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有故事的人”(李云雷)

　　动物的“发现”

　　我最初读到王松的小说是《双驴记》，这篇小说读来令人惊艳。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只是写一个知青和两头驴的故事，但作者写来却细节扎实、情绪饱 满，小说主人公马杰与黑六、黑七两头驴的对峙既合情合理，却又惊心动魄，但细一想，又有些夸张、变形、黑色幽默。小说中的驴被作者赋予了部分人性，有一点 情感与复仇心，仅这一点，就让小说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路数，而呈现了一个颠倒而富于魅力的世界。小说的故事线很单纯，但一点点蕴积着力量，直到最后以惊 人的形式爆发出来，以一个瑰丽而荒诞的结尾作结。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耐心，也看到了他的细致，看到了他的控制力，也看到了他的想象力。但是这 篇小说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故事，在故事之外，它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想象与思考的空间，在最初阅读的震惊体验之后，我们必然会追问：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小说为 什么这样写？如果说前一个问题指向的是小说的内容——对人性与特定年代的审视与拷问，那么后面的问题则指向了小说在艺术上的新异——它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 的美学要素？

　　如果我们在知青文学的脉络中考察，可以发现《双驴记》确实与此前的知青文学有着较大的差异。小说呈现的是另外一个艺术世界，作者所关注的重点不 是知青的人生命运问题，也不是知青与当地村民的关系(像以前知青文学大多所表现的那样)，而是知青与乡村中的动物之间的矛盾。在这里，虽然折射了那个特定 年代的社会意识，但小说侧重的却是人与动物之间微妙而有趣的关系，知青的身份只是强化了两者关系的陌生感——他不像村民那样熟悉乡村中的牲畜，因而充满了 错位与戏剧性。

　　《双驴记》已经偏离了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主题、题材和美学趣味，而重建了一种观察知青生活的新视角，它所呈现出来的也是一个新异的世界。以这样的 方式讲述知青的故事，既与讲述故事的年代相关，也与王松的美学追求有关。《双驴记》发表于2006年，此时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有近40年，离知青返城也 有近30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距离回望，人们可以不必再纠结于知青的命运及其与村民的关系，而可以一种更加从容的态度面对曾经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双 驴记》关注人与动物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审美上的超越。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也使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与自然的关系 重新进入人们的思考视野。《双驴记》讲述一个知青与两头驴斗智斗勇的故事，其现实性的意义也在于将人与动物的关系带入到当下的语境中，而不只是讲述一个 “过去”的故事。

　　与《双驴记》相似的，还有《哭麦》《猪头琴》等小说。《哭麦》讲述了一只羊变成狼的故事，《猪头琴》则讲述了一头猪在死后，猪头被制作为琴，仍 然为主人复仇的故事。王松在写作中将现实性与可能性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写出了一种以现实细节为基础的神奇故事，将现实中的不可能转化为了艺术上的可能。比 如在《哭麦》中，那头羊吃田鼠是它后来变成狼的开始，作者在这里以扎实的细节，描述了它怎样突破了草食动物的自然限制；而在《双驴记》中，黑七那似有若无 的笑纹也令人印象深刻，“它的脸已明显地胖起来，因此这些鱼尾纹看上去也就更像了一种很怪异的笑纹。”在这里，笑纹的现实基础是鱼尾纹，又因为黑七胖了而 更加明显，但是从“鱼尾纹”到“笑纹”却是一个飞跃，如果说前者是一个自然现象，后者则包含了更多主观的、情感的内容。在这里，作者也赋予了黑七超越动物 本能的灵性。《猪头琴》也是同样，当小说中的猪头琴摆脱主人的控制自行演奏出乐曲时，已经超出了现实主义。但小说却在其延长线上编织出了更精彩的故事，这 些故事既荒诞又深刻，充满了传奇色彩。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松小说中魔幻现实主义的因素，也可以看到《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传统的影响，但王松将 这些要素融合到知青生活的描述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数学与技艺之美

　　在王松的小说中，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小说也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以《秋鸣山》《甲鱼的荣誉》《红莓花儿开》为代表的注重技术描写的小说。《秋鸣 山》《甲鱼的荣誉》同样描写知青生活，但与《双驴记》等小说描述人与动物的关系不同，它们描述的是技术工种。《秋鸣山》讲述的是制造火药的故事，小说中围 绕一只夜壶的归属，知青之间以及知青与乡村干部的矛盾，发生了数起神秘的火药爆炸案，火药的制作及其技术便成为了故事进展的重要因素。《甲鱼的荣誉》的主 人公贾余则是一个技术精湛的木匠，他的整个人生也因为喜爱木工手艺而发生了数次戏剧性的逆转：他帮老师打家具却不通世故地收钱，被老师免于照顾去当了知 青；到村中因木工手艺受到重视，可以不必下地干活，却也因此得罪了村里的两个木匠和马连长；他为杨书记父亲的棺木雕花，受到杨书记及其女儿的喜爱，在帮杨 书记新房雕门窗时与其女儿相爱，意外地被“选调”回城；但很快恢复了高考，不少知青考上了大学，由于他是选调回城的，只能在学校的木工组做木匠；在一次校 园活动中，他制作的宫灯及其图案，让美国外教莫妮卡极为喜爱，于是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市的跨国恋爱，贾余也由此前往美国……在这篇小说中，贾余的一生与他的 木工手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是由其决定的，同样是知青，他也与其他知青的命运不同。小说中对手工技艺的出色描写，既显示了作者的审美趣味， 又透过技艺写出了人物的命运。多年以后，贾余和莫妮卡再次回到插队的乡村，已是物是人非，又是多年以后，贾余从美国回来后，甚至已经认不出曾一起插队的 “我”了。

　　王松对技术的重视与描写，显示了一种独特的美学趣味，这与他的教育背景有关，王松在大学里读的是数学系，这为他提供了一种与人文学科不同的新视 野，王松在小说中也融入了数学的观念及对技术的兴趣。在小说《到威尼斯人去》中，他甚至直接探讨了赌博中的概率问题；在《红莓花儿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两个孩子华大傻、华二傻对技术的痴迷，他们在与老师的对峙中，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断投入新的发明创造，甚至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也在所不惜。小说中华大傻为 他发明的“动力地排车”而丧失了生命，他的弟弟华二傻却并未放弃，而是前赴后继，投入了新的发明之中，最后在一场证明电流可以引爆雷管的实验中受了重伤。 应该指出，在我国小说中，重视技术描写的并不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工业题材小说中，会有关于技术革新的场景与情节，但并不构成作品的主体内 容，1990年代以后，钟道新在小说中融入了一些技术分析的内容，王小波也在《青铜时代》等作品中展开了技术幻想，但王松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不为技 术而技术，而是将技术与小说的人物、情节与场景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就《红莓花儿开》来说，还有一点值得一说，我们可以发现在结构上它与《双驴记》有相似之处，同样是双方的对峙，同样是叙事重心的转移(从黑六到 黑七，从华大傻到华二傻)，同样是华彩的结尾段落，但不同的是，《双驴记》是从马杰的视角展开的，而《红莓花儿开》则是从华大傻、华二傻的角度讲述的，这 两篇小说的结构都单纯、简洁而有力，而如果对照来读，则有一种对称之美。

　　勘探人性的“异化”

　　王松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人性异化的勘探，这不限于“文革”与知青生活，在历史题材的小说中，王松同样在勘探着人性的变异。小说《叛徒》写的是 一个游击队女战士周云是否是叛徒的故事，她被认为出卖了游击队的行踪致使17人遇害，“我”(李祥生)为此采访了与此事相关的诸多人等，在一种罗生门式的 各自表述中拼凑出了“真相”，但此时真相已经失去了意义，当年杀害游击队员的国军将领后来投诚，已成为我军高级将领，而游击队员周云仍被关在狱中，历史在 这里显现出其诡秘无情的一面。在王松的中篇小说中，这篇小说的结构是最为复杂的，小说的主体内容是一位名叫李祥生的警察向“我”讲述的，而在主体内容中， 李祥生则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叙述，其主要内容是他私下调查周云事件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双重性的结构与视角之下，小说以侦探小说的形式深入历史与人 物内心的深处，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找出“谁是叛徒”。而在故事的进展中，则充满波折，当事人出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或者回避关键的细节，或者制造迷雾，让 调查一波三折，当“我”(李祥生)费尽周折，终于探知真相时，却突然感到了茫然与不知所措，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虚无感。但在小说的结尾处，李祥生告诉 “我”周云已经去世，终年95岁，“他从衣兜里拿出一朵白色的纸花。这朵纸花很小，却白得耀眼。”可以说这朵小白花照亮了全篇，让我们在历史虚无中看到了 一丝微茫的亮光。

　　《红风筝》同样写的是“叛徒”，但描述的是另外一种异化，小说讲述了学校里两位老师大摩登和祁老师处于敌对状态，在她们的剧烈斗争中，“我”和 周围的小伙伴逐渐分化、背叛的故事。小说以侦探小说的方式讲述，我们站在祁老师及其儿子祁卫东一边，不断给大摩登制造麻烦，但每次事过之后，大摩登很快就 知道了真相，我们开始怀疑内部出现了奸细，与祁卫东一起制作风筝的郭明被怀疑，离开了我们，他一个人放风筝挂到高压线上被电死了，但是此后，我们报复大摩 登的事情，仍是很快就被她知道了……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写到：“初中毕业时，我顺利地入了团。但并没宣誓，大摩登拍拍我的肩膀，讳莫如深地一笑说，放心 吧，已经装进你的档案了……其实，我最不敢见的是郭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叛徒不是别人，而正是“我”，这样的逆转令人震惊，其中折射出的 人性深度也令人深思。联系小说前面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发现“我”是叛徒是可信的；但另一方面，既然“我”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叙述者，那么前面所有的叙述是 否仍然可信？即使前面的叙述是可信的，而“我”不可信任，他的讲述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动因？——小说在多个层次上为我们打开了思考的空间，也展现了叙事的魅 力。

　　《红风筝》《红莓花儿开》与《红汞》等构成了王松小说中的“红”字系列，这些小说写的不是知青生活，而是知青的前史——“文革”中的少年。在这 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少年在“文革”中经历了怎样的内心风暴，人性在特殊的环境中发生了怎样的扭曲与异化。在《红莓花儿开》中，这一异化的力量来自教师 控制学生的欲望，在《红汞》中则是另一番情形，小说中的贫穷少年二百二，父亲被吴教授、陈医生与商店里小夜叉捉弄，气急之下心脏病突发猝死，他心怀仇恨， 伺机报复，不仅制造事故，惩罚小夜叉，更在“文革”时利用机会加强了对吴教授的批判力度，最后还制造了一起爆炸案，将已把女儿嫁给他的陈医生一家全部炸死 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幼年时埋藏在心中的仇恨种子对他造成了怎样的扭曲，又具有多么大的破坏力量。

　　在《事迹》中，王松将小说的笔触伸向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现实逻辑，知青高林深受英雄主义文化的影响，渴望成为万人瞩目的英雄，这一情结成为支配 他日常生活的逻辑，但也逐渐扭曲了他的生活，最后他死在了可能是自己制造的失火事件中，成为了保护集体财产的“英雄”。在描述现实生活的《到威尼斯人去》 中，罗非从基建处副处长到处长，经历了官场文化的洗礼，而《斯宾诺莎为什么会哭》，则讲述了大学教师陆其与安警官之间不同个性、职业之间的冲撞与微妙纠 缠。

　　2012年夏天，我在山东济南第一次见到王松，那天晚上聚餐时，他和刘强等师友唱起了样板戏，那是属于他们青春的旋律，也是他们的历史，而我们 则是没有历史的一代。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王松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在小说中已经讲述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故事，也创造了新的故事讲法，这是让我们感 到羡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