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少对重要人物的敬仰与敬畏之心

——访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

　　记者：第86届奥斯卡奖荣获最佳影片等3项大奖的《为奴十二年》 ，以及呼声很高的《华尔街之狼》都是由自传体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之前《漫漫自由路》 《乔布斯》等广受欢迎的许多成功影片也都是人物自传题材类，为什么中国很少出现这种根据自传类文学作品改编的成功影视作品？

　　张会军：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多少人碰这个题材，小说没有，电影也没有，只有一些人物传记的纪录片还不错。另外我觉得美国的人文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重要时期的重要人物研究很关注，他们有那种对重要人物的敬仰与敬畏之心。同时观众也愿意看这些内容，像乔布斯、甘地、林肯等，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的人物传记相关的艺术作品都比较受欢迎。而我们国内的好像没有这种心理，我们常常是否定一切，觉得你还不如我呢。所以没有多少这类内容的作品。

　　记者：是不是也有一些社会历史原因？

　　张会军：是的，中国社会动荡比较多，政治和意识形态交织常常会磨灭了作为人的有光辉的东西。所以这类题材的创作就有风险。原因在于，比如做电影，不一定全部内容都是真实的，后人就可能不认为那是艺术，而认为是人物的真实写照，这就导致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碰这类题材了，因为不想惹这个麻烦。我们现在的类似创作大部分是把某个事情作为背景，然后写几个人，写某个年代一个很短暂的事情，而不是集中深入地去写一个人。

　　记者：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呢？中西方观众欣赏习惯应该也有一定差异。

　　张会军：这的确也是原因之一。我们没有培养这样的观众，没有这样的观众群，而他们比较喜欢这种传统，我们却很少看谁手里拿本书是人物传记。我觉得从欣赏习惯到市场的原因可能都决定了我们拍这类题材比较少。我们也拍过人物类作品，但严格意义上这些作品还不算是传记，只是一个人的生活侧面。如钱学森、孔繁森、焦裕禄、张思德，以及李雪健演的杨善洲，尹力拍的《雨中的树》等，其实这些人物都闪烁着感人的人性光辉，都在社会进程中作了一定贡献，表达了一种信仰，表现了作为人的风格。这些题材将来都可以继续挖掘。这种题材应提倡去做，让后人能看到他们前面优秀和伟大的人。

　　记者：我们缺乏这类优秀作品是否也与美国人似乎更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文化差异有关？

　　张会军：这是一个差异问题，美国历史才二百多年，而中国已经五六千年。中国强调个人在一个整体当中的作用，而美国是强调个人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其实严格意义上说美国也不是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强调自我救赎和自我完善的东西更多，强调个人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咱们更多是关注集体，所以就很难将个人单独独立出来说，这点有很大不同。

　　记者：而且我觉得他们塑造的人物似乎更真实，更落地，更有血有肉，而我们却常常落入符号化，或一旦树立起一个模范形象就趋向无限放大其好的一面，自动屏蔽人性弱点等。

　　张会军：对，他们塑造的人物不仅更落地，更有血有肉，而且更丰满。这些人物往往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个人的缺点，也有不在常态下的失态状态，写得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如《国王的演讲》 ，人家就敢拍，咱们敢拍吗？人家就能用这些激励每个人。包括《雨人》 《出租车司机》都是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还是整体风格上的问题。

　　记者：其实在文学上，我们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作品，但转换成影视却相对较弱。

　　张会军：文学毕竟可以用很多篇幅来表达，电影涉及审查等方面，使其对人性挖掘等受到一定的局限，艺术家也不愿意在笔墨上费这个劲，弄这种题材，费力不讨好，只能是某个特定机构或基金会来拍。

　　记者：从这届奥斯卡的评选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张会军：我觉得我们国家研究奥斯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往往是就今年研究今年，而不是从奥斯卡几届或十年来研究美国观众和美国电影艺术家在创作上的一种走向、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价值观念。当然我们还要有很细致地分析，比如组成奥斯卡评委的这些人的成分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美国一贯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或个人成长中的自我救赎，一个人在不断地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梦想，当然他们也有肥皂剧，但相对来说还是少，我们的问题是什么赚钱做什么，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信仰追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挺害怕的地方。2014年春节档7天票房破14亿， 2月全国票房过30亿，这把美国人都吓到了，但大家都心里明白，当下这么多票房对年轻人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