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俊杰电影就是波澜壮阔的画卷

电影《惊涛骇浪》拍摄现场

电影《长征》翟俊杰给演员说戏

翟俊杰

　　1941年出生，河南开封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主要作品《血战台儿庄》《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决战》《金沙水拍》《长征》《惊涛骇浪》等，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印象：从主旋律导演到时尚老先生

　　2013年年末，应天津“诗现场”诗歌沙龙邀请，著名导演翟俊杰来到天津，以“电影中的诗歌美学”为主题，与徐柏坚、朵渔、冯景元等天津诗人及读者，分别在位于五大道的“诗现场”、鼎天艺术会所和水上公园附近的天泽书店进行了三场对话交流。

　　翟俊杰很喜欢天津的五大道，这里对他来讲并不陌生。上世纪70年代，他在《解放军报》当记者，到天津采访《歌唱祖国》的作者王莘先生，王莘当时就住在五大道的一幢居民楼里。翟俊杰回忆说：“在他家里，他给我讲创作这首歌的故事。”几年前，翟俊杰执导《我的法兰西岁月》，先期在法国拍了四十多天，为节约成本回到中国继续拍摄，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天津五大道的老街景、老建筑。

　　翟俊杰被圈里人誉为“将军导演、主旋律导演、红色导演、硬汉导演”。从《血战台儿庄》到《长征》，从《共和国不会忘记》到《惊涛骇浪》，看他执导的电影，内心总能随着剧情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跌宕而产生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来自电影画面波澜壮阔的气势，更来自于影片内在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情结。

　　人们知道翟俊杰是因为他导演的作品，其实，翟俊杰还是一位好演员。他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曾系统学习过表演。当年滕文骥根据蒋子龙原著改编拍摄电影《锅碗瓢盆交响曲》，翟俊杰在片中出演思想僵化、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老经理游刚；孙淳饰演锐意改革进取的青年职工。老少二人经过一番较量，老经理终于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翟俊杰把游刚这个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在《血战台儿庄》中，他本是导演，因为演员未能到位，他又兼演了壮烈殉国的川军战将王铭章，在战场上宁可开枪自杀绝不做俘虏的英雄，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出演让他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1988年，他自编、自导了反映四川省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还在影片中饰演主人公田耕，获得了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和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

　　因为演技高超，作为导演的翟俊杰自然成为调教青年演员的高手。出生于1990年的钟秋在《我的法兰西岁月》里饰演少年邓小平，那时他还是初中生，他的表演让他获得了当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新人奖。潘粤明也是翟导发掘的新人，他凭借《惊涛骇浪》获得了华表奖优秀男演员新人奖。

　　翟俊杰为人低调谦逊。《解放军报》有个栏目叫“名人夜话”，曾经约他写写自己。翟导这样写道：“军报‘名人夜话’专栏约稿，惶恐！我想当名人，可惜相差甚远，我只是人民军队中的一名老兵。”其实他早已是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国家人事部、广电总局授予全国50名电影工作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翟俊杰位列其中。他说：“获得如此巨大的荣誉，我居然和黄宗江先生、谢晋先生、张瑞芳大姐、秦怡大姐、田华大姐一起得到这个荣誉，我感到很不安……”

　　电影人的人生就是一部电影。已经72岁的翟俊杰还是一位时尚的老先生。“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我喜欢和他们在一块儿。有本书很畅销，《明朝那些事儿》，有工夫我也写个‘你们年轻人那点事儿我都知道’——画个对钩耐克，弄俩小人背靠背，举个杆polo……女孩一买包LV、爱马仕、普拉达，什么悲催、驴友、奥特、元芳，神马都是浮云……我还想找条牛仔裤弄几个破洞，把头发染成红的黄的，也来个鸟叔造型。但我一看周围老伙计们很少这样子，我要这样就成妖精了。”

　　其实，在每一位导演的内心，都在等待着属于他自己的更好的作品。因为这种坚持，让他们永远不会变老。正如60岁的路易·马勒执导《再见吧，孩子们》向童年致敬；50岁的波兰斯基拍摄《钢琴师》叙述童年的梦，翟俊杰也在62岁时执导了《我的法兰西岁月》；71岁执导了新片《一号目标》。与他早期的作品相比，他现在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时尚。他说，他还想继续拍下去，拍古装片，拍大喜剧，拍爱情片。“我把我对青春时期的记忆和对年轻一代的祝福融入其中，这些作品是我的絮语，是我的孩子。人的生理年龄可以逐步叠加，但心理年龄、艺术年龄永远不能变老，要始终保持一种学习进取的心态。时尚不仅仅属于‘小年轻’，同样属于‘中年轻’和‘老年轻’。”

　　战士、记者、导演的心路历程

　　记者：您的电影作品主要是战争片，您也经历过军旅生涯，那段生活对您日后做导演有哪些影响？

　　翟俊杰：2014年是我当兵56周年，我17岁当兵，考入十八军文工团进军西藏。参加了两次战争，一次是1959年的平息叛乱，一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看我年龄小，首长分派我押俘虏、掩埋烈士、做战场鼓动。

　　那时候没想到今后会从事军事影视导演，但战争生活的洗礼让我感到弥足珍贵，感谢生活对我的恩赐。我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子，我知道兵是什么样子，知道爆炸流血是什么样子。在战场上，血是像红药水抹抹涂涂沾上去的吗？是鲜红的吗？没有经过战争，那么你到医院去体检抽血，那血是鲜红的吗？是发乌的。如果再放上半小时，氧化了血小板凝聚，那就是发黑的。炮弹、手榴弹爆炸，是呈放射状的，人卧倒以后正好与放射状的爆炸成了死角，弹片就不容易炸伤自己了。有的影视表现战士对敌人的仇恨，用冲锋枪扫射，那个弹夹里才压几发子弹啊？不见换弹夹光见枪口喷吐火舌，太不真实了吧？真正的实战应该是快速点射，先把跑在前面的敌人消灭掉，要节约子弹，有效杀敌。为什么当年大家看《南征北战》那些电影觉得真实，因为那一批老艺术家都是经历过战争的。连拿枪的姿势，刺刀的插法，都是地道的军人气质。绑腿怎么打才能走得有力量，像老太太那样松垮垮缠两下成何体统？有些影视剧甚至女军人还有眼线腮红，衬衣是白白的，帽檐一看就是从服装厂刚拿来还硬得发僵，这是不真实的。

　　记者：从西藏回来，您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说说您的那段经历。

　　翟俊杰：1963年，我们西藏军区文工团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贺龙元帅、罗瑞卿大将等中央和军委首长做汇报演出，首长们在西单民族文化宫接见我们。刚好那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部队首长跟我说，现在团党委研究给你个名额，你去考试，考上了是你的造化，考不上还回来。我就去考试，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就朗诵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演小品我也不懂，就做了个开荒的小品。在西藏时我们自己开荒，都是生活中的真实体验，我做得特别细致，因为那就是我的生活。我被军艺录取了，那时候叫戏剧系，四年的大学本科生涯，学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洛维奇·丹琴科、布莱希特的表演体系。

　　毕业那年刚好“文革”爆发，电影厂关门，文工团解散，我没地方去了。因为我平时爱写文章，就把我分配到了解放军报社做记者。可惜和影视剧创作实践无缘。但因为职业的关系，我遍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也曾经当潜艇兵深入到深海，当空降兵飞翔蓝天，深入到部队的最基层。我还结识了一大批优秀的老一辈艺术家，包括天津的王莘、沈阳军区的曲艺大家朱光斗、北京军区的作曲家唐诃、词作家洪源和石祥、广州军区的戏剧家李长华、剧作家赵寰、诗人韩笑，以及写过《我们走在大路上》《二小放牛郎》的大作曲家李劫夫。还有一批老的记者、编辑教我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也磨炼了自己文字的生动性、准确性、鲜明性。

　　记者：本来职业转型已经成功，后来为什么又回到老本行？

　　翟俊杰：是因为我的忘年交黄宗江先生。宗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创作过《柳堡的故事》《海魂》等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1959年，我们在西藏拉萨初识。他那时候在创作电影《农奴》。后来，我和宗江在“文革”中又一起在山西侯马“五七干校”劳动，他是摘掉领章帽徽的“黑帮”，我是带着红领章红帽徽的“五七战士”，但是命运一样，都是苦力的干活。我们俩那时候还进行小小的“地下活动”，我给他传信。两个人走到一块儿假装不认识，我小声说：“晚上在铁路拐弯处等我。”我们就是在那种环境下结下亲密的友情。1976年，宗江同志力荐把我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到了八一厂，我先做编剧，后来任文学部主任兼党委书记，最后还是回到了我的本行——影视导演这条道路上。

　　重大历史题材也有必要进行艺术虚构

　　记者：《血战台儿庄》是您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这是影视作品中首次表现抗日战争时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突破。

　　翟俊杰：《血战台儿庄》是我与八一厂杨光远导演老杨哥合作，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段历程。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中华民族的抗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全民团结起来，地不分南北、不分阶层、党派，只要拿起刀枪棍棒和日本法西斯搏斗都是爱国的。艺术创作需要艺术勇气，还需要政治勇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鼓舞我们进行了这次艺术实践。

　　《血战台儿庄》到香港举行首映礼，放映完灯一亮，几个穿西装的先生向我走来，含着眼泪，他们是影片中出现的抗日爱国将领孙连仲先生的孙公子。我在影片中兼演了抗日英烈、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将军，他的夫人在香港定居，也去看了，掉着眼泪。我心里非常感动。香港电影市场每周都有影片票房排行榜，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排在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三名。我后来听台湾电影界的朋友们跟我说，《血战台儿庄》当时在台湾也放了，蒋经国先生看了，宋美龄女士也看了。

　　记者：您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成员，您怎样看待历史题材中的历史真实性？

　　翟俊杰：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我不太赞成还原历史。历史不可能还原。《史记》是记录了司马迁眼中的那段历史，如果换一个人写，也许就是另外的角度。所以，只能是历史的渐近线，只能无限地逼近历史。拍这种题材的影片，既不能照搬历史，又不能拘泥于历史，而应尽量地接近历史，在事件中展现人物的性格风貌。首先必须大量掌握史料，要对那段历史了熟于心；其次，电影作为艺术作品，不可避免地要有艺术上的虚构和重组，但这种虚构不能想当然，必须有历史的真实依据。

　　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要牢记两句话：第一句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第二句是不要戏说，不要猎奇。绝不能胡编乱造，但是你可以深入发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忠于史实、忠于人物的基础上，应该，也必须要进行艺术虚构。不是把各种史实捏合到一块儿弄个剧本就行了。怎样把我们的作品做得好看些，再好看些，吸引广大观众来看？要思考。不要标语口号、空洞说教，大话连篇，不要模式化、概念化。生活本来是丰富多彩的，怎么能到了银幕上就显得干瘪苍白了呢？讲中国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艺术化地传递正能量。

　　电影不必分商业片、文艺片、主旋律

　　记者：您是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人物，您如何理解主旋律？

　　翟俊杰：我认为主旋律应该是宽泛的。甚至我觉得电影就是电影，不必分什么商业片、文艺片、主旋律之类。商业片就不需要思想文化内涵了吗？文艺片就不要商业性了吗？吸引大家来看不好吗？主旋律是什么？我觉得能给人以美好、光明、亲情、力量、希望的电影都是主旋律。仔细想想，美国大片《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泰坦尼克号》《战马》，哪个不是在宣扬美国精神？战争题材、军事题材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在西方影坛、在好莱坞也是重要的类型。只不过人家常拍常新，拍得好看，有一系列生动的细节。教科书式的说教不行，如果这样的话直接去看教科书不好吗？有什么必要花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拍一个不是电影的电影。该怎么做呢？我们当然不能搞低俗，把战争游戏化。把我们民族的抗争史弄成一场游戏，难道不荒唐吗？拍《大决战》时，我在导演阐述里指出，我们的大决战是“武松打虎”，不能“武松打猫”。打的是虎，不是“好玩儿”，以此展现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正义之师形象早在几十年前，周恩来同志就提出文艺创作要寓教于乐。这个“乐”我理解不是单纯的哈哈大笑，是要求我们通过电影艺术化地给社会传递正能量。我们自然不能去拍那些低俗的东西，但也不能模式化、概念化、空洞说教。但总是要有市场，市场两个字并不坏啊。观众不爱看，你有什么辙？怎样吸引观众自发参与审美，这确实要思考。

　　记者：把您拍的这些电影串起来看，感觉您的每一部电影都在追求突破。

　　翟俊杰：无论我的哪个作品，我在导演阐述里始终有六个字是不可少的——创新、突破、超越。哪怕前进一步，也比原地踏步强。这些观念，也是宗江反复对我强调的。比如说我“三拍长征”，第一次拍《金沙水拍》表现长征历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阶段，红军四渡赤水、彝海结盟，毛泽东出奇兵、打胜仗，所以我采用了悬念性很强的叙事风格来表现这奇中之奇的内容。第二次是《长征》，选择诗意化的风格，追寻的是史与诗的结合，全景式地展现波澜壮阔、悲壮感人的岁月，包括使用演员我都在仔细考虑，我选用唐国强第一次扮演毛泽东。在音乐上，我采用“声画对立”的手法，惨烈的场面出现的是凄美的《十送红军》，让人产生更多的艺术联想。我还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词做了改动：“问一声亲人红军，此一去西征何时才回还”，回什么啊！多少先烈都在不同阶段倒在长征路上了。乃至《我的长征》，毛泽东成为配角，我将创作视角落在红军小战士王瑞身上，他在长征中与亲人、战友生离死别的遭遇和他的成长构成了这部影片的主线。

　　长征是一段悲壮而神秘的历史，我每一次接近它都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或是激动，或是震撼，每一份感受都是迥异的。但唯一没变的是长征中红军的那份坚定不移的信念，每次都让我感动。如果没有信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可能走下来的，而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正是那么一份信仰。

　　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做有意义的事

　　记者：无论《血战台儿庄》还是《长征》，看您的电影，总能感受到一种悲壮的意蕴。

　　翟俊杰：“悲壮”是一个古典的美学概念，是一种境界。我常说我喜欢小桥流水，喜欢非常柔美的东西，但是我好像骨子里由于是当兵的出身，我更喜欢大江东去、排山倒海的气势。但从剧作到导演，都要注意细节的表现力，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老导演谢晋曾对我说过，拍片犹如双手捧水，务必十指并紧，否则这儿滴一点儿，那儿滴一点儿，整个影片的质量就滴完了。

　　记者：您与黄宗江先生是忘年交，您的性格是不是也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翟俊杰：2012年宗江同志驾鹤仙逝，他在去世之前赠送我两句诗：“纵是百年终日饮，不过三万六千天”。一个人就是天天有美酒喝，有多少财富，一百年不过活三万六千天。抓紧时间对国家、对人民，更对自己做点有益的事儿，比什么都强。宗江弥留之际，住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问他你想吃什么？他说想吃大闸蟹。我立刻打电话托南京的朋友给我空运来两篓，可医生告诉我他已经不能进食了。我不能进监护室，就在外面透过摄像头对宗江说：纵是百年终日饮，不过三万六千天！传声进去，他躺在床上乐了。他那时候都那样了，乐天派啊！

　　记者：您与谢飞、吴贻弓、黄蜀芹、吴天明等导演被归纳为第四代导演，但从您的电影观来看，您又似乎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翟俊杰：我搭上的只是年龄的末班车，我的艺术成熟期恰恰是与第五代导演集体崛起的时间重合在一起的。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去北京电影学院编导进修班学习了一年半。我要充电，除了斯坦尼，还得研究研究法斯宾德、安东尼奥尼，黑泽明，以及费里尼、德西卡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左岸派和新浪潮是怎么回事，我要搞明白。黄宗江、谢晋、严寄洲、孙道临这一代大师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我也和第五代导演的那种创新的话语叙事、表意造型等等有所契合与重叠。一句话：继承、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