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广:推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离不开牲口，骡子拉车，黄牛犁地，毛驴拉磨。但由于我们村牲口不多，五六十户人家一个多月才能轮上一次用毛驴磨面，大部分人家要想吃面，只能靠人推磨。

　　村里共有两座磨坊，磨坊里两扇圆形的石磨，成了代代相传的“农业机械”。石磨是用两块厚厚的圆石板打制而成，这两块石板叫磨扇。下扇中间有一个短的立轴，用铁制成，叫磨脐；上扇中间有一个相应的空套，两扇相合以后，下扇固定，上扇可以绕轴转动。两扇相对的一面，留成一个空膛叫磨膛，膛的外周凿成一起一伏的磨齿。上扇有磨眼，石磨转动时，谷物通过磨眼流入磨膛均匀地分布四周，被磨成粉末，从夹缝中流到磨盘上，过箩筛除麸皮就成了面粉。

　　从我记事时起，就发现母亲整天为吃而发愁，为磨面而操劳。她总是把从生产队分来的粮食，细心地放进穴子里。每天早起，天不亮就磨面、做饭，之后再下地干活。中午收工后就慌着到面缸里舀一瓢面，和面、擀面条。待全家人吃过饭以后，又立即收拾粮食，准备磨面。母亲很细心，也很干净，先是用簸箕簸麦糠，然后一筛子一筛子地筛，筛过之后又踅，踅过之后捡出里面的坷垃、石子、虫子、柴节、庄稼叶子。把粮食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才肯放进大簸箩里，再用湿毛巾一点一点地蘸。磨面一般是在夜里进行。

　　我正式推磨是1969年冬天。那年，我二姐出嫁了，我被补充进了推磨的行列。那天早晨，鸡才叫了一遍，娘就把我和三姐从被窝里叫了起来。我睁着似醒非醒的眼睛，不情愿地推起了那白杨木石磨杠子。

　　自从开了这个头，以后每隔五天六天，我就要陪娘和三姐推一次磨。每次，娘都给我讲故事、说歇后语。像“两扇磨磨面粉——缺一不可”，“磨道里找蹄印——步步有点”，“背着小孩推磨——添人不添劲”，“磨扇里的窟窿——有眼无珠”，“磨眼里的蚂蚁——条条是道”等。有一次，娘问我世上什么路最长，我连猜了几次，娘都说不对。她像一个哲学家用手指着石磨说：“世上最长的路就是这磨盘路，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圆圈，可我们一辈子也走不到头……”

　　最难磨的粮食是豌豆、高粱，颗粒大，进到磨齿里“格崩格崩”响，石磨沉如大山，但半天还磨不碎。最好磨的粮食是小麦，粒小，头遍重，二遍轻，三遍就是细粉了。更深的原因是只要一磨小麦面，不是过节气就是家中有贵客，准能吃上好面馍，所以推起磨来似乎轻松不少。最难熬的时光是夏天和冬天推磨，我才10来岁，夏天瞌睡多，推着推着就会睡着，或一头碰到磨杠子上。冬天下雪，推磨得起早，晚了磨就可能被别人占住。所以，娘总是把我从热被窝里拽出来，穿上冰冷的“涮瓦筒”破棉袄，拉住我就走。到了磨坊，双手一摸冰冷的磨杠子，我才从梦中激灵一下惊醒。北风刀子似的从门口、从窗棂子、墙缝里吹进磨坊，吹起的雪粒子打在脸上直发麻。

　　娘没有文化，生活的磨练使她成了位“乡村哲学家”，从她嘴里说出的话，不少都是开心的钥匙。我推磨时想偷点儿懒，娘就说：“‘劲’是奴才，不使不出来。”我害冷，抱住冰冷的磨杠子浑身打哆嗦，说：“娘，我冷。”娘就说：“乖，使劲推磨吧，一会儿老天爷就给你穿上火龙袍了。”我不相信，就奋力推起磨来，不一会儿累得满头是汗，果然不冷了。最难的是推头遍磨，磨杠子死沉，两扇磨就是不开口，粮食粒子大，难推。我像只青皮蚂蚱一样，一会儿蹦到前面拉，一会儿蹦到后面推。娘看我乱忙乎，叹了口气说：“乖，这磨盘路投不得机，取不得巧，得下真劲啊！”最最难推的是最后几圈磨，我已经累得头晕眼花，两腿发软，身子几乎趴在磨杠子上，就这么几圈真的走不下来了。我几乎哭出声来：“娘啊，我累毁了呀……”娘这时倒不心疼我了，用扫面把子敲了一下我的头，说：“快推！”最后几圈终于推完了，我也累得趴在磨杠子上。娘这时轻轻地抚着我的背，说：“关键的当口，咬牙坚持几步就中了。”我抬起头，看到娘的眼里闪过一丝泪光。其实娘比我们更累更难呀！待磨下来的麸皮、糁子多了，就用把子扫进瓢里，放到大面锅上箩。然后把留在箩里的麸皮又倒在磨盘上继续磨。几十斤粮食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磨下去，磨了头遍磨二遍，二遍磨了磨三遍，三遍磨后就不多了。大约得磨两三个钟头，一套磨才能磨完。最后把磨好的面和麸皮分别装进面袋里或草篮子里。母亲有经验，每次磨面时，头上总是顶块毛巾，箩面时飘荡的面粉像下霜一样，我们头上、眉毛上、衣服上也落了一层薄薄的面粉。在忽闪如豆的灯光下，娘晃动的身影如同罩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像女神一样高洁。

　　几十年过去了，娘在磨坊里对我的“哲学启蒙”却一直响在我的耳边——关键的当口，咬牙坚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