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云:写“民国素人”补上历史拼图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蒋晓云著，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32.00元

蒋晓云谢翔/摄

　　写作“民国素人志”系列，我并没有打算写畅销书或者以此重新恢复我当年在文学上的地位，而是出于对上一代人的经历的同情和理解，对他们生活的感动，抱着某种使命感把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不然他们的经历就逐渐不见了。

　　二十一岁那年，自小爱看闲书又颇有天赋的蒋晓云发表处女作《随缘》，被台湾前辈作家朱西宁肯定，在文坛崭露头角。之后她的作品接连问世，连获“联合报文学奖”，被文学评论大家夏志清视为“又一张爱玲”。和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脚出道的朱天文、张大春等作家后来蜚声华语文学圈成为台湾文坛主将，而她则在1980年选择赴美，就此在作家同道和读者视野中消失。

　　等到蒋晓云这个名字再度出现在读者面前，已是三十年后。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2010年2月号刊出她的新作《桃花井》，该刊当年8月号更是以她做封面人物，封面上的她围巾遮面，宣告这位暌违多年的作家的回归。基于对父辈自内地到台湾乃至流散海外那代人的命运颠沛与人生经历的感慨，想要记录并呈现这些人物、故事使其不至被时光淹没，她提出“民国素人志”系列写作计划，想要通过讲述三十八位民国年间出生的女性的故事来描摹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时代流转与个体命运的起伏。

　　这一系列的第一本《百年好合》中十二个故事、一系列女性形象经由蒋晓云写来，时代洪流下小人物的身不由己、乱世男女的悲欢离合、世态炎凉中的人心难测跃然纸上、引人唏嘘。该书中文简体版已在中国内地出版，为此曾是美国某公司驻华高层管理人员的蒋晓云第一次以作家身份来到内地，在上海她与专栏作家小宝对谈，也与年轻的读者们面对面交流。在即将以去往哈尔滨领略北国风光作为此次内地行尾声之前，蒋晓云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读书报：时隔这么多年又重新开始写作的契机是什么？

　　蒋晓云：我几十年没有写任何东西，可是我父母那一辈人离开内地到台湾去海外的故事还是没什么人写，我就想，可不可以由我来把这块拼图给补上，谁说离开内地到台湾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就都是国民党军队呀？和他们无关的人多了去了。我知道这块拼图是什么样子，我来拼一下，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写吧。

　　写作“民国素人志”系列，我并没有打算写畅销书或者以此重新恢复我当年在文学上的地位，而是出于对上一代人的经历的同情和理解，对他们生活的感动，抱着某种使命感把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不然他们的经历就逐渐不见了。这些年大家一谈起台湾的外省人就总是王伟忠啊龙应台呀这些眷村(记者注：指1949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期间国民政府为安置从内地赴台的国民党军队及眷属而兴建的房舍、生活聚落)子弟，谈到他们的父母。可是我的父母那一代人不属于眷村，也走过同样的时代，他们的故事其实更精彩，他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还对他们当年从内地到台湾的经历感兴趣。 

　　台湾的网络上也有读者认为《百年好合》不好看，说它对台湾的感情不够深，这么说是不公平的。我书里写的那些人物在他们的内地老家已经被叫做台湾人了，可台湾社会也不认同他们。龙应台曾说台湾的外省人都是“败军之后”，这种说法蛮“新鲜”的，我可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

　　读书报：《百年好合》简体版的版权页标注为“长篇小说”，但这本书更像是由彼此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十二个短篇构成，王安忆评价这些短篇是“一曲套一曲，曲牌如海”，这种结构是你动笔之前就设计好了吧？

　　蒋晓云：对，是设计好的，不这么设计我就没办法让故事发展下去。现在书中给读者的这种印象是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故事是独立的，人物又是相连的，好比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是主角，到了别人的生活中就变成配角。这是我的一种人生观念，写作的时候就这么写了。

　　我在动笔之前专门列了一个表，书中这些人物和她们的故事并非我边写边抓来的，都是早就在那里的，何况我一直很想写这些。

　　读书报：十二个短篇中塑造了不少生动的女性形象，据说你计划写三十八个女性形象，现在其他部分的写作进展如何？

　　蒋晓云：目前只写了“民国素人志”第二本的五分之一，进度是落后于我的计划的。我去年有半年时间环游世界，还接了台湾《中国时报》的一个专栏，玩得开心，写专栏也挺好玩，就当写小说过程中停下来打个岔。这样一来小说写作就耽搁了一些。专栏大概写到今年五月份，之后就该闭关啦。少出去玩，不要有外务，专心写完“民国素人志”其余的部分，争取三年内全部写完。

　　读书报：你在这本书的“序”中说，书中的人物原型和故事很大程度上来自你小时候听到的家中往来长辈们的“全民开讲”，可你又说那时你喜欢远离客厅清谈自己看书，“大概错过了旁听一整部民国的稗官野史”，今天看来这也有些遗憾，不然或许带给你更多的写作素材。

　　蒋晓云：那倒是。我小时候就是觉得那些大人挺烦的，他们在讲些什么啊，我都懒得听。好在比我大十几岁的哥哥还在，我可以向他求证当年那代人在我家客厅讲述的故事。我就会问他，咦，我们家那位伯母从前是不是舞女呀，或者，那个人是不是被抓走关起来啦？他总是说，对对对，不过不是你讲的那个人，是另外的人。有些人和事他也不太记得了，忘了也就忘了，那些人从来不是时代的核心人物，他们是大人物旁边的小人物，历史上不留名，可是这些人的八卦特别多。

　　读书报：上海、香港、民国、战乱、男女你笔下的这些要素，连同你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对旧时风物、世道人心的描写，让你从出道至今时时被拿来与张爱玲相比，这并不奇怪。但我觉得你笔下的人物更有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一面，好像比张爱玲作品中的男女乐观一些，这也是你的个性使然吧？

　　蒋晓云：作家的个性会影响到作品，个性也能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我觉得中国人就是挺乐天知命的，我在海外碰到很多犹太人，他们二战时受到过迫害，很多人穷一生之力像武侠小说里那样有仇必报，而我碰到很多受过苦的华人，常常会说，让那一页翻过去吧，还是要过明天的日子。

　　读书报：素人，意为平民、普通人，借着写下他们的故事也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一种记录。除了你从小自家中客厅听来的故事，为将这些素材写成小说，你还做了哪些准备？

　　蒋晓云：我耗费很大一部分精力，也是最艰难的一部分工作是加强我与此相关的历史知识。不过我并不想写正史，比较偏重于寻找历史中疙疙瘩瘩的东西。

　　读书报：感觉你的写作还是挺有计划性的，可写作仍是颇为感性的创造性活动，书中这些人物的形象连同她们的命运，会不会在你写作时在之前构思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或调整，夸张一点讲，你写出一个人物，她其实就有属于自己的命运了。

　　蒋晓云：是有这样的情况，不过大致上还是在我控制范围内。我早就为“民国素人志”系列设定了故事的时间起止点——从民国一年到民国一百年，人物则生于民国一年到民国三十八年。为什么这么安排？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强大了，有自信面对“前朝”，不能否认从满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有三十八年的历史，我就选了这段时间出生的人物来写，后来去台湾的这些人，很多都是现状堪怜，他们离开家乡这么久，再回内地，家乡人都称他们“台胞”，可是他们的故事和对社会的贡献在台湾也被慢慢淹没了。

　　其实我也可以写三十八位男素人，写他们的故事，他们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但我还是选择写女性。书中这些女子看上去好像只是在婚恋里头打转，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事业发展难免会受限制。这么写，对我来说是种取巧，对人物和她们的生活的刻画可以不那么面面俱到，不然的话这个计划写出来篇幅要更大。现在我可以用一两万字讲完一个人物的故事。

　　读书报：你在台湾文坛出道很早，今天为台湾和内地读者熟知的吴念真、朱天文、张大春都是和你差不多时期出道的，当年你和他们没什么交往，现在的交往会多些吗？和文坛这种距离感是有意为之？

　　蒋晓云：无意为之。可是我没办法伸出橄榄枝，他们该不会觉得我是前辈吧。你看到那张当年我去朱家拜访时拍的照片，都是和朱天文朱天心的母亲合照。当年提携我的也都是夏志清先生啊朱西宁先生啊这样的老人家，我和同龄作家反而没什么交集。后来我回台湾先联络的也是朱家，但天文天心的母亲那时已经不大会客了，我就去找天文天心，和她们的友谊几乎就是两三年前开始建立。

　　读书报：和大多数作家相比，你的写作轨迹、生活状态和职业方向是很特别的。成名趁早、离开时毅然决然，有写作的使命感但又不以文学为业、没那么大负担，时隔多年有感觉了想写了又说写就写，你这种自由的状态，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与文学的不相干，也许是一件好事。

　　蒋晓云：我是希望所有用华文写作的作者都能有这样的自由。华文写作的报酬太低了，一位作家呕心沥血写了一本书，却不能够吃一辈子。如果你用英语写了一本好书，可能一辈子都过得很好。台湾报纸的稿费跟三十年前差不多，三十年前我拿了稿费可以请人吃牛排，现在只能请人吃牛肉面，还不敢叫小菜。像吴念真那样的作家，写出过人人叫好的作品，还是得去拍广告才能住大别墅。现在中国崛起了，华文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希望将来华人作家都能轻松地为了想写而去写。

　　读书报：想没想过写写在美国这三十年的生活？

　　蒋晓云：我在美国的朋友说，以我这些年在硅谷的经历，写成小说要比我现在写的东西更有畅销可能。可我刚刚离开那个环境，觉得那样的职场经历无聊透顶，对我来说那是每天的工作，是完全不会触动我也没想过要写的东西。其实，30年前我父母那一辈的经历也没触动我想写这么大的一个系列，过了很多年回头再看这些人的经历，简直要伤心落泪或替他们拍手，我才会想要去创作。

　　读书报：说说你现在的写作和生活状态吧？

　　蒋晓云：我每年差不多三分之一时间在旅行，三分之一在美国，希望今后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台湾找资料，有很多东西网上是搜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