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动人心的作品需要精雕细刻——访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赵汝蘅

　　今年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该剧不仅成为国内复排率最高、演出场次最多的原创舞剧作品，而且作为中国20世纪舞 蹈经典多次受邀赴国外主流剧院演出，为中国舞蹈艺术赢得了世界的认可和尊重。今年春节期间，《红色娘子军》分别登上了央视和北京卫视马年春晚的舞台。尽管 时代、审美语境发生了巨变，但借助电视荧屏，观众还是强烈感受到了经典的艺术魅力和形象背后的精神感召。那么，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重新审视《红色 娘子军》的创作、演出历程，对今天的人们而言意义何在？遭遇市场化、娱乐化的冲击，当下舞蹈、舞剧创作又会面对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两会期间，带着上述问 题，本报记者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舞协主席赵汝蘅进行了专访。

　　最宝贵的创作经验就是生活

　　记  者：在央视春晚演出舞剧片段，印象中今年还是第一次，除了纪念意义外，你如何评价《红色娘子军》的这次“春晚之旅”？

　　赵汝蘅：电视毕竟是一个大的媒体，尤其是在春晚这样一个关注度极高的平台上，能选择《红色娘子军》演出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或许由于常年没有做这 个工作，晚会的编导们把镜头切得很碎，而且按照电视的思维和他们的理解，把更多的镜头放在了脚和腿上，于是原来剧中的精髓就给去掉了，比如向右看齐、报 数，这都是过去演出中最出彩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开始“猎奇”50年前的东西很好，但是很遗憾，编导没有了解它的精髓、本真是什么，没有把经典的东西呈现 出来而是选择砍掉，这样，猎奇就大于艺术呈现了。

　　记  者：现在看来，《红色娘子军》能长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你认为，它最宝贵的创作经验是什么？对今天的创作者而言，又有哪些启示？

　　赵汝蘅：最宝贵的经验就是生活。《红色娘子军》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创作演出的。当时接到任务，我们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第一件事就是组 织编创人员奔赴海南岛体验生活，编创人员看到了实景，采访了当年的老娘子军战士，所以布景最后呈现出来的椰子树是歪的形象、音乐创作者创作的曲子具有很强 的感染力，这些都是源自生活的。当时，处在集体创作的年代，没有人先谈钱，每个人都处在情绪激昂的状态。排演中，为解决像娘子不像军的问题，剧团还组织我 们集体下到山西大同的部队锻炼，跟士兵们一起操练、生活，同吃同住，回来后每个人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打磨、反复排练中，《红色娘子 军》逐渐有了后来呈现出的面貌，成为中国舞剧的代表性作品。这是一次没有功利心的创作。现在很多作品首先谈的是钱，创作反而次之。当年以吴祖强为代表的作 曲家、以李承祥为代表的编导们，根本没有去考虑钱。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钱是重要的，但多数情况是，花了大量的钱却留不下好的作品。

　　缺乏驾驭大作品的大编导

　　记  者：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这项比赛有个特别之处，就是把编舞纳入其中。身为大赛艺术委员会主席，你能谈一下把编舞引进国际化比赛的初衷吗？

　　赵汝蘅：从1993年被任命为中芭的领导，到2008年退休，15年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我自己根本不懂得创作和编舞。可是作为领导， 你必须要推出一些新节目，芭蕾的创作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也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在芭蕾舞比赛中做编舞特别难，难点就在于大家认为你是芭蕾舞比赛， 所以都不来参加了；来了的认为编舞就是编现代舞，这跟老百姓的观赏存在很大的差距，现在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我希望国内编舞追求的是能把西方芭蕾艺术中一 些可以继承的东西和中国丰富的民族、民间的舞蹈艺术，包括戏曲能够融合在一起，那样才能立于世界不败之地。在这方面，咱们是最应该有基础的，《红色娘子 军》的成功就是例子，该剧的编导都是资深的。而现在起来的很多编导缺少创作根基，他们学到了编舞的手法，但是没有生活，也没有很宽泛的视角。这个宽泛的视 角，指的是对民族艺术本身的一种向往。国外能编出好作品的人都是有舞蹈根基、有文学、音乐、美术修养的人，比如《小美人鱼》的编导约翰·诺伊梅尔，他既能 驾驭名著改编，又可以自己去设计布景、服装、选择音乐。我希望通过编舞比赛，能挖掘到编舞领域中的这种人才。

　　记  者：目前，国内编舞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赵汝蘅：时下国内大的晚会、比赛不少，编舞也都是大晚会的模式，这就抑制了多种样式的编舞方式。大晚会整体都是五颜六色，都是动作的堆积，感人 之处不多，拷贝的多，眼界偏窄。艺术教育应培养全面的人才，而不是一学跳舞就只教她四肢动，把各种动作编织到一块，割裂了舞蹈跟故事、音乐之间的艺术结 合。我们并不缺少满足晚会需求的小编导，而是缺乏驾驭大作品的大编导。现在看来，很多编导过于受到泛娱乐化的影响，没有回归到音乐、舞蹈本身，反而一些没 有经过过度包装的民间舞，最值得欣赏。总体而言，目前编舞处在一个比较迷茫的时期。

　　记  者：在你组织的舞蹈比赛、展演中，经典化、国际化、艺术化特色比较鲜明。而把中国的舞蹈发展置于国际化的视野下，对我们创作的提高会有哪些帮助？

　　赵汝蘅：我们邀请国外顶级舞蹈院团都是有目的的，就是希望把世界上最好的艺术介绍给大家，开阔国内观众的眼界，让他们看看世界顶级院团是如何在 艺术上返璞归真的。我们比赛邀请的评委都是世界顶级院团的艺术总监，像云门舞集艺术总监林怀民、慕尼黑芭蕾舞团艺术总监伊万·里斯卡、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 艺术总监布里吉特·勒菲弗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艺术观点和鉴赏力，可以把这些观点“拿”过来，检验国内舞者的艺术水平。比赛期间，活跃在舞台上的明星们不仅 将在评委席上给出专业的评判，还将在开闭幕式gala演出中带来精彩的表演，如洛帕特金娜就登台表演了《天鹅之死》。此外，我们还请来一些名家、名师，以 工作坊的形式，让大家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学到不同的教学方法。总之，公益性的成分比较多，以普及为主。

　　艺术作品需要精雕细刻

　　记  者：我们也经常在各种艺术节、展演季上看到各地打造的原创舞剧作品，可以说单从数量上看，舞剧已经呈现出了一定的发展规模，你如何看待当下舞剧的创作现状？

　　赵汝蘅：我对打造特别不赞成。艺术作品，尤其是打动人心的作品是需要精雕细刻的。打造是工匠的活，命题打造出来的作品很多是形式大于内容的。现 如今，舞剧的创作的确很丰富多彩，但是这种多彩是雷同的、同质化的，普遍都采用了电脑灯的视觉效果，都穿上了豪华的服装、戴上了繁复的头饰，惟独缺少了朴 实的味道。很多创作都是奔着争奖去的，欠缺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创作者应该好好思考的是，他们到底要给观众提供什么样的精神产品？是要留下艺术回味的，还是 一闪而过的。我更倾向于前者。现在舞蹈动作的花样特别少，大家可能都在模仿，像男子舞蹈的女性化趋势，大家都会搬腿，腿也都特别软，但是很刚烈的技术性动 作没有了。艺术作品应该是感染人的。我们应该鼓励不同学派的多种创新，而不是设置成一个模子。舞蹈不应该变成软功，也不应该成为杂技，而是通过身体的每一 个动作去体现人物。

　　记  者：舞剧民族化也是舞蹈界多年来一直探索的课题，在你看来，中国舞剧民族化的路径是什么？走出去的难度又在哪里？

　　赵汝蘅：民族化是一条漫长的路。首先作品要选择好的、有文学性的剧本，其次要有修养的编导的参与，特别是有自己的独特见地。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编 导能编出东西来，但是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儿，模糊不清。比如，当时排演《红色娘子军》时，每个动作的背后都是有话的，都是把语言转化成动作，这些动作也都 是源于我们民族的生活和艺术。可以说，提高编导的修养是舞剧民族化创作的关键。“走出去”有国际化的选材标准，不能急于求成。第一步应该走入他们的主流社 会，进入他们主流的艺术欣赏视域中。2009年1月，《红色娘子军》首次走进了巴黎歌剧院，这个剧院之前从没请过中国院团，为了准备这次演出，他们给我们 做了上百页的说明书，里面介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每个进场的观众都在那里认真地读。要用好的作品去影响别人，让他们知道你的历史、懂得你的艺术。此外， 还要有结结实实的艺术作品供他们去选择。国际上，尤其是欧洲是很注重成本运作的，而我们缺少这种巡回演出的意识。

　　记  者：近些年，台湾云门舞集的作品受到一些青年观众的追捧，其灵魂人物、艺术总监林怀民更是成为媒体、网络关注的焦点。从《流浪者之歌》《九歌》到即将推出 的《稻禾》，尽管一些观众并不能完全理解林怀民作品中表达的意义，但还是被其舞台表演所吸引。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赵汝蘅：林怀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不难发现，时下做林怀民这种舞团工作的人很多，但缺少的还是一个土壤。实际上，我们 市场中蕴藏着众多的“林怀民”。同时，林怀民的个人魅力也是他赢得观众的重要因素，他很会宣讲自己的理念。记得当年在台北观看《薪传》《竹梦》的演出，开 场前他有一段特别贴近人的演讲，包括请大家走的时候不要留下纸屑。他的教育理念都是从根基开始的，身先士卒做了很多教育工作，宣传中华传统文化，用自己的 行为和理想感动观众。可以说，他的创作过程始终没有脱离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