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初创期的有益探索

——关于未名社的诗歌创作

　　未名社主要以其文学翻译为人瞩目，在创作方面也以小说、散文而为人谈论较多，其诗歌创作似乎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如果认真地对其诗歌作品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其诗歌创作并非是不重要的，其中可谈论的话题并不少，许多问题到现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展开。

　　未名社存续的19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初正处于中国新文学的起步阶段，其时距离中国新诗之面世也仅仅10年左右的光景。如果从“年龄”来看，这一时期的新诗毫无疑问还属于“婴幼儿”，远未成熟，更谈不上到达巅峰，其幼稚、肤浅、粗糙自是不可避免，然而，也正因其未定型，“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保持了旺盛的活力与创造性，其所包含的异质性因素和可能性反而更多。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诗歌语言、诗歌形式等方面，未名社同人的探索都较有成效，开辟了诗歌发展新的路向，一些作品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诗歌史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

　　未名社中进行诗歌写作的主要是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三人，这三人在未名社成立时都只是20出头的年轻人，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写作上都还属于起步阶段，加之从事的是属于新生事物的“新文学”和“新诗”写作，其写作不可能不带有青春期、实验性的特征。就写作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与个人的经历、情感、内心结合比较紧密，有感而发，抒情性较强，这其中爱情诗自是不可缺少的。同时，由于身处乱世，革命、变革、解放等的时代呼声对于他们不可能没有影响，“革命”的时代性主题在他们的诗中也经常出现。故而，“革命”与“爱情”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们书写的主题，如果借用郁达夫的话，也可以说“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构成了其写作的主要内容，这两种“苦闷”统一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以及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向往。

　　鲁迅虽然应该说也属于未名社的成员，但与其他几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同，他在文坛已经属于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未名社中担当的也大致属于精神导师的角色。相比较之下，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等的处境无疑要困难得多，无论是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学地位等方面都属于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面临着方方面面的不利局面和压力。就诗歌所表达的情绪而言，他们的作品不约而同流露的是孤独、痛苦、悲哀、苦闷、绝望、彷徨、忧郁等，这大概也是属于那个时代青年的“典型情绪”。韦丛芜在《荒坡上的歌者》中写道：“我仿佛是一个站在荒坡上的歌者，/在黑夜里，在阴风里，/没有调子，没有听众，没有希望，/歌唱黑暗，冷与悲苦。……”他在《哀辞》中如此写“孤寂”：“多少奇花，/开而又落；/多少妙人，/虽死如活；//死者生者，/两地相忆；/哀此宇宙，/充满孤寂。”韦素园的诗则更是悲苦、凄清，他因病长时间卧床不起，心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在《〈黄花集〉序》中曾说：“我自去岁一月卧病，到此刻已经是将近两年的时光了。在这其间，深觉以前过的生活是如何凌乱，空虚，无聊，生命是如何毫无惋惜似地，无益地，静静地向前过去了。”类似情绪在其诗中也多有表现，《睡时》写道：“唉，唉，病了这么许久，/想知道一点关于病的消息，/想是这样徒然的。/哦，人生，人生！唉！空虚，空虚！”近乎悲叹。在《白色的丁香》中，则触景伤情，由“丁香”写到自己：“啊，去年的今日，/我曾在这花前细想：/倘若我一朝能将病魔却去，/我定要园丁般的来将你培养。//可惜我今年仍和去年一样，/你，经过了严冬，又寂寞地在这里开放。/这样枯瘦是你的命运么？——/丁香，我可怜你不幸地来到世上。”这与其说是感慨丁香的命运，不如说是哀叹自己的命运多舛时运不济。在写作此诗之后的第3年(1932年)，他病逝于北京，年仅30岁。台静农的诗同样充满“虚空”、“酸辛和凄楚”：“请你不要吝惜/宝刀和毒药的施与；我不愿再说欢欣/因为我的欢欣都交付在这虚空里！//请你不要记忆/酸辛和凄楚的过去；/我不愿再有将来/因为我的将来已然如同我的过去！”(《请你》)，正如他在《梦的记言》中所言：“我生息于这古老的城堡中，一无所有的，除了荒凉和寂寞。”与之类似，他在自评《负伤的鸟》时写道：“感于朦胧的爱情，踏空的现实，闪烁的光明又捉摸不住，于是沉郁、绝望。”这确实道出了那一时期他自己以及许多年轻人的心理感受，具有普遍性，因而也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正如著名作家歌德所言“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20多岁正是“恋爱的季节”，哪怕身逢乱世，哪怕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他们仍热烈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有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与向往，这其实也代表了对“另一个自我”、“另一种生活”的想象。台静农的《狱中见落花》《因为我是爱你》、韦丛芜的《密封的素简》《黑衣的人》等之中均包含了对爱情的憧憬与书写。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应该是韦丛芜的长诗《君山》，这部共40节、长达600余行的作品一度是当时中国最长的叙事长诗。《君山》有一定的自叙传色彩，写主人公与山女、白水一男二女的恋爱故事，全诗写得真实、细腻，缠绵悱恻。沈从文在《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中曾评价道：“韦丛芜的《君山》写故事诗明白婉约，清丽动人，且是中国最长之叙事抒情诗。”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也说过一段著名的评语：“(未名社)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这些都显示了长诗《君山》的特色，以及其在当时诗歌创作中的位置。

　　巨变的时代、逼仄的现实生活、身处社会底层、挣扎于社会夹缝寻求光明……未名社的这群年轻人不太可能做象牙塔里面“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而更大程度上是“为人生”、重视文学作品的现实功用的。时代性、现实性的主题内容在他们的诗歌中同样得到了较为丰富、深入的呈现，他们的诗歌是向现实敞开的，是普罗大众而非精英、小众的。1926年3月18日，北洋段祺瑞政府屠杀请愿群众，造成数十人死亡200余人受伤，被称为“三一八惨案”。韦丛芜写了两首相关题材的诗，《我披着血衣爬过寥阔的街心》写的是事件发生时的“实景”：“在伤亡的堆中，我左臂下压着一个血流满面的少年，右臂下压着一个侧身挣扎着的黄衣的女生。/左臂下的死身已硬；右臂下发出哀绝的‘莫要压我！’的声音。”《我踯躅，踯躅，有如幽魂》的内容则是“记‘三一八’屠杀之次日的雪中行”，诗中写道：“阴风惨惨地吹，/细雪纷纷地落，/这屠杀后的古都，/埋葬在死的恐怖。//繁华的哈德门大街，/此刻已无车马驰奔；/我，血衣依旧在身，/踯躅，踯躅，有如幽魂。//消不了的是生的苦恼，/治不好的是世纪的病。”当然，即使是写时代性的“大事件”，写外在的现实主题，他们也从不曾脱离“自我”，不曾与内心的情感、内心的真实相分离。正如韦丛芜在《〈荒坡上的歌者〉序》中所说：“或者是一个命定的‘歌者’罢，虽然是站在‘荒坡上的’。受不了爱的痛苦，便要呻吟；感到心境日非与身体日弱，便哀咏失去的昼春；亲尝人世的辛酸，便唱出‘生’的挽歌；震惊于都市的变乱，便奏起悲凄的调子；甚而至于熟人的病死，有时也写几句哀词。而且忧伤的情调充塞这所有的诗歌；我想，这都不过是生活于离乱时代的一个孤寂的灵魂的自白罢了。”这种“孤寂的灵魂的自白”可谓是未名社诗人创作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其诗歌写作的出发点，保证了其诗歌写作的真挚性、有效性。

　　二

　　未名社的诗歌创作在语言与形式等方面也具有一些自身独具的特质，能够为我们考察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与可能提供一种参照。就诗歌语言方面而言，作为新诗语言载体的“现代汉语”在这一时期同样处于初创、未定型的阶段。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成熟”、“幼稚”的成分，当然同时也可能是最具想象力、最少约束和负担的。这一时期的诗歌语言正处于转型的阶段，其中既包含了较多古代汉语的成分，也包含了大量西方、欧化的语言成分，更有在转折过程中所滋生、容留、藏匿的一些临时性、“不规范”的语言成分。这种“不规范”可能存在问题与缺陷，但也可能是活力与创造性的源泉。未名社的诗歌有着新诗早期比较常见的不够凝练、“散文化”、内涵简单、诗味不足等的问题，这是当时新诗的普遍性问题，与尚未找到较好的语言方式不无关联。比如在下面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与此前和此后的表达习惯都一样的表述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清晰显现了语言变革的转型特征，比如台静农的《因为我是爱你》：“因为我是爱你，/不愿将悲伤的，空虚的，/存留在你的心里！”“是这样的凄风，是这样墨墨的冬夜，/毁灭以无底的锁钥，/将这负伤的，不幸的，/锁系在无生的监里，/因为我的爱你！”又如韦素园的《乡人与山雀》：“清晨醒来，远远的枪声响了。/昨晚乡人的面貌在我脑中一闪便即经过。/我此刻只想到山雀的苦恼，/我悲哀地想到山雀的命运定了。/我想这遭难的许是最年青的一个，/我想他许是恋着另一只美丽的山雀，/我想他许是正对这山雀唱迷情的恋歌，/不然，他可以避免了这无情的灾祸。/哦，春天来了，绿树荫里/正可营起百鸟的爱的欢乐！/但是事实却是这样排定了，/‘司生命的神！’我要问你：‘这为什么？’”这其中诸如“因为我是爱你”、“因为我的爱你”、“司生命的神”、“这为什么”等的表述如果从日后更为成熟、稳定的现代汉语语言规范来说，大致是“不规范”甚至不无错误嫌疑的，而我们今日重读这些作品会发现其实许多的表述别有趣味，汉语的表达存在着另外一种方式。就语言表达来讲，其实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更多是一种约定俗成，这些诗歌有助于我们理解、想象与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可能性空间。

　　即使是在这样的现代汉语“咿呀学语”的初期，许多的诗歌作品也写得极具美感，显现了汉语之美丽、优雅。这里面既有对于古代汉语、古典诗歌美学的承继，同时也有对于现代汉语和现代诗歌美学的开拓与探索。略具两例：“羞惭在我的脸上浮泛，/我的心头燃烧着新的通感；/我低头勉把幽思葬起，/微听得林外的群星叹息。”“白日喧嚣，/我但觉得寂寥；/深夜静幽，/我却心烦意扰。//暮春的群魔，/伤心地四野哀叫；/我心的魔呵，/却叫也叫不成调。”(韦丛芜《君山》)；“我低眼看身上的鸟影，/举眼看檐前的飞禽，/转眼间鸟儿带影飞去，/哦，我眼前院中怎么耸着一个黑影！/不错，月光下看得还很分明，/她是谁？我似乎还记得清。/看，那乌黑的丝发/那发亮的云鬓/那苍白的脸孔/那紧闭的双唇，/那深黑的衣裙，/看，月光下何等地娉婷！”(韦丛芜《黑衣的人》)。其中许多的表述方式固然并不常见，而其中体现的美学韵致却是非常独特、别处所无的。如果我们联系此后高度规范化(其实是被高度政治化)的现代汉语发展状况来看，应该看到现代汉语此后的发展是一种窄化和格式化，它固然更为成熟与稳定，但是也付出了代价，变得弹性与活力不足，更为僵硬与单一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而在诗歌的形式上，未名社的创作也值得分析。他们的写作大致属于自由诗，打破了传统诗歌在形式方面的重重束缚，韦丛芜在《惠特曼自由诗两首》的“附记”中曾谈到过当时诗歌形式方面的状况：“我们的从未开过盛花的新诗坛上，岂不是早就有一部分人在不住加紧地自己缚着自己的手，彼此互相竞争着，标榜着，看看到底谁缚得紧些，整齐些么？惠特曼的自由诗之类大概还有介绍的必要罢，虽然有用与否是问题。”这种“自由”的追求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自由”一定程度上确是与“散漫”相联系的，当时的许多诗歌在形式方面过于随意、不重经营，造成了诗歌的芜杂、散文化、诗意不足等问题。而未名社在这方面有其独特追求，他们的写作固然很自由，但并非毫无规约、全然无序，而是有着明显的形式意识和明确的形式追求。在建行、分节、节奏、押韵等方面均比较考究，注重“节制”与“纪律”，这对于新诗的快速成熟也是有帮助的。

　　未名社的诗歌创作总的来看在内容与形式、语言与观念等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其多方位的探索在新诗初创期是有益、有效的，其作品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有其价值与意义，在诗歌史上是不应被遗忘的，其所积累的艺术经验也成为了此后诗歌继续前进的基石。鲁迅曾在《忆韦素园君》中说：“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倘将谈论对象的韦素园换作未名社，上面的话大致也是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