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本失败的小说，做母亲的困惑和橘子奖

　　莱昂内尔·施莱弗(Lionel Shriver)，美国女作家，曾为《卫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新闻》等报刊撰稿，创作的小说包括《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到此为止》(So Much for That )、《生日过后的世界》(The Post-Birthday World )、《凯文怎么了》(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2005年，凭借《凯文怎么了》获橘子文学奖。

　　1999年，当我开始写《凯文怎么了》时，我觉得十分沮丧。我的前一本小说还没精打采地躺在我的C盘里，尚未出版。之前出版的6本小说都赔钱。 更糟糕的是，我跟许多其他作者“同舟共济”，只不过这是一只漏水的小船。好评如潮让他们夜里感觉温暖(纸张的绝缘效果不错——问问那些无家可归者就知道 了)，但是没有前途。一群傻瓜蛋。我甚至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

　　写《凯文怎么了》这本小说的过程称得上是踯躅前行。我比一般人决心更大，但是任何人的内心资源都是有限的。我长期靠写新闻稿来维持生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打算将来做一个全职的黑客。但是我还是完成了第一稿，因为我不希望有人指责我没有试过。

　　最后一稿快完工的时候我客居纽约，历史跟我开了个大大的玩笑：9·11。我一阵晕眩，连书中的“我”都要好一阵子才能恢复到自我怜悯的状态。我 渐渐明白，这不仅对于整个世界是个坏消息，而且对于我也是个坏消息。袭击让人们自卫，也让人自以为是。美国人希望在一本批评美国的小说里写的高中谋杀案中 读到什么呢？“哥伦拜恩(199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发生校园枪击案)”立即被《纽约时报》“弗兰克·里奇专栏”引用。这个专栏列举了“之前” 的突然显得小儿科的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天哪，甚至连“我”也不会想读它。

　　我在纽约的代理花了整整一个月读了书稿。她没有给我打电话，而是写了份邮件，这同样是个不祥之兆。邮件是这样开始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兜售这本 书”，之后就越发糟糕了：“就我的一生而言，我不知道有谁会爱上这部小说……我只是想不明白，有谁会想要出版一本写一个孩子做出这种邪恶透顶的事情的书， 尤其是从这样一种毫无同情之心的角度来写的……除非我知道我能把它卖出去，我不可能把它拿走。对于你我来说，那都会是个糟糕的商业决策。”(重读这份具有 档案意义的邮件，我感到十分满足，就像当初我感到心碎一样。她很高尚地加上了一句，“我也很怕哪个孩子读了这本书会学着去做一张弩。想想看那是什么感觉 吧。”

　　她从编辑的角度提出了几个补救措施，“暗示”绝对不要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展现谋杀场景；要把这本书变成喜剧，“只有你能做到这一点”；或者写一个有点令人不爽的小孩子，只要他不伤害人就行。她最有力的建议是：我花了一大笔钱影印，她会把钱返还给我。

　　尽管士气受到重创，我还是有些许的自尊。我婉拒了她提出的帮助。至于“有人学样”，我在回复的邮件中是这样说的：要是小说家们得为读者模仿他们 的角色负责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不会写《罪与罚》的，“省得小气的老太婆们被自视颇高的年轻人用一把斧子干掉”。我甚至还自己掏了影印费。从此她再没 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想她只是无法忍受自己做错了这样的事情。

　　然而，错过机会的不仅仅是我的前任助理。后来的8个月里，我可能找过20个别的出版社，当时我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收回的许多打印稿中，只有头30页被翻动过。

　　正要放弃，就像女孩多萝西看到有魔力的鞋子那样，我意识到我并非无能为力。我直接把小说寄给了一个编辑。没有代理人，直接把书稿交出去，这样的事情职业作家是绝对不会干的。

　　她周末读完了，周一早上就答应出版。

　　我得加上一句，她答应给的钱可不多。不管怎么说，童话就这样开始了。出版之后，《纽约观察家》称小说“直击女性主义者的秘密”。正当精装本该从 书店的书架撤下的时候，赞扬的评论越来越多。平装本被卖给了HarperCollins出版社，卖了个好价钱。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栏目选择《凯文 怎么了》开展电视读书会，就像巴诺书店选择它开展网络读书会一样。英特网上这个书名的点击率以几何级数增加，就像艾滋病病毒在血管中增加的速度一样快。在 被30家出版社拒绝的英国，BBC2台新开的电视读书节目“开卷有益”选这本小说作为第一本书。这本书在英国登上了畅销书榜，并且保持了数月之久。此时， 翻译版权被卖给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荷兰、芬兰、波兰、以色列、中国甚至塞尔维亚。2005年，《凯文怎么了》赢得了英国的橘子文学奖。

　　现在让我感兴趣的是，我写出刚刚那段话时觉得很不舒服。尽管，逾期未付的账单已经支付，但是在将近20年里，作为一个小说家，从商业意义上来 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因此，我并没有一门心思想要获得一个只有女性能够获得的奖励；此刻我会领取我能够获得的任何奖励，二话不说。)然而，自吹 自擂还是显得不得体。诚然，赢得橘子奖让我意识到，得文学奖时男作家和女作家的感受不尽相同。男人带着尊严拿奖，他们可能会充满感激，但真正拿奖的时候， 也有名至实归之感，认为此奖非他莫属。而在比赛上获奖，女性则应该羞红了脸才对。意识到有这样的期待，在授奖仪式后的一次采访中我反叛了。我充满了感激， 我感到如释重负，我很开心，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有时候这样不按常规出牌会起反作用。在伦敦的《时报》上有一个整版，采访者认为我是一个傲慢无礼 的、典型的美国式野心家加上冷漠无情的人(我有“一双冷冰冰的眼睛”)。我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不是长着“冷冰冰的眼睛”的人，但是我希望更多的女性会心安理 得地承认自己有抱负，觉得自己也是名至实归，奖项非己莫属。我想我们都需要更加自负一点。

　　说罢这些，我得指出，即便在找到出版商之后，我也从没有指望《凯文怎么了》能卖得好。它的主题太阴暗。小说的叙述者所承认的情绪中有许多方面 ——还根本不是她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这回事——不吸引人，而虚构作品的作者们常被告诫，千万不要让读者不同情或者不羡慕的人来做主人公。因此，《凯文怎么 了》居然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这比获得橘子文学奖更让我大吃一惊。

　　《凯文怎么了》诚然是本好书，它激起了如此大的反响，我相信还是因为它提出的问题正是时候，虽然对于我来说纯属偶然，或是不寻常的直觉所致。事 实证明，主人公忏悔的所有“不吸引人的”情绪——讨厌怀孕、讨厌难看的塑料玩具、讨厌教人唱字母歌、觉得照顾幼童是个令人窒息枯燥乏味的苦差事、有时讨厌 自己的儿子由此而生发出对自己的怨恨——实际上并不少见。而且，有挺多人还大声嚷嚷着要讨论呢。

　　“做母亲的困惑”如今不再是一个禁忌话题，要是你需要确定无疑的证明，看看网上火爆的《绝望主妇》第一集就行了。其中女主角放弃自己的事业做全 职妈妈，而她的吵吵闹闹的孩子们被描绘成十足的小浑蛋、讨厌鬼。这样一个红得发紫的剧集目的在于声援一个极度痛苦的妈妈，想必“做母亲的困惑”已经成为了 主流。

　　我在大半生中对做母亲有无数的困惑，回想起来，早在8岁时我就已经不想要孩子了。但是一旦到了40多岁，我需要做一个“很快就不可逆”的决定，不可能再以孩提时代的怪癖为出发点，于是我得慎重考虑一下做母亲的事情。

　　42岁时，我已经有了为期6年的比较稳定的婚姻。如果说我当自由撰稿人的收入不是很稳定的话，我的另一半有固定的工作；我们要孩子在经济上不成 问题。而且我的另一半想要孩子想得发疯；要孩子跟选材料做起居室的窗帘一样成为毋庸置疑的事情，就像我选择人造丝做窗帘一样，我也可以选择我们家庭生活的 材料。

　　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的刚刚步入少年期的男孩子开始开枪射杀自己的同学。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感到震惊。肇事者们都是白人，基本上都是中产阶 级，而且完全不能忍受同伴的几句玩笑话或者被女友甩掉，把自己一点点平凡的痛苦以完全不相称的凶狠发泄到他人的身上，让人完全无法相信。而且，我常常倾向 于同情那些一般人不太同情的人，即杀手的父母。

　　于公于私，我都带着巨大的不安开始创作《凯文怎么了》。我这个从来没有当过母亲的人着手描写母亲，听上去似乎有点霸道。幸亏还没有哪个读者气呼 呼地找我算账，说我根本不知道在瞎说什么，因为我没有瞎说。毕竟，我的朋友和兄弟姐妹们有孩子。我也曾经差点做了母亲，而且很显然，对做母亲的恐惧在我的 想象中可是活灵活现的。

　　尽管作家们都很喜欢《华尔街日报》或者《出版人周刊》的好评，我却一度对亚马逊、巴诺书店等网站上所谓“普通”读者的反馈更着迷。这些业余作者的评论有些写得精彩极了，引人深思，他们甚至还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似乎在评论两本完全不同的书。

　　一个阵营评论说，一个母亲心怀好意(作为母亲，她有着人之为人的不足之处)，不得不忍受生来就邪恶的“坏小子”。他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似乎只有 她能够看出来，但是却没有能力制止。甚至回想起来，这位愚昧的母亲无论做什么都不能阻止儿子15岁时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中学生杀人犯。

　　第二个阵营的读者像是读了一本完全不同的小说：读的是一个母亲，她的冷漠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她应该为儿子在少年期不可理喻的行为负全责。这个母 亲对为人父母感到不安，进而让自己的不安破坏了母子关系，在他还是一个幼稚无知的婴儿时就已经如此了，于是这个母亲成了一个反面典型。这样的母亲，还能指 望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觉得这样的分裂挺叫人满足的。大功告成。这部小说的确提出这样的问题，只是没有明说而已：“凯文是被母亲的冷漠毁了，还是天生就令人恐怖？” 然而，我希望这个问题不可能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就像“自然还是教养”这样完全的对立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调和一样。那么多的并非虚构出来的母亲们不得 不忍受这样的事实：她们的孩子成了杀手、吸毒者或者仅仅是不讨人喜欢的人。处于伊娃的位置，没有哪个女人会颤颤巍巍地走到邮箱边撕开“答案”，看她的孩子 有这些缺点是否都是她自己的错。

　　是凯文天生邪恶呢，还是伊娃——她承认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应该为他后来变成的样子负全责呢？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吧。

　　许多人已经告诉我答案了。这让我们这些从事写作的人真正感到羞愧，甚至对于我这样一个因为傲慢而臭名昭著的作者来说也是如此。

　　小说创作非常脆弱。不顺利的时候，作者们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角色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故事给人胡编乱造的感觉。但是虚构作品是双向的。读者带来了 自己的想象，给书贡献了额外的东西。从我的听众那里听来的东西(通过阅读、邮件、信件和网址的评论)让我觉得这部小说更加真实。智慧、机敏和富有创造性的 反馈把这些角色变得比他们在我的脑海中由我创造出来时更加高大、完美和复杂。我得到许多真实生活中父母的首肯，说他们觉得有时的确有类似的困惑，对于作者 来说，这个虚构的故事于是比我在创造小说、怀疑很多人根本不会想看这本书的“阴暗”的日子里变得更加有力。我想起了《彼得·潘》的台词，只有孩子们都相信 有仙女，叮当小仙女才会复活。读者们都相信这本书，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带到文本中来。他们激烈地辩论，说 “富兰克林到底是个傻瓜，还是仅仅是个死心塌地想要一个幸福家庭的好人呢？”如此等等，使我自己的小说在我看来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充实，对此我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