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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社的成立与鲁迅的期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3月21日11:07 来源:中国作家网 胡明贵
《未名》创刊号《未名》创刊号

  对于未名社的成立,鲁迅在《忆韦素园君》里有过一段生动具体的回忆: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刊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据此,人们将“出版者与读者不喜欢翻译书”作为鲁迅等人为便于自己刊登、出版翻译作品而成立未名社的原因。实际这只是原因之一,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鲁迅的批判期待——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这一点在鲁迅关于未名社发行《莽原》期刊时说得很清楚:“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但是当时的文坛现状令鲁迅十分不满意,1933年鲁迅应上海天马书店约请编辑《鲁迅自选集》,在《自选集自序》里对当时文坛的失望与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线中的伙伴还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触感,就写一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比较齐整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谓记述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想也似乎比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愿以后不再这模样”,那么他希望以后的文坛是什么模样呢?1926年8月他离京南下,辗转于厦门、广州,并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厦门国学院风波、广州中山大学清党事件等高校经历与痛苦记忆叠加在一起,使鲁迅到上海后不愿再做职业教师,而打算当一个自由撰稿人,同路人偕同作战,使文学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这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初衷,也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所以他对文学“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职责一直耿耿不忘。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办《莽原》的目的:“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为止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在《新青年》周围曾经凝聚过一批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西方文明视角透视中国问题,对中国传统文明与社会进行过猛烈揭批,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但“五四”后《新青年》队伍分化,原有的编辑同人圈子解散,尤其是陈独秀离开北京,《新青年》编辑部也移至上海,大批同人南下,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统一战线分崩离析。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虽曾喧嚣一时,但过后的中国现状却并未见根本起色,“政象”也未稍稍改善,所以鲁迅一直在寻找新的战友,希望能联合起来继续对旧文明进行抨击,根除中国人的“坏根性”。

  对旧思想、旧习惯加以攻击,对中国国民的“坏根性”加以破坏,这是鲁迅一贯坚持的启蒙立场,也是他一直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鲁迅的深刻之处,是他看到了暴力革命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旧文明对国民性根深蒂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对国民性进行改造,那么中国社会革命势必会陷入“阿Q式”革命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的动荡混乱将不会终止,中国民众的苦难也将永无止境。所以他对“阿Q式”的革命有着深刻的忧虑。因此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情结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难以释怀,他曾多次向许广平透露过这种心迹。但《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解体后,中国文坛对旧文明批判一时陷入疲软状态。

  鲁迅早年受尼采超人哲学影响较深,但他不是全盘接受尼采超人思想(尼采的“超人”是驾驭“奴役”百姓的寡头,鲁迅的“超人”是引导大众获得解放的先驱),而是看中超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重估一切价值”精神。尼采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强烈不满,因此宣扬强力的个人意志,“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强烈抨击现有的宗教、道德、法律,要求“毁灭老的价值和标榜”,重新估价一切。同样,鲁迅也希望中国出现尼采的超人般“先觉善斗之士”,敢于“抗时俗”“排众数”坚持“己见”,具有“刚毅不挠”和“勇猛奋斗之才”,重估中国一切旧文明、旧道德的价值,“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立足于风俗习惯改革社会的愿望。他还将改革风俗习惯看作是中国革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因此身体力行,一马当先地展开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思想、文化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不仅在“五四”时期如此,20世纪30年代对旧思想、旧习惯的批判也毫不放手。他的杂文是投枪、匕首,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权者的专制统治。前期杂文主要抨击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残暴,后期的社会批评针对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的专制黑暗,从一系列血腥屠杀到查禁文学作品、捣毁书店等流氓手段,从“推行新生活”运动到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屈辱投降政策,都进行了尖锐的揭批。如《答有恒先生》《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友邦惊诧”论》《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都是直接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名篇。

  鲁迅杂文尤其集中批判了中国旧文明所形成的思想习惯,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入手,来挖掘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不平等关系的根源,大声疾呼人的自由和解放。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李生等辈,若用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对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进行攻击,使他既对中国奴役关系下最底层、命运最悲惨的人物,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也无情解剖他们身上存在的劣根。

  因此,在《新青年》同人走散,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他仍然希望能组织一个类似于《新青年》队伍的新团体,对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进行攻击。他非常欣赏那些“无不刚健不挠,报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旧俗”的诗人的作品。他积极为叶紫、萧军、萧红、柔石、白莽等人的作品写序言,向社会推荐那些刚健有力的“抗时俗”、“排众数”作品。他称赞萧军《八月的乡村》为“于‘心的征服’有碍”的好书,“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他给萧红的《生死场》作序,认为这部作品虽“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能搅乱不甘做奴才的读者的心。他将叶紫的《丰收》看作是“战斗的文学”,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称誉白莾的《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的憎的丰碑”。

  从鲁迅自己的作品及他评判别人的作品来看,他推崇的是“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战斗的力的文学,他欣赏的是具有“力抗俗”超人意志和“绝望奋战”精神的摩罗诗人。但是到上海后,一些革命作家与文学联盟的作为让他感到失望。“在左翼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溪,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所谓从“大处着眼”,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里表述得非常清楚,就是“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鉴于旧势力、旧习惯的顽固情况,他提倡要“造出大群的新战士”对它们进行“韧”的战斗。

  总之,鲁迅心目中的“真正的文学家”是非功利的,他们具有前瞻的批判眼光,背负时代使命,富有坚强不屈的批判意识和战斗精神,因而他们只能出现在革命前而不会出现在革命中或革命后。因为文学常与社会和政治起冲突,文学家因为比较敏感,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天性,常常感到社会的压迫和黑暗,因而常常不自觉地要起来说话,“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文学家的命运之所以悲哀,是因为他永远走在社会革命的前头,革命中没有革命文学,“正在革命,那有工夫做诗?”革命后也没有革命文学,因为“革命成功以后,空闲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这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等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所以“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文学有的命运并不因为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定改变,还是到处碰钉子”。“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

  从未名社刊登或出版的论著来看,未名社基本上实现了鲁迅立社的初衷,未名社的实绩也确实达到了鲁迅的愿望:未名社翻译了一些北欧弱小的被压迫民族或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创作了一批揭露现实和批判传统文化的作品。可见,便于发表译作是鲁迅他们创办未名社的表层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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