姓依然要以“夹坝”做生活资料的补充，土司依然只能以觊觎邻居、侵人地盘、掠人百姓来增强势力。“无论朝廷，还是地方上的土司，似乎从未想过要在当地实行提高生产力、减轻百姓负担这样的根本举措——这是可以根除夹坝现象的惟一措施。”在这当中，朝廷显然要负更大的责任。川边藏区僻处一隅，与中央、与外面的世界远隔千山万水，让土司与百姓们接触先进文明、明了天下大势，在那个时代显然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阿来在作品中发出持平之论：“纵马夹坝，快意恩仇，自是其文化观念中英雄主义支配下的自然习惯。超越社会形态加快文明进化需要输入更先进的文化与更先进的管理，但清廷推行的土司制目的在抑制藏区落后制度中的野蛮与无序，只是‘多封众建以分其势’，以画地为牢来抑制豪强们扩张的冲动。那些事实上被圈禁于封地中的土司们，特别是土司辖地上的百姓并没有从这种制度中得到任何一点好处，所以几乎像出于本能一样，要来挑战这种强制性的制度。”显然，只有对历史潜心研究与思考，才可能得出如此精辟的结论。

　　历史叙述需要历史主义的态度，也需要一种超越历史的当代意识和当代立场。这种当代意识和当代立场不同于通常所谓“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因为此种观点未免有些赤裸裸地为以当代人的主观意志改写历史张目。阿来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当代意识与当代立场，不是对历史的改写，而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评判。在对历史的叙述方面，阿来是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这体现在他对史料的翔实的掌握和充分的运用。他不是仅仅从故纸堆中了解历史，为了写作这部作品，他还返回康巴地区，深入“老故事”的发生地——历史上的瞻对、今天的新龙县做田野调查。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阿来对历史进行自己的解读，作出价值的判断。这种基于当代人的意识与立场的解读和判断始终伴随着深度的思考，因而体现为一种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作品批判与反思的指向甚广，已不局限于地域史。它也可以说是针对那个时段的中国历史，或者说是那个时段的中国政治。清代官场欺上瞒下、舞弊成风的腐败黑暗，治藏政策目光短浅、因循坐误的懵懂颟顸，包括民国时期割据混战的社会乱局，作品都进行了辛辣的揭挖和讽刺。这部作品又不止于历史的批判，同时还是现实的反思。阿来常常跳出历史的情景，联系当代的现象进行论议。如作品中对社会改革问题的探讨，对在藏区培养中华民族认同的强调，对真诚尊重少数民族和克服民族优越感的呼唤，都是非常切中肯綮，令人长思的。正如他在作品中所说：“这些过去100年200年的事，其实还很新”；瞻对的“诸多陈年旧事，映照今天现实，却让人感到新鲜警醒”。以史喻今、借史论今，是这部作品的一大特点。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阿来的批判与反思也指向了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他在作品中尖锐地指出：“数百年来，靠武力与阴谋争夺人口与地盘，就是这些地方豪酋增长自身实力的惟一方法。除此之外，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兴办教育，改进生产技术，扶持工商，也有富厚地方人民、积聚自身实力之效。于是，都是在密室中阴谋暗算，光天化日下劫财夺命，历史就这样陷入一种可悲的循环。更可悲的是置身其中的人并不觉得可悲，反而在传统文化中培植出一种特别的英雄崇拜。崇拜豪杰，膺服强梁。在这样的风气中，全民都被驱逐到一条家族间结仇、复仇、再结下新仇的不归路上。”“土司豪酋间其实是可以通过商业交换彼此获利的，但所有那些高贵的脑子里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念头。是的，历史本身正常前进的脚步就这样非常奇怪地在青藏高原上停顿下来。直到今天也以强悍自诩的藏民族，其实是在频繁的争战中日渐衰弱：人口日渐稀少，财富日渐损耗，最后导致的是生产力与精神的双重枯竭。”应该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光荣的基因，但也都有其性格的弱点。而对民族性格弱点如此锐利的批判与反思，除了需要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理性精神与普遍的人类立场，还需要极大的勇气，即使这些话语是出自一个本民族的重量级作家的笔下。

　　这部作品也体现了一种从容不迫、张弛有致的叙事艺术。作者始终以清醒的理性导引自己的写作。雪域高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容易产生史诗也容易产生神话的地方。写作雪域高原故事的作家，如果缺乏坚实的理性，极可能步入叙事的迷宫。神秘主义对写作是一种颇难抗拒的诱惑，但阿来与之保持了距离。他“不想在这些魔幻故事中也陷入魔幻的迷狂”。他展现了一种风度，这是一种幽默的、诙谐的风度，严肃的历史和揶揄的语调在叙事中获得了一种极为和谐的统一。这也是这部作品的另一种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