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春作为文学的存在

　　今天的“青春文学”有些尴尬。

　　一方面，它意味着作者是年轻的，读者是更年轻的，这样的作品有可能占据市场的核心地位，拥有更多的欢呼和关注；另一方面，它获得的评价又常常与没内涵、华而不实联系在一起，尤其难以得到成熟读者的认可。

　　这是年轻作者的局限吗？又或者说，是老一辈的思想太过顽固？

　　其实，当青春作为文学而存在，就会有它的天真和肤浅，也会有被时代赋予的更多可能。王国维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青春文学”，我们都会老去，青春却永不散场。

　　被贬低的青春文学

　　2月22日，“一个工作室”杭州签售。上百平米的城西银泰城大厅，放眼望去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面孔，他们拿着书，排着队，花一两个小时等候，为的是近距离见到心仪的作者，再拿到一个签名或合影。

　　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去年8月，郭敬明带着他的《小时代》现身上海书展，台下尖叫声此起彼伏，等候签名的队伍弯弯曲曲绕了上百米。两天后，《一个：很高兴见到你》新书首发，主创团队在韩寒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创下了1小时销售超过800本的书展纪录。

　　这或许是“青春文学”的效应。

　　有学者定义，“青春文学”是一种以表现当代青少年在青春期的生活、内心情感为主要内容，并以中学生、大学生以及踏上社会不久的青年人为主要受众群体的文学样式。

　　我们不能说80后、90后的创作一定就是青春文学，但又不得不承认，“青春”的气息在他们的文本中出现太多。

　　郭敬明的《小时代》，以大学校园四个女生的友情为主线，穿插着略带狗血的爱情和迷茫。张晓晗的《女王乔安》，以学生时代的张扬不羁开始，以刚步入社会后的残酷结束。滕洋的《榴莲》，从少女心事的年代一路写到要死死踩住青春尾巴的当下。

　　即使是力求打造多元平台“一个”，也很难绕开“青春”的方向。编辑金丹华坦言，他们的用户主要在18岁-35岁之间，其中大学生更是主流。

　　只是，在获得市场追捧的同时，青春文学的地位又总是被贬低的。

　　如果你是郭敬明的读者，很有可能被嘲笑“脑残粉”；如果你崇拜韩寒，又可能被揶揄“公知”或“愤青”；35岁以上的人不太会成为他们的读者，更不要提在相对严肃的传统文学领域，这些年轻作者如何获得认可。

　　青春文学的前世今生

　　这是青春文学的宿命么？或许每一代人的文学都有它的青春使命。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将年轻人推向文学舞台。内忧外患下，年轻人充满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困惑，同时又心怀救国救民的壮志。比如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反映的是青春人格实现的种种困难；郭沫若的《女神》，不断呼喊着民族青春精神；成仿吾的《歧路》，热情地呼唤青年们觉醒。

　　“正值青春写青春”，这是青春文学的一大特点。1953年，19岁的王蒙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文中描写了一群女高中生，她们充满理想，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对男女情感小心压抑，堪称50年代的“青春范本”。

　　当年的畅销书也不输今天。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带自传色彩作品，出版第一年就卖了近100万册。

　　1976年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出现大量的青春人物。群体宣言式的写作，强化了“青春无悔”的概念，比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女知青李晓燕立志成为“全团知青扎根边疆的光荣榜样”；韩少功《西望茅草地》中的“我”只带了一只牙刷去实现自己支农支边的崇高使命。

　　尽管痞子文学的领军人物王朔对“青春文学”根本瞧不上眼，但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玩的就是心跳》《动物凶猛》等作品，实际是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让“大院子弟”成为青春的独特符号。

　　被消费的青春文学

　　就像勇往直前的海浪撞上了时代的墙，“80一代”的青春文学，总是与争议联系在一起。

　　1996年，女中学生郁秀出版了处女作《花季雨季》，它开启了成长写作的全新道路，同时也把青春文学推上了“小情小爱”“底蕴不足”的道路。两年后，《萌芽》杂志举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随着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小饭等一批人的脱颖而出—“青春文学”又无形中成为“造星运动”的载体。

　　差不多同时，90年代中期，“70后”女作家给青春文学染上了叛逆和颓废的色彩。棉棉的《糖》中，“我”沾染了毒品和酒精，走向病态与绝望；卫慧《上海宝贝》大胆暴露的性爱描写，在一片吵嚷与追捧之中被禁售。

　　最近10年，出生于1990年左右的年轻人接过了青春文学的大旗。蒋方舟、张晓晗、陈谌等一批人，用各自的方式书写青春。互联网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获得了更多机会，也面临更多挑剔。

　　其实，纵观不同时代的“青春文学”，你会发现，爱情、友情、梦想以及成长的迷茫是永恒话题。它们的区别在于，时代背景下表达语境的不同。

　　上世纪60年代的作者，一边在文本层面尝试和西方现代派小说接轨，一边表达着传统农业的社会生活；70年代的作者，叙述内容和形式大多在城乡接合部徘徊；80年代的作者，对物质有一种天然的接受能力，创作与自我、与内心联系得更紧密。至于90年代的作者，他们几乎都来自城市，对消费主义和现代化有理所应当的适应。

　　与此同时，文化市场的成熟，也使文学作品的商品化愈发明显。法国文化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对此描述：“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再仅仅取决于它的美学质量或者作家的艺术地位，而是决定了特定艺术家、艺术风格或种类在市场上的经济价值。”

　　青春文学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年轻的文字生产者已不再是单纯的内容创造者和思想传播者，他们总是和自己的劳动成果一起打包成商品，贴上标签、迎接受众的狂欢。

　　青春文学的成长

　　你能说青春文学商品化、产业化是倒退么？置身这样一个高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能让人们产生共鸣的，往往就是这样历史意识淡漠、更讲究自我意识的文字。

　　对此，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当人们在购买洗衣机的时候，并不仅仅为一台洗衣机作为工具和机器的功能而费心，更少为一台洗衣机的价格而伤脑筋。相反，他们选择哪一款洗衣机的重要依据是它被赋予的悠闲、幸福生活的标志。

　　这就好像一个象征化符号，父辈们有他的“青春万岁”，孩子们也有他的“青春回味”。当40岁的成年人对韩寒、郭敬明嗤之以鼻时，20岁的年轻人也用完全不认识王蒙、杨沫，给过往重重一击。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记忆，也总是难以迈过时代的鸿沟。

　　有趣的是，青春文学的作者在成长，读者也在成长。韩寒从校园内外的《三重门》走向公路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郭敬明从“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爱与痛的边缘》迈进更为浮华冷酷的《小时代》。张悦然、周嘉宁等一批80后作家开始身体力行，向纯文学致敬，你就知道，他们早已不满足当一个青少年偶像。

　　而他们最早的一批读者，如今已在30岁上下。这批人对阅读有了更多追求，把昔日的偶像情结，像接力棒一样交到90后手中。

　　至于青春文学中的那些糟粕，试问一下，哪一时期的文学没有次品？30年前的“青春文学”还能留存到现在的，必然是经历了时间和市场的大浪淘沙。

　　由此看来，我们再指责“青春文学”肤浅显得有些武断。毕竟，青春是个永恒的主题，就看谁能把它演绎得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