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

　　全国政协委员、编剧梁晓声谈新作《返城年代》 ——

　　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

     好的文化会有许多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关于好人。好人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善良，这是根。秉持着善良这一点，对许多事情的判断都不会那么复杂，变得相对简单了。 

梁晓声

　　3月3日，电视剧《返城年代》在央视八套黄金档首播，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也在这天开幕，这部剧的编剧梁晓声、顾问张抗抗都是全国政协委员，也使得它格外受到关注。 《返城年代》是根据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知青返城后所面临的困境，重点描述了他们如何用顽强的意志度过艰难生活，透着乐观、积极、阳光的人生态度。梁晓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今天我们需重建常识

　　记者： 2012年您编剧的电视剧《知青》曾引起很大反响， 《返城年代》虽然也属于知青题材，但也没有仅仅局限于知青本身，观众可以看到爱情、亲情这样的情感，也有人性的自私，这些不仅仅存在于知青年代，很多人会从当下找到一些共鸣。您创作了多部知青题材的作品，对于《返城年代》您想表达什么？

　　梁晓声：我希望通过知青们所经历的年代，把中国的一段历史带出来。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历史感。我们这样追求了，如果观众看到了，感觉到了，我们真的很高兴。同时，这也会带领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这30年是从一个什么起点走过来的，能较客观地看待我们这30年的历史。尤其这段历史恐怕对于年轻人来讲还是不太熟悉的，就显得更重要。年轻人应该懂得自己国家的历史，这样看待自己国家的现实才会更清醒，甚至包括我们对腐败的不满意，都应该从它的端点上找，在历史上看当时的官员是怎样的。这样理解的话，就更加深了我们今天反腐倡廉的责任。

　　在文化方面我一直主张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不论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在特殊年代，更需要好人多一些。换句话说，好人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个体，可以阻止时代向不好的方面倒退。而我说的“好人”并不是老好人，他自身是有文化、有知识、有价值观的。 《返城年代》也想从好人方面来写，最终也写到了什么叫“良心” 。于是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为什么而羞耻？应该为不正直、不善良、助纣为虐、看客心理而羞耻。这些我觉得在今天也依然有意义。虽然这些本是常识，但是我们要重建这些常识。

　　希望做好人能成为生活幸福指数的一部分

　　记者：和剧情相比，剧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个性鲜明，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您在人物塑造上有哪些思考？

　　梁晓声：我们非常欣慰，大家看懂了我们不是在着重写故事，而是着重写人物，就是说作为一个自然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也是我跟导演在创作中一直在谈的话题。虽然剧中的主要人物是知青，但他们作为一个自然人是基础的属性。

　　剧中有一个知识青年杨一凡，他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是一个美术青年，保留了一本西方绘画版图，其中有很多裸体图片。他因此受到了批判、伤害，处境艰难，而且揭发他的可能是和他最要好的知青。在这个时候，作为兵团营长的林超然，就一定要把这个知青调到自己的营里来，保护他。

　　记者：无论环境如何，林超然还是有是非观念的。他可能认为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

　　梁晓声：知青返城后，何家三姐妹的二女儿爱上了杨一凡，杨一凡因为一些原因进过精神病院，使得何家上下都反对他们的交往，这也可以理解，虽然他的画很美，为人也热情。二女儿后来知道自己并非何家亲生，当生母出现在自己面前，不但买了杨一凡的画，还对她和杨一凡讲：“我们应该感激那些为我们的民族教育出了善良青年的父母们，一个青年如果不善良，不论他有多大的能力和才干，他都不可能最终成为一个好人。你们都是好人，虽然你有病，但是你们相爱，这多好。 ”这就是我们始终要传达的，关于人善良品格的重要性，事实上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剧里面尽量抛开执迷编织剧情的原因。尽管编织剧情其实并不超出编导的智力，但我们并不想把力气用在那儿。

　　记者：您在电视剧中写的人物，那些受伤害的人是宽容的，伤害他人的人也是被宽恕的，只要是真挚的爱情，无论遇到再大的阻力，到最后都是可以被接纳的。与现实相比，是不是过于理想了？

　　梁晓声：假如我们对自己国家所处的时代，有诸多的困惑、迷惘和不满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对比西方更先进的国家。比的时候，不是比人家的生活条件，主要比的是外国的人。那外国的人为什么会是那样一种文化？是外国的文艺不断地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人，几十年、上百年。

　　在今天，有些人做了一些好事，大家就会反问怎么会有那样的好人呢？其实我写这部剧就是想要说，最自然的人，正常的人就应该那样。为什么我们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另外一些观众总在怀疑我们的生活中哪有这么好的人？我觉得怀疑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实仔细回忆，在你最不开心的时候，用自己的开心感染你的人，是有很多的。但是我们的文艺居然没有，我们的文艺作品里面都是在斗，各种各样的斗。那这个社会就没办法进步了。所以我们要强调，人是社会进步的主体，一定是要被好的文化所化的。

　　好的文化会有许多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关于好人。好人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善良，这是根。秉持着善良这一点，对许多事情的判断都不会那么复杂，变得相对简单了。因此剧中就有林超然带着他的知青战友罗一民去向港商忏悔，因为罗一民曾伤害了港商的外孙女。

　　港商会觉得林超然和别的知青不一样，林超然说自己读过一些书。港商以为他在说谎，就拿出雨果的《九三年》 ，“这本书你读过吗？ ”他脱口而出说，“在革命的原则之上，有更加重要的，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原则” 。罗一民也读过书，也读泰戈尔的诗集。他们被这样有营养的文化所带动，才会是不一样的人，才有了罗一民的道歉和忏悔。这也是我们想传达的。

　　我们希望有一天做一个好人能成为生活幸福指数的一部分。

　　历史是面镜子，可以观照现实

　　记者：其实《返城年代》虽然说的是知青的事，但是里面涉及到很多身份的人，有市长，有校长，有学生，也有工人等等。这些人虽然不是男女主角，却也都有自己的命运发展，并不是来“打酱油”的，观众可能也都能找到一种对应。

　　梁晓声：剧中何家三个女儿的父亲是个校长，冬天他们家没有宽敞房子，全家住在学校的教室里，煤也不好烧，但学校有好煤在那儿，学校也有砖在那儿，能不能动用一块砖来为自己家砌上，再烧学校的好煤取暖，这事在何校长那里是绝对不可以的。儿女们挨着冻最后都不听他的，就把战友们都找来把炉子砌上，结果何校长大发脾气。在上世纪80年代如果我们当干部的人把这种作风一直延续下来……至少当年是面镜子可以观照现实。

　　记者：剧中也会涉及到一些对历史的评价吗？

　　梁晓声：会涉及到“文革” ，比如说商业局长的儿子和我们剧中的女主人公，也就是何家的三女儿是恋爱关系，到商业局长家里做客时，在交谈中商业局长是害怕的，害怕儿子找一个曾经是女造反派的姑娘回家，因为他们在“文革”中曾受到过伤害。于是他们的谈话就不像普通意义上的对话，可能一开始就会问你对“文革”怎么看？就这么直接，而且答案直接影响你能不能进我们家门，她回答说，“‘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在今天至少表达了我们这样的一些人，对于“文革”的一些立场，无论它对或者不对，但是表达出来了。

　　记者：这个剧跟您之前的生活有多大的相似性？您的好友、著名作家张抗抗曾说剧中的男主人公跟您很像。

　　梁晓声：因为我在生活中确实是属于尽量要求自己正能量多一些的那一类。剧中和我生活接近的地方其实挺多的，比如说林超然和他的工人身份的老父亲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所以这部剧除了向知识分子致敬以外，同时也向工人阶级致意，也向美好的人性致意，这是我在创作中一贯秉持的。我觉得我们的文艺作品就应该有这种正能量。我们所说的正能量也不完全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而是人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