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紫：写作，祛除生命恐慌的药

　　东紫的本职是药剂师，她在﹃极端化﹄与﹃理想化﹄之间的精神飞翔中描摹着那些﹃小切口、大伤痛﹄。她坦言，﹃文学是最公正的，只要我们真诚地去对待它，它就会真诚地回报我们。﹄本版撰稿记者张晓媛

　　简介

　　本名戚慧贞，创作长篇《好日子就要来了》及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若干。出版中篇小说集《天涯近》、《被复习的爱情》、《白猫》。曾荣获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泰山文艺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等奖项。

　　通过小切口寻找大疼痛

　　尽管在写作方面成就斐然，但东紫坦言，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成名——对她来说没有这个概念。她表示，只是有那么几个作品处理得好一些，得到了一些老师的肯定和读者的喜欢而已。在她眼中，所谓的成就、获奖等，其实跟作品本身、作者创作没有直接关系，那是作品完成后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使这一部作品反响再好、获奖再大，也依然抵消不了创作下一部作品时，孤军奋战的艰辛、孤独甚或恐慌。当然，获奖等在一定程度上——特别对我这种正在努力成长的写作者而言，还是有很大益处的——会增加写作的信心，会感受到被别人关注的温暖，这些对坚持文学创作都是有帮助的。”

　　山东商报：您将自己的文学道路分为爱好和执着两个部分？

　　东紫：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读初中，那是个诗社在祖国大地上处处盛开的年代，我的语文老师王世联是农民诗社《山地》的主编，社长张荣山去听他讲课时和我“同桌”，作为主编的得意弟子和“社长的同桌”，我荣幸地成为他们诗社的帮工——帮着刻板、油印、装订，目睹了诗歌带给他们的快乐、分享、友谊、爱情……那一切，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既新奇又魔力无穷。我刻着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闻着文字散发出的神秘气息，就这样爱上了文学。偶尔，也学着老师的样子写点什么。偶尔写点什么，是我2000年之前的“爱好”状态；之后，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中只有写作是相对优质的一部分，意识到不认真地对待文学就等于不认真地对待生命时，才开始“执着”的阶段。

　　山东商报：女作家的身份，对创作方面有何影响？

　　东紫：作为女作家，我深刻地认识到——每一位女作家都特别不容易，我们为坚持文学创作往往比男性作家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坚守。所以，我在看女作家的作品或看她本人时，常常是心里充满了疼惜。不说别的方面，就家庭中的角色来说，我们都知道一个母亲的付出和担当是可歌可泣的，何况我们还要挤出精力和心血来兼顾作家的角色。就我个人来说，虽说2000年后进入“执着”阶段，其实也只是在理念上觉得这辈子要和文学纠缠到底，但在实际行动上是拿不出足够多的精力来对待。我在山东中医药大学二附院工作，周一到周五要上班，周六要带孩子，只有清净的周日——孩子没有感冒发烧、家中没有急需打理的家务时，才属于我的文学创作。这也是我作品少的一个原因，一个自我宽解自我原谅的借口。

　　山东商报：三十而立时有过恐慌，现在呢？

　　东紫：说实在的，恐慌感一直都存在着，只是某个阶段强烈些某个阶段相对弱一些罢了。接近三十岁的时候，是特别恐慌了一阵，甚至到了轻微抑郁症的地步——那时，面对三十而立的古训，检看自己的生命，发现自己一事无成，一无是处——曾经还算光鲜的容颜开始衰老，曾经缤纷的梦想都仅仅是个梦，世俗的压力逼迫你不得不说服自己去平凡，平常，平庸，去走母亲走过的路——结婚生子操持家务——这时却发现自己在婚恋的市场上并不受欢迎……那真叫一个郁闷恐慌。因为文学，熬过了那个阶段。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恐慌感淡了下去——写作成了安慰生命恐慌的理由——我不是一事无成，我在坚持写作呢。现在，恐慌感又强烈很多，因为意识到人到中年依然没有把自己热爱的写作做好，意识到再不努力就会因为衰老、病痛等原因影响写作。

　　谈及成为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后的感受，东紫坦言，觉得写作不再绝对是个人孤独的事情了。“有一个组织，有一帮人，在关注你，关怀你，在盼望你写得好，活得好。这种感觉很温暖人。

　　山东商报：去年8月底的图博会中国作家馆“山东主宾省”活动中，您曾代表山东作家发言，当时谈到“文学是最公正的，只要我们真诚地去对待它，它就会真诚的回报我们。”

　　东紫：这种回报，不仅仅是作品得到了发表、赞扬，它最大的回报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撑——因为它，我们生命中所遭遇所承受的一切不公、不幸、屈辱、挫折等等，都能成为可利用的材料，成为写作时深入描写人物生命体验的直接经验。由此，写作成为我们日常的保健理疗师，把那些容易导致人气滞血瘀的东西，进行了排解转化。

　　山东商报：您药师的工作身份，对于写作来说提供了灵感还是束缚了写作的自由和时间？

　　东紫：在医院工作，虽然很忙碌，但它毕竟是一个救治生命的场所，把身心健康和不健康的人集合到同一个空间里，使得我有了更丰富的观察和体验。这也是我的作品能够有“小切口，大疼痛”(李掖平老师评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用来深入耕种的自留地，医院就是我的那块自留地。在这里，我也想借此机会向那些多年来理解我支持我的医院领导和同事们表示感谢，每每有作家朋友谈到在单位里不敢让人知道自己写作——怕领导对其有看法时，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山东商报：听说您刚写完中篇《母鸡小史》，写作的动因是什么？

　　东紫：听到了一个孤寡老太养鸡，鸡屡遭偷窃的事，这让我意识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个老太太的形象也让我很心疼，就决定创作一个小说，希望通过这个小说让读到它的人有所感触有所感动有所思考甚至有所行动吧。

　　山东商报：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东紫：要看自己的时间，如果能有比较整的时间，我希望能写那个早已做好了功课的长篇，就因为时间短缺才迟迟不敢动笔。

　　“评”说

　　胡平(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东紫的小说笔力锐利，常刺入人性中薄弱的间隙，但笔调又是间离和幽默的，不断以喜剧的色泽冲淡悲剧的压抑，从中获得一种奇特的修辞效果。东紫对人性的观察是全面的、健康的，而不是褊狭和极端的，这种观察也造成了她的创作的敦厚气质。

　　李掖平(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东紫的小说擅长在人性的善恶复杂纠结下，在生活的尴尬无奈中，在感情的微妙边缘处，描写个体生命悲欢离合的遭遇，拿捏其灵魂深处的伤痛，文字时而犀利冷峭时而缠绵悱恻，摇曳出一种迷人的风情。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东紫作品中对人性的复杂性的展现，我觉得在当代作家中是非常独特的。作品语言描写细致入微，体验非常独到。这种对语言的能力和这种思想的深刻程度，使东紫在70后作家中能够脱颖而出。

　　马兵(山东大学副教授)：东紫的所有小说都可以用她的一个小说的名字《显微镜》来命名。所谓“显微镜”就是把人放在一个极端的情境中，把人性无限地放大，借此来考察人性的多元和复杂。

　　房伟(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东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作家。她前期有一些非常先锋化的作品，之后在创作中可能有一个自我调整，使日常化、女性体验和她的这种哲学深度相结合，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人文体验。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刀锋上的舞蹈”。

　　赵月斌(省作协一级作家)：东紫的小说有一种强烈的侦探意味，很吊人胃口，又很好玩，能让你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东紫把这种侦探模式引入所谓严肃文学，可以说是她的高明之处，她懂得把小说写得迷局重重，扣人心弦。

　　她写

　　白猫一动不动。我突然想起五年前母亲临终的时刻。那也是个深夜，我孤独地守在她的病床前，眼睁睁地看着她一点一点地衰亡。远离。我被无能为力的悲哀控制了，看着自己的双手痛哭不已。年富力强的它们竟然成为了一种摆设，丝毫没有用处。幼年的时候，弱小的它们都能牢牢地拽住妈妈的衣角呀。我抚摸着白猫，生怕在抬手的霎那间丢失了它的呼吸。这一刻，我重新记起了守在亲人病床前的强烈感觉——渴望着那呼吸是有形的，是能够用手牵拽住的。渴望人和死神之间是有绳索的，是能够由亲人组成队伍力拔的。但是，生命在危机的时刻总是孤独的。孤独地抗争。——《白猫》

　　她看着那个无法伸展成叶片的芽苞，那树林一样拥挤着拼命消散自身的颜色博取别人一声喝彩的短暂，想到那其实就是一个个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没有两只水袖的女人。或许水袖是有两只的，但舞动的只能是一只。另一只必须是紧握着的，是永远不能顺应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抛撒舞动的。——《春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