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忠:祖先的影子（外一篇）

　　一顶软塌塌的帽子，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半个身子贴在镜框里，温和地看着我们——这就是我的祖父了，生下来就没见过他的面，每年，也只是在春节，在母亲敬神的桌子前，才可以看到他古旧的微笑。祖父是一个中医，常年挎着一个药箱，走向有病痛和呻吟的地方。方子里开出的草药，什么甘草、辛夷、桑叶、黄莲等等，都可以在村子周围的山野里采到。他悬壶济世的几十年，一直与人为善，街坊邻居都说他是个好人。

　　我的曾祖父，在村子里做点小本生意，最喜欢望着天空发呆。他天真得像个孩子，勤恳得似他养的那几头牛，他那几十年，一直想闹出个响动。他不懂什么叫元素，却像个化学家，在一间小屋里调配炸药，最后制成了鞭炮。我们村的人，逢年过节，从此不用进城去买炮了。他该是怎样的性情？做炮的人，是不是像鞭炮一样激烈？但是我错了，听说他的性情比我祖父还好。

　　因为家谱失传多年，曾祖父的父亲做过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他也许是个本分的农民，也许是个驰骋疆场的英雄——后一种身份自然是我的猜想。我一直在想，我们的祖先为什么都那么性情温和，安分守己，就不能出一个大英雄吗？但想想这是不可能的事，祖先会决定我们，而我们却不能重塑祖先。

　　再往上，又是一个什么景况？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农民，他背着手，走在自家的产业上，他的身边，有牛羊猪狗，有犁耙耩镰。他满足地看着他的土地，他的房子，还有老婆。他的老婆说不上漂亮，但能为他生儿育女，能跟着他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下田，回家做饭。这就是祖先的生活吧？也用不着找家谱了，家谱里密密麻麻记载的事迹，说到底也就是个平淡。

　　我的父亲，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走出村庄的人，但走了十多年，他又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他和我祖父一样，也是个医生，但却性情刚直，也因此，衣锦还乡与他无缘，他在一个严峻的年代给发落回了乡间。这以后，再没有离开村庄半步，一直到他短暂的人生划上了句号。乡间的天空很高，但那个年代却容不下一个正直的男人，他本来想像树一样直挺挺地活着，最后却草一样枯死。

　　我呢，肯定将是我孙子的祖先。到现在，我是我们家族走得最远的一个，也许，后人会为我写下浓重的一笔。然而，想想，我有什么？我的脚至今还沾着村庄的泥巴，常常无视城市的规则，喜欢盘腿上炕，大碗喝酒，大步走路。也像我的祖先一样，我性情温和，至多是，在小说里表达一下心中的愤怒，或者假想一次轰轰烈烈的战事。是的，虚构和想象是我的职业，就像现在，面对那轮明月，我只能抬起头，遥想我的祖先。

　　胎  记

　　记不起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

　　这也许是宿命的万有引力。

　　无论穷富，也不管贵贱，一生下来，你就逃不过地域的塑造。若说个性有源头，这源头就是你曾经的土地。这样，我们每个人就有了一种先天的标记，你不一定看得到，但却烙在你身体和灵魂的最深处。

　　你，就带着这样的标记上路了。

　　于是，我们又有了另一种搏斗。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搏斗，特别是像我这样从村庄走出来的人，也许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抹去那个标记。我后来几次考学，参加工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与故乡渐行渐远。本以为走出来了，身上的标记也不复存在了，但多少年之后，当我回过头再看，那遥远的村庄依然光芒万丈，而我的姿势则谦卑得像一株向日葵。于是我明白了，那标记其实就是胎记，一生都抹不去，也摆脱不掉。

　　我记起有次在上海站，在蚂蚁般蠕动的人群中，不经意碰上了一个人。他的声音，表情，举止，让我看到了一种熟悉的标记，我于是不加思索地和他说话，他先是一怔，但很快，手就向我伸过来。两只手握紧的一刻，我不知道他看清我了没有，而我却觉得是深入了他，甚至看到了他的前世。他的皱纹泛着我儿时那条河流的形状，他的眼眸里和皮肤上，有我经历过的风雨的味道。我忘了我们怎样松开的手，之后他又去了哪里，但是他的微笑却像一束追光，伴随了我的旅程。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背着故乡上路的。

　　我们离开了故乡，以为很轻松，以为从此得到了解脱，未曾想，在你想卸掉什么时，你其实也背上了最沉重的东西。这一点，你可能慢慢才会懂得，而有所体悟时，风尘仆仆的我们早已满面沧桑。所以，我想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行走的地域。离开了，却也把那块土地带上了。你的身上有它的温度，散发着它的味道，承载着它的草地、阳光和声音。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会在夜晚静谧的河边，或在午后热烘烘的草地上，忽然听到另一个声音的原因。这声音呼啸而来，像阳光一样嘹亮，像大雪一样铺天盖地，像村街上的堡墙一样厚实。是的，不要以为故乡是缄默的，不要以为它被你甩在了身后。要知道，缄默的，往往是最有力量的。

　　这也许就是根的追问。

　　根的深度决定了飞的高度。

　　我因此常常回过头，看自己身后那片地域。不，其实是故乡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就像我们的母亲，当你匆匆离开时，她却依着那道歪斜的木栅栏，久久地目送着你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