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汉学泰斗的中华情 ——忆故人勒内·艾田蒲(沈大力)

                                勒内·艾田蒲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巴黎结识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林秀清。她当时给法国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讲授《老残游记》，还参加索邦大学举办的“国际比较文 学学会”年会。招待我晚餐时，她谈到勒内·艾田蒲在年会上的演说引起轰动，自己对艾老的博学钦羡之至。那是我初次听到艾田蒲的名字，获悉他是阿拉贡一代的 老作家，著有小说《唱诗班少年》《名媛》《人体徽章》，剧本《人民公敌》，曾获“法国戏剧奖”、“圣佩韦奖”、“法兰西学院文论奖”，以及1982年的 “文学评论大奖”。他本人视名利如浮云，几度拒绝着绿装进入“法兰西文学院”。在此摩登时世，有他这种孤傲骨气的智者，六角国里实在鲜见。自此，我开始阅 读艾田蒲的一系列关于世界比较文学的著作，发现他对远东，尤其是对中国怀着极大的热忱。

　　艾田蒲原在巴黎高等师范攻读法律，1929年开始学中文。1956年，他发表了《孔子》一书。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承认新中国，艾田蒲又出版了一部汉学著作《您了解中国吗？》。无疑，他在法国是最孚众望的中国通。

　　1985年，我在巴黎斯多葛出版社发表第一部用法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延安的孩子》(中文版书名为《悬崖百合》)，被当地媒体称作“中国孩子的奥 德修纪”。小说刚一发表，艾田蒲即邀请我在拉丁区一家饭馆共进午餐。那是我头一次与他会晤，一顿饭吃了将近3个小时。席间，这位法国近代文坛秀士从自己为 法译本《金瓶梅》作序谈起，谈到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显示了老作家在中国文学与哲学方面的渊博知识。

　　法王路易十四时期，圣西门公爵在其《回忆录》中称赞中国的儒家礼法，并将之与同时代法国贵族的道德贫困相比较，彰显差异。1687年，耶稣会士 柏应礼撰写《孔子论略》，并首次在其著作封面刊印出中国先贤孔丘的肖像。到了20世纪，艾田蒲继承了法国儒学研究遗产，一跃而为欧洲最热心的儒家门徒。用 他自己的话来说：“吾为孔丘弟子！”他坦诚表示，正是按照孔子的教导，自己才觉悟到《圣经·旧约》里“创世纪”的“荒谬”。作为一个文学家，他认为最为宝 贵的就是“要敢于批评君主，在俗世里保持精神的独立”。

　　第一次会面后，他给我写来一封信，细谈关于《延安的孩子》的读后感。他对小说里描述的中国红军老战士王炳玉印象颇深，说：“通过这个人物，我看 到了中国变革的强烈影响。‘文革’后，中国又重新成为一个人类文明灵感的重要源泉。不久，我将走到人生长途的终点，但延安孩子们的长征会一直鼓舞我，直至 最后停止呼吸。”这里，他明确地说，读完我的小说，感触最强烈的是“延安精神”。

　　随后，艾田蒲应法国广播电台“文化栏目”之邀，做了一次介绍《延安的孩子》的特别节目，在法国听众里引起广泛回响。接着，他又在重版《孔子》一书的序言里重谈小说《延安的孩子》，触及孔子思想对现代中国少年人成长的影响。

　　这样，我跟艾田蒲建立了通信联系。他连续同我切磋一些中国文学课题，有的是很鲜见的语言现象，可见他研究汉学的广度和深度。他有一次来信，说正 在和挚友张福瑞探讨汉语里的语汇“黄泉”，认为此词颇有意趣，不似基督教从希伯来文转译的“地狱”那样，指末日审判后不信天主者灵魂被投入受永刑之地，含 义阴森可怖。他觉得以“黄泉”形容地下之水颇有诗意，选出《孟子·滕文公下》中“蚓上食枯壤，下饮黄泉”，请我为他译成法文。我欣然为之，将“枯壤”译成 荀子所谓的“埃土”。我知道艾田蒲有语言才华，懂20多种外语，但他汉语的语感如此敏锐，实属鲜见，绝不像一帮言必称“乔姆斯基”或“索绪尔”的空头语言 学家。

　　艾田蒲通晓英语，但他对美英语言欲独霸全球、危及法语纯洁性的野蛮趋向不无忧心，于1964年出版了醒世的著作《您说英式法语吗？》。他挺身而 出，抨击盎格鲁-撒克逊大众文化的污染，奉劝自己的同胞珍视自伏尔泰传下的祖辈语言。若听凭“大西洋萨比尔语”，即英式法语肆行，来日势必自食其果，终至 丢掉法兰西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特性。不过，依笔者所观，法国当代社会时风日颓。老作家艾田蒲以一颗赤诚之心大声疾呼，唤起大众维护法语纯洁性的号召，一如 在荒漠里嘶声呐喊。而今，不但法国青少年的时髦是用英语唱歌，而且一些官办的国际性大企业机构的内部交流，也都操起美式英语来。魁北克作家同盟主席布吕 诺·鲁瓦访法期间，法国作家们一直跟他讲英语，令其万分失望。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竟然流行一种被称为“le globishi”(全球英语)的奇特语种，连英国人自己听了也不知所云。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记者采访艾田蒲，老先生无奈嗟叹：“您听听自己周围吧！”

　　艾田蒲坚决反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他以严厉的目光透视一个“只有吃喝玩乐，一似罗马的沉沦、充斥金钱和美国电视肥皂剧的欧洲”。他热爱世界 文学，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办伽里玛尔出版社的“东方知识丛书”，在法国传播东方文学，出版了大量印度、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阿拉伯的著作。在 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计划中，他特别重视中国，强调：“据我看来，对于人类，中国文学最有前途。中国文字具有普遍性，可以自然地翻译，无论它是闪族语、印欧 语、富拉尼语，还是班图语。在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诸方面，汉语这种历史悠久的文字都是一座丰富多彩的宝库。”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可译性，艾田蒲举1978年雅克·达尔斯的《水浒》法译本(七星文库)为例来说明。艾田蒲赞美达尔斯的译文“令人叹赏”，证 明中国古典文学不仅可以翻译，而且能译得完美传神。他欢呼“七星文库”从此向中国文学作品开放，让欧洲人能欣赏到中华文明的菁华。依照这一思路，他陆续编 辑出版了《论语》《老子》《中国道家哲人》《李白诗选》《唐朝浪漫诗人》《李清照全集》《虚空正典》(列子)《道德经》《浮生六记》(沈复)《镜花缘》 《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刘鹗)《聊斋志异》(蒲松龄)《故事新编》和《少年时代》(郭沫若)等等。

　　为了填补他所编《东方知识丛书》的一个空缺，他委托董纯将苏曼殊的作品翻译成法文，总集题名为《天涯红泪》，包括中国“情僧”的6部小说：《断 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和《天涯红泪记》，全书由法国伽里玛尔出版社发行。他为《天涯红泪》一书作序，向读者诸君荐言：“总 之，苏曼殊是一位天才作家，毫不墨守成规，完全值得知音者一读”。

　　法国著名诗人安德烈·维勒特尔正是艾田蒲所说的这类知音。他读完法文版《天涯红泪》后，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评论苏曼殊的作品，说道：“苏氏 浪迹尘世，却悠游物外。他始终关注社会的动荡、争斗和撕裂，用全部才艺来针砭时弊，抗拒暴力，表达绝望，语言清纯旖旎，不时流溢出灵异的幻象，悦人心 目”。这恰是艾田蒲想让法国读者所感受的。

　　在现代法国，艾田蒲总是不遗余力地光扬中国文化。一次，他到巴黎大学举办讲座，其“中国情结”令听众惊异不已。讲座后，他在《比较文学杂志》 1991年2月号撰文回顾了当时的情景：“我讲完了报告内容，强调其中所有的参照和征引都采自公元前，即我们所称的‘基督纪元’之前的中国文学，满座莫不 为之惊诧。我以此表明，所有那些以老殖民主义者姿态，用傲慢口吻谈论‘黄种人’者，不是愚蠢，就是无知，或者下流，无疑三者皆有，一样不缺。自称‘白种 人’者，何曾真正审视过皑皑白雪！”

　　艾田蒲一生都在钦佩优秀的中华文明，从不考虑在彼岸得到什么回报。“国际笔会”恰切地指出：“艾田蒲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原则，对了解各 个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1957年访华后写的《东游记》和晚年巨著《欧中通汇》可谓这方面的典型，凝聚着他的“中华情”。

　　记得他去世前，我陪他登上巴黎蒙巴纳斯火车站回外省维尔努耶的住所。途中，他坦言自己不习惯大都会地狱般的轰响，急于返归乡野的宁静居所。那时 节，秋色已浓，冷风透凉。落木萧萧中，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没料到由此一别，竟成永诀。而今，我还记得他向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愿我的骨灰撒进黄河！”

　　尔后数十年间，我每每对人谈起这位法国故知，都会觉得耳际响起这句遗言，似乎重闻其语，怀念之情立时充满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