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文化的力量永不衰竭

　张岂之

　　1927年生于江苏南通，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曾任西北大学校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主编、自著《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人文精神》《春鸟集》《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等著作。

　　人文学术研究犹如“绿色春草”

　　记者：您在上世纪40年代末考入北大，您那一代人读大学时是什么状态？

　　张岂之：我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由于日寇侵华，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向后方转移。我在陕西城固读初中，后又在重庆读南开高中。我读高中时受课外书影响，决心毕业后报考大学的人文学科哲学或史学。1946年，北大、清华和南开已从昆明迁返北平、天津，这一年夏季三校联合招考本科生。我报考北大哲学系被录取，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

　　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我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听过汤用彤、朱光潜、杨振声、张颐、贺麟、容肇祖等著名教授的课，我决心走学术研究的道路。1946年至1948年，北大校长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他每学期都要抽时间给文学院的同学讲演，他讲《水经注》，介绍他的治学方法，我每次必听，受到一些启发。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大文学院请马克思主义学问家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何干之、艾思奇等先生来讲学，特别是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题课给了我很大启发。侯先生是最早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奠定和开拓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我感到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是我的引路人。

　　记者：侯外庐先生对您的学术有哪些影响，说说您最初追随侯先生的那段经历？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是我最敬爱的老师。我1950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考上了清华哲学系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所有的哲学系都归并到北大。这个时候，侯外庐先生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他要带几个年轻人过去。他跟我谈，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喜欢历史，长安、古都，不得了啊。西北大学是老学校，到古都的一所综合大学去教书，我求之不得。

　　1952年底我到西北大学，第一门课要给法律系的学生讲讲《逻辑学》。法律系是调干生居多，有的年龄比我还大。侯先生重视教学，有一天他抽时间去听我讲课。他说我的原理讲得很清楚，但例子都是教科书上的，没有我们中国古籍里的例子，应该到古籍里面找例子来证明逻辑学的原理，同一律啊，不矛盾律啊，排中律啊，必须对古籍相当熟。我注意了这一点，讲课就比过去好一些了。在教学中的磨炼对我大有好处，所以以后我在大庭广众中讲话不会畏惧，而且自觉地养成习惯，讲东西要注意逻辑，一环一环套下来，不然的话一会天上一会地下，学生怎么听？

　　1954年，侯外庐先生又调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当副所长，所长是郭沫若先生兼任，但郭先生不负责具体工作。后来我就半年做老师，半年在北京跟外庐先生做研究。

　　记者：您有一本书专门谈“中华人文精神”，您如何理解“人文”的重要性？

　　张岂之：所有的科学尖端技术，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生活，无一不是“人”的创造，而最后必须是为“人”服务的。因此，研究“人”自身的学问，即人文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由此引导人们实现自身价值，即所谓“人文精神”，亦可视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本根。三千多年前《周易》中就出现了“人文”一词。古代教育家主张用“人文”即文明精神去影响社会，使社会从制度、思想和民风民俗上趋向于文明。中华民族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其中贯穿着本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我在读中学时就对人文学科有兴趣；上大学，学的是哲学、史学人文学科，后来到大学教书，成为人文学科的教师。

　　1997年为配合在大学生中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中华人文精神》。写这本书遵循的是人文精神，都是自己的话。我想阐述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的回答是：此精髓可名之曰“中华人文精神”。我将人文学术研究譬喻为“绿色的春草”。“春草”虽然不是参天大树，但人间却需要充满生机的春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的根

　　记者：您说做学问是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这种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岂之：从改革开放至今的这35年，有了这个自觉。以前身不由己，这35年我觉得是最好的日子。我国改革开放总的趋向是向前的，没有和以前的生活做对比，没有亲身经历，就不会感到今天的好。我们的学术研究进入了自觉的时代。这35年我感到我要做的事情经过努力能够做到。这就是快乐。自己想做的事，比如学术研究，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或者讲出来，而且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尊重并加以倡导的；我作为这方面的研究人员，觉得快乐。快乐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快乐。有了快乐，在学术研究上的动力会增强起来。

　　记者：80年代西方文化在中国似乎占据了主导位置，当时传统文化的处境如何？

　　张岂之：80年代思想比较活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过碰撞。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蓝色的海洋文化应该代替黄土高原的文化。但我们亲身感受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自己民族思想的根。假如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做支撑，我们没有“国魂”，我们怎么能够站立起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的根。国情不同，我们的道路跟西方就不一样。

　　记者：您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张岂之：第一，天人和谐，这是最根本的。五千多年以来，中华优秀文化一直在探讨什么是天，什么是人，二者如何达到和谐。第二，道法自然，道，就是事情的本源。第三，我们有社会有国家，如何来治理国家，这方面又有了一些理念，例如居安思危，也叫做忧患意识。还有治理国家的时候以什么为本，又产生一个理念叫做以民为本。孔子为此归纳出一个理念，叫做“仁者爱人”。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教育后代，要创造文化，文化还要传承发展，一直延续下去。

　　记者：如何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吸取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

　　张岂之：中华文化不是封闭的文化，她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原因之一是她带有开放的特色。早在春秋时期，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不以自己的出生地为限，他们在中原各国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哪里最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在哪里定居下来。孔子周游列国，觉得不论在哪里，他的理想都难以实现，最后才回到自己的故乡——鲁国，过起教师的生活。近代文化的先驱者们提出，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中精粹部分的发展，需要和世界先进的科学思想相结合。也就是说，不能仅仅看到自己国家的过去，还应当放眼世界，从世界的广阔视野去审视我国的古代文化，研究外国的优秀文化，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记者：传统文化有没有现实的功能？或者说，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张岂之：当现代化为人类带来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同时也带来所谓“现代病”的时候，人们就不能不特别注意精神生活的调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中的某些部分，经过转化、改造，可能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接受。比如说，中华文化中重视家庭伦理价值的观点，对于医治老年人的心灵孤独，对儿童的家庭教育，会有一定作用；中华文化中重视自我意识的修养，重视精神作用的论点，以及和谐哲学和返璞归真的思想，对于医治现代工业带来的身心交瘁，推动科学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中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对群体的重视、把人的尊严放在首位，倡导中庸之道，这些是人类都应当关注的大问题。

　　“国学热”不必降温，而应正确对待

　　记者：现在有一些大学办国学院，许多综合大学开设“国学概论”选课；不少大学面向社会开办研修班，其中不乏“国学讲座”；还有在假日为少年儿童开办的国学少年班，您怎么看待这种“国学热”？

　　张岂之：“国学”原指西周时期由政府办的学校。19世纪末，西方文化与科技大量传入我国，称之为“西学”，与此相对的本土文化被称为“国学”或“中学”。我们现在称谓的“国学”，指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涵盖了哲学、历史、考古、文学等学术领域。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择其优者使今人了解，加以宣传介绍，人们的文化生活有此需要，这是“国学热”兴起的主要原因，应当肯定。于丹、易中天等学者在央视宣讲国学，学术上的问题可以商榷，但他们的宣讲对普及传统文化功不可没，应该肯定。“国学热”的主流是好的，现在也有人讲“国学热”要降温，我认为不是降温、加温的问题，而是正确对待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当今时代谁能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张岂之：我认为媒体上炒作的“国学大师”称号是不妥的。自王国维以后，已经没有所谓“国学大师”。这并不是说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说现代教育不同于传统的科举教育，“国学大师”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时代土壤。王国维1927年逝世后，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学科有了新划分，不再按照经史子集划分，而具体分为文史哲，研究趋于专门化，逐渐形成了一批以某一特定领域为研究方向的专家，也就不存在王国维以前以经书为主的国学大师了。

　　应该把母语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记者：现在理工科的大学生看不下去古代的人文著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张岂之：20世纪有一段时间里，记载中国人文精神的书籍进不了学习理工科和社会科学大学生的课堂，也进不了他们的宿舍。这就使得他们在知识材料上缺少了与人生价值观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读不下去，是因为他们认为读了没有用。我举一个例子——杨振宁先生1997年在清华大学一次演讲中说，他在中学读书时的一个暑假，父亲让他读《孟子》，请了一位国文老师给他讲解。他读后得益很多，影响了他后来的科学研究、立身处世等方面。因此，他主张青年科学工作者们读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粹。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孟子强调，人和其他动物不同，人有理想，有操守，有骨气，有道德，这些被他称之为“浩然之气”。他说，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丝毫不加伤害，就会充满上下四方。这对做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要现在的大学生、中学生去读《孟子》，这是古典名著，可能有些困难，最好能有老师开出讲解的课程，引导学生们去读。还可以请一些专家去写关于中华优秀文化名著的介绍，作为引路，帮助学生们阅读。

　　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人们感情的陶冶与疏导，也有重要作用。我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我从中学时期起就喜欢读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但是此文中有几句老是读不懂。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多，我逐渐明白，范仲淹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人的感情怎样才能专一而不受外界干扰？这要靠人的信念，用信念去调节感情。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去读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他们学会调节自己的感情。

　　记者：这些年您一直在研究文化素质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您如何借鉴古代的教育理论？

　　张岂之：强调教育的后天功能是我国古代教育理论的传统。我国古代教育理论并不忽视“先天”与“后天”的统一，而其重点则放在后天。例如孟子在“人性善”的命题中，说明人具有先天的良好因子，只要后天勤奋学习，刻苦磨炼，就有可能成为圣贤。荀子在“人性恶”的命题中，说明人先天具有不良因素，因此需要经过后天的琢磨，积累知识，去恶从善，成为圣贤。他们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皆可以为禹”，表明了他们强调后天教育功能的观点。这些都可以给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带来启发。

　　记者：前一段时间您提到英语教育占时间太多的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调整？

　　张岂之：在小学和中学应该把母语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现在各级学校学英语的时间都太多。在大学也要根据不同学科，规定学习外语的时数。至于加强母语教育，小学生可以读一点古典的、内容健康的故事，背些古诗；中学生要看一点传世的、经过历史大浪淘沙的好作品；大学生要读一些经典，比如《论语》《道德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