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我的翻译生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

《高窗》，钱德勒著，新星出版社，傅惟慈译，2008年5月

《牌戏人生》傅惟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6月

傅惟慈部分译作

2005年在傅惟慈在德国魏玛歌德、席勒像前。

　　著名文学翻译家，还自称“一个收集癖患者”，在钱币收藏方面独有心得，他同时作为一位旅游和摄影爱好者，作品被行内人所称许。他的一生充满传奇。1923年生于哈尔滨，曾求学于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等，以国民党青年军身份参加抗日战争，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讲授语言、文学课；上世纪80年代赴德国、英国教学。主要译作有(德)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德)托玛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德)亨利希·曼《臣仆》，(德)毕希纳《丹东之死》，(英)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美)钱德勒《高窗》等。

　　傅惟慈是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50多年来的翻译有口皆碑。

　　他精通英、德、俄等多国语言，译介包括匈牙利、波兰、德国、奥地利、希腊、英国、美国等多国文学精品30余部，达三四百万字。不久前，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他所译格林的《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新星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译钱德勒的《高窗》《长眠不醒》。傅惟慈说他一直有两个梦想：一是做个作家，二是做个流浪汉。最近，他的作品集《牌戏人生》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他自我创作作品的第一次结集，该书包括了他的回忆性文字、名著的序跋、旅游文字以及收藏心得，其文字发自内心，富有情致，文化含量很高。近日他接受本报专访，畅谈了他翻译生涯的历史与甘苦，经历过的时代变迁，以及他的人生哲学——

　　“我的翻译生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

　　高立志：傅先生，看你刚刚出版的新书《牌戏人生》，我发现其实你的身份很多：教师、翻译家、钱币收藏家、旅游爱好者、摄影爱好者等等。不过最近因为“格林文集”、“钱德勒侦破小说”的出版，大家还是更关心你作为翻译家的一面。翻译这个职业，一度是很冷的，今天不再冷了，一些高校设立了翻译学系，甚至个别的有了博士点。但图书翻译的质量并没有因此提高多少，鱼龙混杂，不久前还有一桩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丛书的抄袭案呢。今天想让你谈谈你的翻译生涯，来告诉我们一些翻译的历史。

　　傅惟慈：如果你全部阅览了《牌戏人生》，就知道我的翻译折射了我个人的人生哲学。对于我来说，翻译是一种游戏，也是一个实验，一种寻求，或者说丰富人生的方法之一。当然，我翻译的生涯，也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的。

　　高立志：我参加过一次你和读者的交流座谈会，当时你把自己的翻译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遵命翻译、经典文学作品翻译、趣味性的文学作品翻译。我觉得这思路很清晰。

　　傅惟慈：遵命翻译，我编的一个词，是袭用鲁迅所谓的“遵命文学”。建国初期，我们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文学、亚非拉第三世界文学和一些小国的文学成就，你看看那个时候的书目，或者看看那时候的《世界文学》就知道了。

　　高立志：我注意到你在这个时期(上世纪50年代)的代表性译作是匈牙利作品小说《战斗的洗礼》、歌剧《小花牛》，以及波兰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道路》。

　　傅惟慈：是的，你看看这些作品的书名就会明白其倾向性和时代性。《战斗的洗礼》是我最早出版的部头较大的译著，从俄语转译的，出版于1954年11月。这本书出版后我送给了一个老朋友王效伯，他对天主教很有研究，提了二十几条不合天主教习惯的用语。这些不准确的用语大大破坏了原作气氛。由此，我深深地理解到“翻译家必须是杂家”，但术业有专攻，来不得马虎，翻译不得不勤于查工具书，勤于向专家请教。歌剧《小花牛》则是从德语翻译的。《一个人的道路》则是这个阶段我部头最大的翻译，43万字多，1959年出版的。

　　不过，《一个人的道路》让我花了这么大功夫，我觉得有些不太值得，因为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那么高。我想把自己的经历投入到更值得投入的地方。这时候，我决心去翻译德语经典文学。

　　“我们要把200部经典作品都迻译到中国来”

　　高立志：你第二阶段的翻译成就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亨利希·曼的《臣仆》。你和这两部作品究竟是如何结缘的？

　　傅惟慈：大概1954到1956年间，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周扬邀郭沫若、钱钟书、卞之琳、罗念生、冯至、闻家驷、叶水夫等一大批外国文学专家确定了200部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这是一个工程，我们要把这200部经典作品都迻译到中国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个名单给我看，问有没有我愿意翻译的。这个名单中包括德语文学12部，像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强盗》，还包括后来田德望先生翻译的《绿衣亨利》。在我印象里20世纪的德语文学就是曼兄弟的这两部。我知道《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文学史地位，也看过该作品的德语版，很喜欢，于是就抱着自我挑战的心态，先接下这个大部头。

　　高立志：《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翻译花了你多长时间？

　　傅惟慈：我1955、1956年先看了德文版的，1957年动笔，1959年译完交稿，我这里还存有第一版，你看看版权页，1962年12月出版，首印13500册。

　　高立志：这中间政治运动并不少，你当时的职业是什么？怎么有大块的时间来做翻译呢？

　　傅惟慈：这就说来话长了。我1950年从北大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就是教汉语。当时清华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开设留学生汉语班的，公开招聘老师。当时外语人才很缺，我通过了考试，又因为学生时代参加抗日、参加过党的一些地下工作，政审过关，所以就进入了清华大学教书。后来院系合并，这个专业被并入北京大学，于是我到我的母校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不过我越来越被德国文学所吸引，1956年就去找冯至先生，看是否可以调到德语系工作。大学时代，我选修过德语，听过冯至先生讲解浮士德的课程，冯先生对我有印象，很高兴我转过来。当时我的上司是一位华侨，不同意放我走，但他很开通，说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我可以做一些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后来他很爱护我，在职称评审等方面都给了我方便，使我可以集中精力做工作。

　　我的本职工作，教汉语编教材，对我来说太轻松，所以自己能够挤出不少时间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翻译。1958年大跃进，我一度翻译不下去了，下乡劳动还耽搁半年。这让我回来后更加珍惜时间，但真有顶不住的感觉，于是找一位精于德语的熟人来合作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他开始是欣然同意，但不久人家权衡形势，最后为了不影响“进步”，拒绝接受我的“精神污染”，拒绝走“白专道路”(严酷的年代里，这属于立功；不过文革后他还是回到了德语文化研究的岗位)。我必须自己独自支撑。还好，我熬过来了。

　　翻译过程中，我正在教一些德国人汉语，他们给我很大帮助。还有我当时同屋的外教也是德国人，正在研究老舍，我俩互相帮助，我给他讲老舍，他给我就托马斯·曼答疑解惑。最后，我把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却一时找不到可以核对德语原文的合适的审校，就让一位英文出身的专家审读，也便没提出什么问题来。该书如期出版了，但让我不能心服的是：有人贬低我是从英文转译的。于是我决心再翻译一部德语名著。

　　高立志：这促成了《臣仆》的翻译？

　　傅惟慈：是啊，因为亨利希·曼在英美文学界不大被认可，当时他的《臣仆》没有英文本。我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后，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肯，他们拿来关于《臣仆》第一部分的别人的试译稿让我把把关。我对照了德语原文，没有发现什么错误。但是总觉得翻译的文学性不够，于是我把它完全重译一遍，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对照两个试译本后，决定让我来翻译。

　　高立志：你翻译《臣仆》和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有什么不同的体会？

　　傅惟慈：我接译《臣仆》的时候，先去请教冯至先生。他说：亨利希·曼，也许没有他兄弟名气大，但就对现实的把握、对诸社会问题的深层分析而言，亨利希甚至还超过托马斯·曼。冯先生综合意思大概是，这本书是很难翻的，你估量着办。那时我刚40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臣仆》这本书，写得真好，它对法西斯上台的社会基础的剖析与描绘非常有见地。可惜现在大家不大读它了。亨利希·曼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远比不上他弟弟。其实他在德语文学界地位高得很，他的《垃圾教授》《亨利四世》都是经典名篇。

　　高立志：在当时《臣仆》的命运又怎么样呢？

　　傅惟慈：政治运动实在太复杂了，我翻译《臣仆》过程中也曾经希望另一个朋友合作，赶赶进度，但那个朋友迫于政治压力也最终放弃了。断断续续地，我一个人才译完这本书就到1965年了，稿子被李文俊君取走，先在《世界文学》上选载一部分，此后书稿一直放在《世界文学》编辑部，文革中没有丢失，实在万幸。这书文革后才得以见到天日，一压就是10多年。

　　“翻译是很锻炼人的智力游戏”

　　高立志：是不是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解冻以来，你开始进入了翻译的第三个阶段？你终于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作品翻译了，当时为什么首选格雷厄姆·格林呢？

　　傅惟慈：文革前两年，我被打入另册，失去登台讲课的资格，被安排到北京语言学院资料室打杂，每天整理材料，分发报纸。这个资料室结果成了我的精神避难所。因为当时我们学校从英国聘来一位叫威尔金逊的年轻外教，他带来上

　　百本企鹅丛书。这些书由我登记上架，供教师借阅，当然我还要负责看看书中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内容。这批书绝大部分都是英国现当代文学，我记得有弗吉尼亚·伍尔夫、S。毛姆、E.M。福斯特、多丽丝·莱辛、约翰·韦恩……许许多多的文学杰作呈现在我的眼前，什么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像一道道珍馐奇馔供我品尝。当时政治口号喊得山响，而我在这些书中找到了一小片宁静的天地，正像格林比喻的：在旋风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

　　威尔金逊带来的书中，格林的就有五六本，包括《问题的核心》《一支出卖的枪》。《问题的核心》讲述了一名正直善良的警察专员，怎么为残酷的现实无情拨弄，最后自杀身死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中表达的激愤和悲悯，震撼了我，我不能不联系到自己的处境：生活到处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也迟早要跌进去。主人公那种走投无路的痛苦让我感同身受。

　　后来我到干校木工厂当木工，同住的师傅每晚回家，我有机会一个人在灯光下反复阅读《问题的核心》。这本书语言简练、朴实无华，却很有力量；不时流露出诙谐和机巧，同我过去翻译的充满框架结构的沉重德语不同，让我这个翻译匠，出于习惯，不由得捉摸把这些极具特色的表述方式用中文贴切表达，这是很锻炼人的智力游戏。

　　高立志：你在《牌戏人生》的这篇文章里说：翻译，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文字的转换、排列与组合，但这一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的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多么奇妙的世界！……偶然间，我还会被大师的一个思想火花击中，我浑身震颤，眼前掠过一道耀眼的光辉。我感到惊奇，人居然能有这样高度智慧，而我生活的现实为什么那么平凡乏味？”

　　傅惟慈：我翻译《问题的核心》的用意也大致如此。1979年我把稿子译出，被收入“当代外国文学”丛书，1980年出版，首印50000册。《问题的核心》，是我翻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这本书也是中国最早引进格林的作品之一，此前格林作品只有《一个沉静的美国人》在50年代被译介过来，是配合当时反美的时代形势。我喜欢格林，1981年有机会第一次走出国门，就专程拜望了这个我心仪已久的大作家，《牌戏人生》这书里有专门文章谈这个事。1986年再次拜会格林，我希望能够促成20卷“格林文集”的出版，格林欣然允诺；很遗憾，几次文化潮流的反复，让这个计划搁浅了。

　　格林自称为“消闲作品”的《一支出卖的枪》，也被我翻译出来放在我编选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集”的第一辑第一篇。

　　“在侦探小说中，我最欣赏的还是钱德勒”

　　高立志：你主编了“外国惊险小说集”；施咸荣主编了“外国通俗文库”，翻译阿西莫夫的《空中石子》等；冯亦代编选了《七分钟的夜》《黄狗》；董乐山翻译了勒卡雷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梅绍武和屠珍翻译福尔摩斯、哈米特。因为过去外国文学译介主要偏重经典，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我觉得可以把你们叫做“英美通俗文学研究的拓荒者”。据我所知，你们四五个人其实构成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既翻译经典作品，也译介通俗文学，甚至译介一些很先锋的现代派作品，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庄》以及冯尼格特的作品。

　　傅惟慈：还有李文俊。不过后来他主要把精力投入了福克纳的研究和译介了。我们都是好朋友，相互交换心得，切磋翻译经验。可惜啊，施咸荣、冯亦代、梅绍武都故去了。

　　高立志：《牌戏人生》中，有你怀念董乐山、冯亦代、梅绍武的文字。

　　傅惟慈：董乐山太勤奋了，他总感觉到文革浪费了大量时间要补回来，拼命工作，我就告诉他蜡烛不能两头烧，他走得太早了。冯亦代，视野开阔，夫妻合璧，成绩很大。梅绍武，那可真是好人，好人呐，不知道为什么这好人不长寿。

　　高立志：你怎么会铆上通俗文学这样一块外国文学研究的撂荒地的？

　　傅惟慈：也许是性格使然吧。你知道我从小喜欢看杂书，《牌戏人生》这本书里也说了，我自幼喜欢《子不语》、《聊斋》、《今古奇观》、《包公案》、《三侠五义》，既然能阅读外文了，肯定也很注意外国的鬼故事啊、科幻惊险类的。文革间，碰巧我还有机会阅读。因为梅绍武负责北图的原版书引进；李文俊在世界文学杂志社。我就经常从他们那里借书看，看到很多人们当时不常见的作品。

　　高立志：你所翻译的偏于通俗的作品，目前被广泛阅读的还有钱德勒。你怎么会注意到钱德勒呢？

　　傅惟慈：我看到过一个介绍，说钱钟书是第一个翻译钱德勒作品的人。我没法查证，不过据我推测不大可能。订购钱德勒的作品倒应该是钱先生圈定的，钱先生喜欢钱德勒，他的确是最早向中国介绍钱德勒的人之一。另一位理解钱德勒的学者是赵萝蕤。赵萝蕤说她在美国读书时，美国人不是把钱德勒看作通俗作家，而是视之为和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大作家，地位很高。所以，严肃通俗之分不那么重要，关键是你为什么读书？你看，我翻译偏于通俗的文学作品，但并不译那种文学价值不高的过于通俗的作品。

　　高立志：钱德勒作品的哪些特征让你爱不释手？

　　傅惟慈：吸引我的小说，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侦探的性格。我喜欢钱德勒的主人公，钱德勒和哈米特的作品都被成为硬汉派侦探小说。钱德勒的作品语言俏皮、利落，表现力强；其主人公心地善良，对弱者富有同情心；处事潇洒，你注意他在男女界限的处理上，很有男人气概。尤其这个主人公怎么自我嘲讽，他在闹市中怎么独自生活，怎么打发孤独，自己和自己下棋啊诸如此类，特别吸引我。

　　高立志：这和你的人生哲学也很像。

　　傅惟慈：是的，我认为翻译最好翻译与自己气质相近的作品。翻译，毕竟不是创作，不可能脱离原作，需要译者隐蔽自己的立场，去仔细揣摩和领会原作风格。只有趣味相投，译者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才能同情地理解其语言和人物。在侦探小说中，可读性更强，故事更离奇的作品有的是，但我最欣赏的还是钱德勒。包括我翻译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也是因为我对卢森堡的遭遇很感动，对她的人格和思想很钦佩。

　　“翻译《丹东之死》，给我一种猜谜般的乐趣”

　　高立志：在你翻译的作品当中，还有非常另类的，例如《动物农庄》、《丹东之死》。

　　傅惟慈：我译《动物农庄》，是因为董乐山的影响。我译《丹东之死》倒有些曲折。

　　毕希纳死得早，但他作为天才作家在德国文学史上是有定评的，他是最早写无产阶级的德国作家，所以翻译他的作品不犯忌。丹东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强硬，那样暴力，他的人生姿态很人性化。他的故事提醒我们革命成功后，革命者会不会腐化？无论经济还是法制、文化等方面我们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托尔斯泰曾把毕希纳的《丹东之死》译介到前苏联，这个版本又被焦菊隐转译成中文。我先注意到焦译本，很感兴趣，又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到《丹东之死》俄文本。俄文本、中文转译本和毕希纳德文原本一对照，我发现有不少差异，所以我希望把毕希纳原作的风貌直接奉献给中国读者。

　　高立志：剧本翻译要求当行本色，特别是对话很多，像《丹东之死》翻译是不是更费推敲？

　　傅惟慈：在“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午饭时间是2小时。我从不浪费这难能可贵的可以自主的2小时，便不在学校食堂吃饭，而是到就近的一架安静的小饭馆草草填填肚子，挤时间翻译《丹东之死》。因为惧怕舆论的压力，我还瞒天过海，把这本书拆散，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会小会和学习中间，觑两眼，思索着这个词、那个句子如何处理。

　　这个剧本的语言非常巧妙，很机智，但有时候非常非常俗，怎么把这极俗又极形象的语言和比喻恰到好处地用汉语表达出来，这给我一种猜谜般的乐趣。

　　高立志：你把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游戏，背后的意思是你很享受翻译。我想这就是你和当今很多翻译的区别吧。现在多是稿费高低决定翻译态度，出版社和作者都急于赶稿，翻译不要说风格迻译，就是表达准确、译文像汉语也已经不大易得了。不是恭维您，您的文字让我非常惊讶，如此雅洁明净！我认为今天也许我们外语水平在提高，但汉语水平在下降。我想问一问，您的翻译和文字风格是怎样炼成的？您受了哪些翻译家的启发？

　　傅惟慈：我这人读书杂，你问我受谁的影响很难确切来说。首先就文字风格而言，我主张一要简洁，二要言之有物。我肯定会不自觉地受到自己所译作家作品的影响，例如《童年游戏》里说“父亲是大神，是我既无法爱又不敢恨的人”，这一段叙述就隐约有《臣仆》的影子。

　　说到我所钦佩的翻译家当然很多，傅雷、汝龙都大名鼎鼎啊，还有孙用、李霁野、张谷若、满涛，他们中外文俱佳，我经常对照原文看他们是如何处理直译和意译的关系的。我一度感到自己词汇贫乏，于是就有意识地去补课。孙用先生不仅给我修改过译稿，还就诗歌翻译具体技巧给我教诲。《牌戏人生》中有一篇文章《我戴上了诗人桂冠》记着这个事。我曾应约翻译德国1848年革命诗，那时候自我支配时间太少，我就晚上上床前先背诵一首，次日上班、开会则一边默诵一边打腹稿，脑子里偶尔闪现妙词佳句，便随手记在学习的笔记本里。后来这本子不慎丢失，竟流落到系“革命”领导小组那里，我被戴上了反动诗人的桂冠。幸好，我还存有出版社约稿函、德文原版书以及孙用先生与我讨论诗歌翻译的信，事情因此才获澄清，但他们仍然找我交代反动思想：“诗虽然不是你写的，但你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没有共鸣吗？”

　　必须承认我和我翻译的作品，和我所喜欢所钦佩的作家、翻译家都是有共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