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苍茫》中的历史与人

　　张晓峰：我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您的长篇《穿越苍茫》，当时只想消遣性地翻翻，随意从中间读起，大概只读了一节就放不下了，以致我连夜把它读完。读完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认识作者，并且想就这本书和作者谈一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样一部作品？它是否带有自传色彩？里面的家族史和地方史都非常精彩。

　　李  骏：这个长篇小说前面删掉了引子。其实，这部长篇是为我母亲写的。我母亲于2003年去世，时年59岁。至今已整整十年了。我是我母亲的希望，但那些年不顺，我在边疆当了几年兵，我母亲都不知道。她总是一个人跑到大山里哭，我觉得自己欠母亲的。她走后的最初几年，我几乎天天梦到她，梦见她仍然在哭。我感觉自己的灵魂一直在异乡飘荡，没有着落，想起母亲的过往，有时情不自禁地落泪，便决心为母亲写一部书。长篇中关于我母亲的故事，几乎是纪实的翻版。我开头想写一部非虚构的，但怕引起麻烦，也不愿再伤害一些活着的人，所以写着写着便又变成了小说。我称它为“本吴庄”，当时就是怕有人对号入座，而取“本无庄”谐音之意。其实村庄一直是活着的，关于家族史我了然如胸，地方史查阅了大量县志。因为当年我准备写一部关于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纪实，读了上百部反映从我家乡走出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方面的书。那部纪实作品写了10万字，但因为在城市生活、工作岗位的变动，到现在也没完成。

　　张晓峰：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是您不仅再现了您所知、所理解的历史和人，而且，您表达了自己真实的看法。我不止一次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这部小说中您对历史进行了怎样的思考？

　　李  骏：这本书最早写于我在鲁迅文学院上高研班时，当时我说要不加任何技巧地写，前前后后共写了四五年时间。我回头去看那些我身边的小人物，都仿佛带上了宏大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与我们黄安县改为红安县有关。在上个世纪初，我们一个48万人的小县城，就有14万人为革命牺牲了。我们村子里去参加革命的，没有一个活着回来。我们家族也是这样，在革命胜利后不但没有享受到果实，我爷爷还被打入另类，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这让我从小就在屈辱中默默思考：革命是什么？那些普遍的庄稼汉，为什么身份改变，就从个人找饭吃发展到为大众找饭吃？为什么会视死如归？而在革命胜利后，是什么又引发了人性的恶之花，让村庄从此支离破碎？我母亲一辈子悲苦，没享过什么福，她走后我便觉得人生的虚无，转而寻找生命活着的意义。所以，那些历史中的人，便慢慢复活在我的小说里。

　　历史从来就没有绝对公正。写这部书，不是为了翻案，而是想让人们看看，曾经离我们如此之近的上个世纪，有一些人是怎样活着和活过。那些多是我身边的亲人，我觉得他们过去的苦难，对于今天来说，有特别的启示意义。历史就是历史，过去的再大伤痛，也会随着时间而渐渐流逝。翻过来，那些受尽了苦难的人也不会再复活。而历史可以让人警醒：有些东西不能再来了！但历史就是这样，经常重复。比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重复了几千年，如果不是逼上绝路，善良纯朴的中国人，估计谁也不会愿意提着脑袋去革命！

　　张晓峰：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在阅读《穿越苍茫》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其他几部在题材上和它非常相似的作品。我们先来谈谈第一部——乔良的《灵旗》。它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最优秀的军旅文学之一，也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灵旗》表现出“湘江之役”的惨烈，很多读者几乎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段历史的真相，我说“几乎”，是因为那毕竟是小说，它展现历史真实的勇气和情怀都是石破天惊的。虽然大家都在为乔良叫好，但在那之后的文学作品中，能够有意识地去追求革命历史的真实性和残酷性的小说还是少数。比如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历史的天空》，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但对于革命、战争、历史，它是充满了戏剧性和想象色彩的。那么您怎样看待历史的真实，怎样看待革命和人的复杂性？

　　李  骏：乔良和徐贵祥都是我熟悉的优秀作家。过去我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借调工作过一年，对军事题材比较了解。以往我们避讳提到历史的真实，文艺创作固然有“主旋律”和“阶级”因素，但其实真实的东西更震撼和直抵人心。拔高和掩饰在当今这个时代没有意义，人们通过网络和微博、微信能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真相。革命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复杂性是始终存在的，不因人为的嫁接或遮蔽而就变得光亮。革命、战争、历史，往往带有强烈的偶然性，穿越时空，我想通过那些真实的讲述，让人看到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其实更能让人理解和接纳甚至于学习那时的人们，他们当时多么不易呀！没有切肤之痛的体验，怎么能理解他们当时的选择呢？中国人讲究随遇而安的，特别是广大的平头百姓，但外力的作用与内在窘困，往往让他们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不管是父子还是兄弟，他们在不同的经历中铸就了不同的道路，人性在你死我活的乱世中变得更为复杂，即使他们共同经历了患难与风雨，但在繁荣的盛世中却未必能经得起感情的平淡。人是在变的，但奇怪的是，这些农民革命者当年的理想却坚如磐石，哪怕胜利后他们可能又会变成了另外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张晓峰：关于革命历史以及历史记录的复杂性，李洱写过一部《花腔》，这部作品当年的评价非常高。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如果它早出10年，也就是在“先锋文学”鼎盛的时候问世会引起更大的轰动。我读《穿越苍茫》的时候，想到了《花腔》。《花腔》非常娴熟地运用了“先锋文学”的诸多技巧，比如“叙事空缺”、“迷宫”、“复调”等等，在叙述上可谓繁花似锦，出神入化。但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你用老老实实的手法所讲述的革命历史，我依然觉得震撼、甚至可以说更加为之震撼呢？这里面除了作者感情的因素，您认为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

　　李  骏：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真实。真实的东西的更打动人，人性是有共同的取向的，犹如普世价值，容易让人产生认同感。我在出版的前一部长篇《城市阴谋》中，运用了各种文体，展现了一批从小地方奋斗到大都市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迷失。但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没有作任何修饰，这也许是作品能打动人的地方，但同时也有可能还是这部作品的败笔。因为长篇结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平时工作很忙，很多东西都是断断续续写的，所以在故事的讲述上，也出现了断层，人物之间的联动性太少。比如，同一个时期，每个人都在干什么，按一般的表达方法，是互相关联在一起展开写的，但有时我觉得一个人的故事可以直接讲完，再去讲另一个故事，即“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从全篇的架构看，少了这样的“迷宫”。同时，我还喜欢在写别人时夹杂“自言自语”，情不自禁地加入自我的感受。主要原因是因为离这些人物太近，有时很难跳出来，这也是以后我创作要注意的“弱点”。

　　张晓峰：在您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比男人还要厉害，还要坚忍。您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描写她们，比如“母亲”、比如赵春玲，您对女性的理解又是怎样的？

　　李  骏：我觉得这个世界女人比男人们靠谱。母性在我眼里始终是最伟大的。我经常在北京深夜或凌晨的大街上，看到那些自食其力的女性驮着孩子，骑着三轮车叫卖，我的内心对她们充满尊敬。我写我的母亲，那是一辈子影响了我的人，她的经历如书中所写。我是在母亲的眼泪下长大的，因此母亲的心情不好，便严重地影响我的生活态度。她活着时，有时甚至我做梦遇到她，便知道家中肯定有事，打电话回去，果然如此。而她走后，最初几年梦几乎天天缠绕着我，最近几年，她却不肯入我的梦了。我有时回老家，坐在她的坟前叹息，莫名其妙地消极与悲伤，觉得人生如梦。人到中年回望，我觉得自己过去有近30年的全部努力和奋斗，就是为了让母亲开心和骄傲。她一走，我便觉得人生失去了方向，只是机械地活着。而“赵春玲”，虽然带给了我们家族的悲痛，但经历了那样艰难的岁月让她发生了巨大改变，也是时代的外壳使然。她对自己的孩子李希望，也是恨铁不成钢，是爱他的。我过去很恨“她”，小时也怕“她”，但渐渐地也理解和原谅了“她”。我理解并尊重女性，她们常常在家庭中发挥重大作用，影响一个人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