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是对惯性写作的反抗

　　几天前，在余华创作30年的研讨会上，关于先锋文学的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内容当然不限于一个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扩展到了先锋文学和先锋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作为单纯的时间概念已经远去，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先锋文学”也伴随着一批作家的创作转向走向终结，但关于先锋的探讨还远远不 够。那样一次文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的面貌和进程，先锋文学留下的精神遗产今天被提炼为一种意识和姿态，即对常规化写作中的惰性写作的警 惕与反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言、贾平凹、余华、格非、刘震云等持续至今的写作毫无疑问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而这种精神将为文学在未来的新变提供能量。

　　先锋文学到底有多大能量

　　1985年前后兴起的先锋文学是由作家、编辑和评论家共同建构的一次文学思潮，他们一起推动当代文学发生了一场裂变，挑战了既有的文学体制和文 学观念。先锋文学究竟爆发出了多大的能量？张清华的观点是，先锋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新时期之后当代文学的道路，当代文学自此之后真正开始了变革，这 种变革不仅与作家有关，也影响到文学刊物和文学批评的道路。很多批评家对当代文学的基本看法和批评价值观念的确立，都是在对新潮文学、先锋文学的阅读和研 究中建立起来的。

　　今天，再读《拉萨河的女神》《在细雨中呼喊》《信使之函》《迷舟》，读者依然能感受到它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的不同，但可能很难体会到它们在当 时产生的冲击力。孟繁华认为先锋派的重要意义在于大大提高了当代文学的文学性，过去当代文学总在政治和艺术的圈子里打转，马原、余华、格非他们策动的那次 “反拨”告诉人们，小说可以这样写，文学首先是艺术。先锋文学提高了当代文学的文学品质，改变了汉语文学的面貌。

　　甚至直到今天，关于先锋文学的探讨还依然有重要意义。先锋写作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学？先锋派在欧美现代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挑战下为 什么做出了当时的选择？先锋文学中包含什么样的理论自觉？创作、批评与编辑之间如何互相激发？这些30多年前的问题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性。

　　关注文学的先锋性与现实的平面性

　　先锋小说的特征通常被说成是“文体的自觉”，强调“虚构性”和“叙述”的意义，这是它给人们留下的最直观和深刻的印象。超越形式上的文体实验和 艺术创新，“先锋”实际上也在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们走在了另一条通向真实的道路上，所认定的真实不是现象的真实，而是内在的、精神的真实。他们对今 天写作的启示之一，就是如何处理文学的先锋性和现实的平面性之间的关系。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里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精神的真实远远大于现象的真实。他写道：“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 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 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先锋作家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对于真实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这与人生经历和阅读积累有很大关系，当然也被裹挟进社会机器的运转之中。洪治纲认为早年 的先锋文学其实是一种年轻人面向天空的写作，是背离现实的写作，他们不信任现实；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先锋文学更多体现为一种介入现实、反抗现实的姿态， 比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即是如此；再后来则更多的是面对荒诞现实的无奈和无力，但又渴望人性的复苏。

　　陈福民以格非创作的变化谈及先锋作家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格非早年小说的叙述风格到“江南三部曲”时已经发生变化，表现出向现实的回归，这体 现了作家小说观念的激烈变革，也体现了现实对文学构成的压力。许多当年的先锋作家都在纠结这样的问题：小说只要再现现实就可以吗？自然主义的写法是最适合 当下时代的吗？他说，面对现实的平面性和文学的先锋性，我们的作家已经勇敢出发了，他们在用自己的作品表达着另一种真实。

　　通过先锋抵抗惯性写作

　　从先锋派的创作实践和作家的创作谈中，我们不难发现，先锋文学在理论和艺术上都是充满自觉意识的。他们对现实和真实的认识、在艺术上的探索和实 验，并不一定都值得肯定，但这种先锋精神却对今天的写作，尤其是常规化写作中的惯性写作具有重要意义。作家不满足于固有模式，敢于否定和突破自我，这种姿 态和意识在今天是难能可贵的。

　　先锋文学的兴起从当代文学内部而言，是基于对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厌倦和不满，它留下的是自由的姿态、先锋的精神。陈晓明就认为，先锋写作是向历 史挑衅的写作，是向艺术难度挑战的写作，是直击人性痛处的写作，是保持自由的写作。它对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刺激，今天还是没能得到充分的探讨，一方面改变了 汉语文学的面貌，另一方面也给当代文学的发展设置了难度。新世纪以后依然存在具有先锋意识的写作，它是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层面所进行的挑战，是对文学中的惰 性写作、同质化写作的警惕和反省。他说，《一句顶一万句》《炸裂志》自然不是狭义上的先锋文学作品，但我们不能否认刘震云、阎连科都是有先锋意识的作家， 他们对现实和文学怀有一种焦虑感，拒绝平庸、反抗惰性是他们的自觉追求。

　　的确，在马原、格非、刘震云等作家后来的作品中，确实一直存在某种变化。对作家来说，坠入重复和自我复制的境地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文学在今天面临着不亚于当年的压力，作家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才能抵抗这种压力，而“先锋”有时候恰好能够提供这样一种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