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诗人都是一座孤岛并连着大海

——诗人、《新诗》主编普冬访谈

　　笔者：普冬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贵州参加首届贵州诗歌节，感谢接受采访。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的文学创作情况。

　　普冬：生命需要承载，作为贫民后代，我们既不能治国安邦，也未能在商界叱咤风云，一支笔、几张纸便可把匆匆溜走的时间留下我们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的爪印，我想，这是大多草根文人共同的奢靡消费。只问花开，无所谓结果，这样下意识的文字活动可以说自小学二三年级就伴随着我，那时，最期待的就是语文课，老师把我的作文在这个班读了，又拿到隔壁班去读，极大地满足了年幼的我的虚荣心。自觉的文学创作始于正式工作之后，发表的第一首诗是1986年的《华东信息报》上。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散文和随笔写得比较多些，发表阵地以《文汇》、《解放》、《光明》等媒体副刊为主。目前，出版的散文著作有十一部。随着工作的变动，我的诗歌写作也断断续续、时多时少，直到今天，共出版了五个集子。

　　笔者：您的诗作，意象奇谲，联想横跨时空物象，语言精炼唯美，整首诗意境幽远，极富画面感。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发现您的部分诗作里，有不少古今中外先贤大师晃动的身影，甚至还可觉察出绘画、音乐以及行走对您诗歌创作的递推和启示，能简要叙述一下吗？

　　普冬：古今中外先贤大师是人类的共同财富。1949年以来的文学创作多强调民族性和地方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似乎深入到了我们写作和阅读的各个层面，但我们的文学乃至文化，并没有为世界主流文化所接受或者说达到我们的创作愿景，这与世界主流核心价值观以及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无关系。往往，国人一谈思想文化就是孔子、老子、鲁迅和曹雪芹，至于苏格拉底、爱因斯坦、托尔斯泰等都是“外星人”，讳言莫深。似乎一提起这些“老外”我们便没了大国尊严。同时，我们又那么的脆弱，方方面面乃至我们的特产比如唐诗、书法都那么的依赖一个来自于国外奖项的认可——这些是否也制约了我们思想的健康成长与心灵自由？这些，都成为我与“古今中外先贤大师”对话的动力。当然，在实际的写作中，我并没有想那么多。至于语言美，我认为这是诗歌尤其是好诗歌的必备素质(这里的美当然还包括语言的朴素美与自然美)。诗歌并非日用品，甚至也非旗帜和匕首(当然也可以是)，好的内容应该以尽可能完美的形式表达，而这个形式，更多的就是优美的语言与结构。诗本该是多维的，好诗应该能打开思想的空间和阅读的各种可能性。诗画同源，诗中有画、画里有诗这是诗歌的魅力，至于音乐性则是诗歌的天命注定，否则就不叫诗歌而叫别的什么了。

　　笔者：总体感觉您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与固定意象，由此而带来的诗歌陌生化效果令人印象深刻。当今诗坛，千人一面的诗歌复制品充斥其间，作品缺乏辨识度，我把这理解成当代中国新诗的弊病之一。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何解决之策？

　　普冬：陌生化是摆在每个成熟诗人面前的问题。诗歌发展到现在好比百米短跑世界纪录，每提高零点零一秒都很非常艰难。一方面，在同一个时代背景和语境下，思想的同一性决定了内容的同一性，内容的同一性又必然导致形式的类同性，以此往复，几成模式和生产机器的母床，以致抒情的、叙事的、歌功颂德的、鞭挞罪恶的、玄思的、形而上的、接地气的都能找到蓝本，诗人们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模仿，近亲繁殖，以致大同小异。可以说，只要中学以上文化以及拥有正常智商，经过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两三年都能熟练的掌握诗歌语言和回车。至于思想更勿用操心，抚今追昔、忆苦思甜、党恩国泽、风花雪月各种版本都有现成范本。另一方面，无难度、无风险写作是大多数诗人的共同选择；加之刊物、批评家宁可不厌其烦选择名家和面熟诗人的“皇帝的新衣”，也不愿意关注有冲击力的新人新作，这些，也许都是造成“当今诗坛，千人一面”原故。我以为，这首先有赖于我们的社会思想、意识的进一步解放和宽容；诗人克服懒惰、浮躁和急功近利以及学界学术良知的回归，才是解决这一弊病的关键。

　　笔者：在诗歌情感抒发要么沦为滥，要么陷入零的当下，您却出版有《普冬抒情诗选》，而且在您的新诗集《太阳穿过白桦树丛》里，收录的大部分诗作都饱含真情，那么，您是怎样理解抒情之于现代诗歌的？您对抒情的滥与零如何看待？

　　普冬：抒情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倾吐方式，抒情诗曾是诗歌中最茂盛的一脉，抒情诗所蕴含的浪漫因素和理想主义倾向，是人类心灵深处的“基本经验”和终极渴望。好的抒情诗并非从头到尾抒情，一首抒情诗也完全可以容纳“叙事”和“戏剧”因素。抒情诗走向更广阔的道路是可能的，无节制的泛情并不能抵达我们的理想彼岸甚至相反，莎士比亚说：“并非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场风暴”；同样，并非所有的理想主义都会带来灾难，必要的界定与度是抒情交予的双刃剑。即使是在像艾略特、奥登这样的冷静的、带有浓重怀疑主义色彩诗人的身上，也能找到“浪漫和理想主义”基因：即怀旧感，个人经验和人类归乡情绪的双重覆盖。

　　我所理解的诗的现代性，并不取决于抒情与否，更多的是在于对抒情的定义与表述。讲到底可以说诗的本质是抒情，这种区别在于：现代诗更懂得使用语言，节制、弱化、淡化、控制情感，内敛或者冷抒情、乃至趋于客观的零抒情，这是抒情方式的转移与进步。从泛意来看，诙谐、调侃、讽刺、幽默也是抒情。“滥抒情”容易出现在初学者与满腹世故经验人生感慨的长者作品里。贝恩曾在《抒情诗问题》中指出：“对于抒情诗来说，或者是尽善尽美，或者是一钱不值，二者必居其一。”

　　笔者：在今年的《光明日报》，您曾在文学评论《好诗何以诞生》一文中写道：好诗的诞生，无一不是语言与心意水乳交融的结果……唯有语言与意识的自觉融合，才可能产生深刻隽永的诗句。这可不可以看作是您对诗歌好坏评判的一个基座？

　　普冬：新思想新经验与良好语言状态的结晶肯定是好诗的必然通道。这好比正极与负极作用产生光电。唯有语言与意识的自觉媾和才可能产生我们为之心动、深刻隽永的诗句。没有明确指向的语言，只是一场游戏的碎片，终赢不得我们的内心；没有语言支撑的意识状态，“就像宝贵的原材料堆在没有建筑师的工地上”正成为人们对诗歌的共同判别。正如我们没见过直白表达思想的(文论除外)经典、同样也没发现摒弃灵魂的纯语言绝唱。

　　笔者：我个人认为，目前的中国现代诗歌不受广大读者待见，一方面来源于社会转型期广大人群的集体浮躁与焦虑，另一方面主要还是诗歌写作者暂时摆脱不了拿不出令读者信服的诗歌文本的尴尬。那么，您认为，80年代对诗歌的狂热，当下对诗歌的淡漠是否正常？在您看来，诗歌边缘化吗？如果有，那么造成这种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普冬：诗歌也许真的是少数人的事；真正的好诗是普遍能接受的，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海子的《春暖花开》；与其说80年代是对诗歌的狂热，毋宁说是潮流对时代的冲击已经波及上层建筑、思想体制和经济基础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诗歌)；如果现在真的存在“淡漠”，那也是对过去“狂热”的修正。事实上，诗歌从没有占据过主流地位，所以也就不存在“边缘化”问题；拒绝读者的是诗人本人，山头主义、小圈子主义、故弄玄虚和虚情、粗鄙始终是某些诗人相依相随的影子，他们不知道读者是欢迎诗歌的，或者他们没有本事写出令读者喜欢的优美而智慧的诗歌(万一他们中有人作出这样努力，就采取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屏蔽)，以致诗歌滞留在圈内自娱自乐、击鼓传花的娱乐地位。

　　笔者：当今诗坛，流派横生，貌似有色有声，实则乱象纷纭。我一向对“存在即合理”这句话保持着警惕，我有发现，您虽然对各种流派诗歌持有包容，但对废话写作与下半身写作却也毫不留情？

　　普冬：大自然以包容一切呈现大美，百花在争奇斗艳中各现风骚。废话写作、下半身写作也不乏性灵作品，让我们会心一笑(《新诗》在创刊号就刊发过废话作品)。如果人类只剩上半身，同样不堪设想。我只反对没有内容的语言卖弄和不加艺术转换的粗鄙写作，事实上，庸诗、假诗、伪诗对诗歌的伤害一样巨大甚至还要深些。

　　笔者：我有注意到，文学评论(批评)特别是诗歌评论，越来越既不评也不论更不批，逐渐沦为作者与文本的赞美诗与附庸品，既无法为作者与文本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更无法为文学道路起到指引作用。那么，您认为，新时期的诗歌评论该如何回归本位，又该如何发力？

　　普冬：回归本位很难，我个人几乎持悲观态度。这是一个大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浮躁、虚假和功利的时代，文学批评的人文性就算是回到民国时期的本真也还需时日。在山头林立、圈子盛行、论资排辈、举人唯亲、举人唯“金”、利益置换、潜规则盛行的当下，在普世价值体系没得到认同、职业操守、传统秩序几近崩溃的大背景下来谈新时期诗歌批评回归本位为期还早。这是人文环境的问题，而人文环境并不抽象于制度之外。

　　笔者：我关注诗坛不久，但有发现，短短几年间，大批关于现代诗歌的官民刊物兴办又停刊，停刊又兴办，许多的老牌名牌诗歌刊物如《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也因为订阅量的每况愈下，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极大考验，可以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创办一份诗歌刊物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由您主导的《新诗》从创刊到现在已出刊九期，且办刊质量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诗界关注，那么，《新诗》的底气在哪里，《新诗》日益壮大的秘密是什么？

　　普冬：这首先得益于社会各界的支持——这也见证了：好诗和好的刊物还是有市场和知音的。在此，我得感谢我的编辑团队——一支没有任何经济报酬的志愿者队伍，他们也许还不那么专业，但是每个人都把诗歌当做事业和爱，无怨无悔、默默奉献。《诗刊》、《星星》和《诗歌月刊》始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可以说众多诗人的成长都见证着来自于他们或多或少的支持与扶持；尤其是他们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唯有笨鸟先飞、笨鸟勤飞，相信天道酬勤，勤能补拙。

　　笔者：对于《新诗》，我有过持续关注，发现每一期的目录，都会有不少新面孔。据我了解，每一期的《新诗》，从邮箱自然来稿选定的诗作占了不少。“尊重名家、不薄新人”是《新诗》的生动实践而不只是所谓的倡导？在普通写作者写作容易发表难的今天，真正的不薄新人可不可以算作《新诗》越来越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

　　普冬：我们的好些重点诗作：包括“特别推荐”乃至“头条”栏目的都来自自由来稿。如果说其中有“照顾”，那就是我们在用稿和采用重点稿时，更多的是向处女作和不那么知名的有灵性的写作者倾斜。套用一下毛泽东语录“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我想说“没有平庸的文学只有平庸的刊物”。

　　笔者：办刊理念关乎刊物兴衰存亡，我一直认为，有什么样的主编及编辑团队，就注定了有什么样的刊物。那么，《新诗》的办刊理念是什么？目前的《新诗》是一种什么状态？下一步，《新诗》将有哪些规划和动作？

　　普冬：我们的办刊理念始终未变，那就是“崇尚大美、多元共存；直面当下，印象历史；主张文艺，关注精神。”《新诗》草创时期是个“三无”刊物：无品牌、无资金、无编辑人才。是热心文化事业的各界领导、是一大批热爱诗歌的穷朋友把《新诗》扛进了诗界和社会！选好诗、刊好诗、传播好诗是《新诗》的初衷和终极目标。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编辑团队，各司其职；我们的作者群在日益膨大，我们要做的，就是沙里淘金，公平公正地选出好稿，回报作者和社会；同时，我们已初步建立了适合自己的发行次序。当然，这一切还只是拉开了序幕。

　　笔者：在各式各样诗歌选本甚嚣尘上的今天，由《新诗》主打的这样一份《新世纪诗选》，初衷与意义何在？《新世纪诗选》将如何规避多数选本“翻来覆去都是那几号人、缺乏影响力”等常见问题？

　　普冬：《新世纪诗选》编纂的初衷和存在意义，也正是为了破解多数选本“翻来覆去都是那几号人”的“圈内福利”。不论是名家还是是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我们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选出好诗。经过严格的初选、复选、交叉淘汰和终审，最终选出无愧于《新世纪诗选》这个称号的优秀作品，并把它推向市场，把当代诗人的风采展现在世人面前。

　　笔者：在中国，大凡一提到诗歌创作，仿佛每一个诗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位外国文学大师，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对于中国新诗，有人持乐观态度，认为形势良好、成绩斐然，也有人认为成就平平、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与困境。那么，您个人认为，中国新诗在国际上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

　　普冬：每个诗人都是一座孤岛并连着大海。至于诗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位或N位外国文学大师并不重要，因为文化从来都是在交流渗透中相互发生影响的。宽阔的视野和有较高的参照系对写作者而言譬如路标之于茫途。如果说民国初的自由诗实验与国外大师相比显得浅显，那么当下我们最具代表性的诗作与国外优秀诗作相比毫不逊色。

　　笔者：在您新近出版的诗集《太阳穿过白桦树丛》里，收录有《青岩小镇》、《你好，黄果树》等关于贵州的诗歌，之前您来过贵州？印象如何？您对贵州诗歌及诗人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普冬：以往数次在火车上穿过贵州，而且大多是在昏沉沉的夜里。真正来到贵州，这应该是第二次。贵州山青水秀、风光旖旎、人文景观独特。云贵高原风土人情如诗如画，事实上，这里不乏优秀诗人，如之前的唐亚平、陈绍陟和罗莲等等，当下的南鸥、赵卫峰、梦亦非和西楚他们，都是比较活跃的诗人，他们都具有较好的诗歌素养和气质，当然，作为一个区域群落的整体存在以及与雄伟壮美的高原气象相应，应该还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