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两会新期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3月01日10:22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编者按 全国两会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围绕国计民生，建言改革、献策发展，这既是代表委员的职责所系，同时也是普通百姓的热情关切。备受关注的全国两会即将召开，2014年两会，您最关心啥？今天，《非常月末》特约请业界7位不同职业者讲讲他们对两会的新期待。 

　　王亚非 出版业呼唤职业经理人

　　□记者 王玉梅

　　身份：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裁，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注问题：出版产业

　　心声：在出版行业，人才竞争是第一竞争。在接下来的文化体制改革“黄金十年”中，出版企业要在转变机制上多下功夫，通过股权激励、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措施，培养人才、留住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裁，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亚非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有过多年外经贸工作经历的他深深知道，看到商机就要立刻抓住。采访时，他一分钟150个字左右的语速，也从侧面验证了这一点。 

　　王亚非已经是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几年来，从在全国两会上建议设立“国家读书日”、建立文化产业银行，到走进中南海向总理建议制定文化产业走出去规划、设立“国家文化人才奖励基金”，他的关注重点，从未离开过出版业。 

　　“今年我还会关注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王亚非说，他尤其关注能否在出版业实行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的问题。在他看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混合所有制，国有出版企业也面临再出发的问题，而进行混合所有制探索，更是直接涉及文化产业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问题。 

　　“在出版行业，人才竞争是第一竞争。很多时候是人在财聚、人走财散。”王亚非对此颇有感触。尽管全国绝大部分出版单位都已经完成转企任务，但很多单位还是“穿新鞋走老路”，体制变了，机制没有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自身的利益、前景、职业规划和企业发展明显捆绑得不够紧密，使得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遇到合适的机会，很容易放下原有身份另觅出路。而对企业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人才，还有宝贵的资源。因此，王亚非希望，在接下来的文化体制改革“黄金十年”中，出版企业要在转变机制上多下功夫，通过股权激励、实行股权激励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等措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无疑，这些举措可以让出版企业的人才得到更好的收入回报。但王亚非认为，最重要的改变还是员工精神状态的转变，持有企业的股权、期权的各层级职业经理人，可以让企业的骨干、精英真正把自己看作企业的主人，其个人职业生涯和生活与企业发展结合得更加紧密，对企业的关注度必将大大增强，这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其他行业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已经验证了这一点。以安徽为例，马鞍山钢铁公司、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国企都早已推行股权激励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且直接推动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目前来看，出版业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有何障碍？王亚非说，以前文化产业可能更多关注体制改革，因此少有这个概念，今后十年改革的重点转变到机制转换上，推行起来可能会较为艰难。“文化产业有特殊性，对于部分业者或管理者担心的问题，其实可以通过前期设置很好解决。”王亚非说，通过实行特殊管理股、设置AB股等方式，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想解决什么问题就采取相应的模式”。 

　　对于今年以来不断涌现的唱衰传统出版的问题，王亚非也有自己的看法：传统的出版形式要有大的发展，确实比较困难。但出版是一个产业，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内容运作好了，就可以衍生出很多创意和服务，最高端是对个人或团体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这方面出版业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年青一代的网络消费、故事消费将爆发，只要能够找到新的兴趣点、找到新模式，出版业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当务之急，是要掌握自己的技术保障队伍，这样才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能够持续投入、持续产出，广泛投入、广泛产出。 

　　张抗抗 扶持创作要“两条腿走路”

　　□记者 王玉梅

　　身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关注问题：文化建设

　　心声：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时学会“两条腿走路”，在信息时代的高科技手段和传统写作营销方式多个方面找到平衡点。既鼓励网络写作广开言路又能抑制低俗，大力扶持严肃文学创作，保护优秀作品的原创权益。 

　　这几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特别忙，以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都只能约在晚上。因为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开幕在即，她要抓紧最后几天时间，继续征求意见，完善自己的提案。 

　　过去的几年里，张抗抗围绕文化建设提过不少提案，加快《著作权法》修订、减免实体书店所得税、规范图书售价等。其中，关于“减免实体书店所得税”的提案，她一提就是好几年。去年，这条建议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采纳了，自2014年1月1日起，全国各类型实体书店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 

　　今年两会，张抗抗会关注哪些问题？“主要有三项：一是如何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二是降低稿费税收起征点；三是中小学教辅材料收录作家作品，出版社须合理付费。”她说。 

　　这些问题从何而来？张抗抗说，主要靠平时积累。“政协委员履职，不能临近两会才匆忙准备。”为此，她在每年的休会期间，对各种有改进余地的现象，都会“自觉”进行观察分析。提出建议前，自己也会反复琢磨，并且主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休会期间推动相关工作的最成功案例，当属《著作权法》修订一事。2011年3月，她以国务院参事身份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恳请总理关注修订《著作权法》的问题，尽快把修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封信得到温总理的明确批示。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版权局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启动了第三次《著作权法》修订工作，并聘请她为第三次《著作权法》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此后，她又在两会期间再次呼吁，将修订《著作权法》尽早列入立法机关的立法计划。因其在推动版权事业发展、开展作家维权方面的突出贡献，2013年11月，张抗抗还获得了“中国版权事业卓越成就者”荣誉称号。 

　　“坚持很重要。”提及多年提案的经历，张抗抗说自己体会最深的就是要坚持。有关“应该遵守教师法，解决国有企业退休职教人员待遇”的提案，她反复提了五年。“最后那一次，我已经没有信心继续提了。但是全国各地退休教师不断给我写信，诉说他们晚年生活的艰难，我心里很难受，就坚持又提了一年，心想再不解决我也没办法了”。但就在2013年，民生问题逐渐得到中央重视，国家政策做了调整，财政部下了文件，所有的国企退休教师都按教师待遇领取退休金，各省陆续开始执行。张抗抗的又一个民生提案“落地”了。 

　　眼下，新阅读平台的不断崛起，使纸书阅读和传统文学阅读越来越不乐观，尤其是年轻的手机“低头族”，很多人已经不读、不买这类作品了，张抗抗对此颇为关注。一方面，她乐观以待：“我不认为这对文学的传播有什么根本性的挫伤，只是各种人群的阅读方式有所改变。”她认为，尽管纸质书的发行量正在减少，但作家们的一部分作品正以电子书或网上阅读的方式存在，真正的好作品仍然会受到读者欢迎。“只是各个年龄段的读者，不再从书店这单一方面来了，而是从书店、网络、手机等四面八方而来”。因此，作家们也需要改换观念，要学会借助电脑、手机等工具，海陆空“全方位”出击，以适应传播手段日益丰富的变化。 

　　另一方面，张抗抗也对劣质低俗网络文学吸引众多读者的现状表示担忧。作为一名传统的严肃作家，她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喜新不厌旧”。在政策制定上，学会“两条腿走路”，在信息时代的高科技手段和传统写作营销方式多个方面找到平衡点。既鼓励网络写作广开言路又能抑制低俗，大力扶持严肃文学创作，保护优秀作品的原创权益。她说，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都有成熟的好经验可以借鉴。 

　　尽快穿越求职寒冬

　　□石晓彤

　　身份：中国传媒大学应届硕士毕业生

　　关注问题：就业

　　心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希望国家能够制定更为公平、透明的就业政策，希望二三线城市能够制定有利于各类人才就业的竞争机制。 

　　作为一名中国传媒大学的应届硕士毕业生，一年前，我还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信心满满。在我心里，中国传媒大学在新闻传播类的学校里还是佼佼者，在业界也有良好的口碑，能拿到这里的研究生文凭，仿佛就有了一张通往传媒梦想的通行证。但是一年后的现在，当我投出几十份简历没有回音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现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深切感受到“史上最难就业季”的风暴不知什么时候已向我们席卷而来，弄得我们措手不及。 

　　从去年9月开始，一些单位就陆续开始了招聘工作，我们也自此开启了求职历程，心态也跟着一波三折。起初，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重点关注那些有户口、有编制、福利待遇好的国企、央企和传媒集团的招聘信息，参与了几家单位的笔试，但几乎都没有回音，有些单位甚至连简历都没有通过。对此，我感到很困惑，自己的条件均符合他们的用人要求，为何会被拒之门外呢？后来知道一些单位是对第一学历有硬性要求的，比如本科学校必须是211或985工程高校等，由于我的本科学校并不属于这类大学，导致简历在网申阶段就被筛掉了，丧失了很多机会。后来跟“战友”们交流，偶尔也会听到“某某单位都已经内定了”“某某单位只要男生”之类的言论，虽不能以偏概全，但这毕竟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短期内是无法避免的。 

　　在多数简历石沉大海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来北京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户口、编制之类的根本没有想过。对于很大一部分的北漂青年来说，北京最有吸引力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可供自己学习、锻炼、施展才华的平台。如果是为了求得安逸，留在北京并没有多大意义，毕竟自己的家乡要比在这儿安逸得多。想通了的我决定不再局限于“高大上”的单位，把眼光放宽到一些不错的民企、外企上。令我欣喜的是，我连续通过了一家传媒公司的笔试和面试，但他们能提供的薪资很少，与整体的研究生基本工资不符，所提供的待遇也很不稳定。父母对此很不满意，于是便放弃了。 

　　随着新一年的到来，周围的一些同学陆续找到了工作，不过大多数都不在北京，而是回到了各自的家乡，在北京既无亲人又无朋友的我，也开始考虑留在北京究竟有多大意义。过年回家发现父母又苍老许多，作为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嘴上不说，心里是想让我留在他们身边，那份不舍让我很心疼。北漂巨大的生活支出会让父母压力很大，已经24岁的我不但没能为家里分担，反而让他们操心，有点太不懂事了。毕竟，人不能只为梦想活着，一些眼前的幸福更值得我们去用心呵护与珍惜。于是我开始关注家乡的招聘信息，抱着“两条腿走路”的想法，北京已不再是我唯一的选择。 

　　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又遇到了问题，我发现家乡关于新闻传播类的职位太少，除了电视台和几家报社外，似乎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余地，而这些所谓的地市级媒体也迟迟不发布招聘信息，让人无奈。其实，身边的好多同学都和我的处境一样，不是不想回去，而是回去自己能做什么是个问题，如果回去得不到好的发展，那为何要放弃北京这样广阔的平台呢？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对这句话的体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深刻。但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们依然要保持一颗积极的心态，勇敢面对。同时，随着全国两会即将召开，我也希望更多人呼吁政府制定更为公平、透明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在简历审核和考试流程上能够更加规范、透明；希望二三线城市制定有利于各类人才就业的竞争机制，充分挖掘本地人才的需求潜力，实现优秀人才在各省(区、市)的均衡流动。 

　　高等教育更加“接地”“接梦”

　　□江作苏

　　身份：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关注问题：教育

　　心声：“让校园离市场更近些”的说法，总体上是没错的。但同时，大学“明明德”的功能也要格外重视。希望政府看清这一点，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扶持之策，提供奖掖之力，让高等教育更加“接地”“接梦”。 

　　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大学所起的作用无可替代。从具有启蒙意义的“真理标准讨论”肇始，思想解放的种子从大学萌芽，向着社会蔓延成长，终于形成参天之林，这是多么可喜的成就。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突破政教合一思想禁锢的生力军出自大学，那么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大学作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和科技贡献，离开大学就不会有国家今天的局面。 

　　而在当前，规模迅速扩张的中国大学，处在一种喜忧参半的气氛中。一方面，随着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各地又有着教育支出必须占到GDP4%的刚性保证，所以无论哪一所大学近些年都是大楼频频拔地而起，硬件不断改善。与此相伴的是高等教育走出精英教育的圈子，成为一种为大众分享的社会普惠。另一方面，无论哪一所大学，虽然实力壮大了，却也都在为并不乐观的学生一次就业率而揪心。尽管许多高校都可以拿出比较光鲜的一次就业率统计数字，但是笼罩在大学校园挥之不去的“就业难”之隐忧，是一道并未写在纸上却结在师生心头的未解难题。 

　　因为关注就业，在校大学生的4年大学生活，基本上被压缩到了最多3年，多数的校园招聘都会瞩目于校园内大三的学生，一直延续到大四的上半年。在这个漫长的求职过程中，在校生的心智都经受着巨大的起落，很难集中精力学习。从制度层面设计，这样的现象是必然的，因为作为个体的大学，不能够在学生就业问题上有安排性的赋权，而对整体就业市场的准确把握，找到自己毕业生的出路，是学校勉为其难的一件苦事。 

　　在武汉这样高校集中的大城市，高校在校生总人数达到130万人左右，所涉人口以1:3的系数计算，“大学人口”在400万上下，占到城市人口的约一半。可以说，大学生的喜忧就是城市的喜忧，大学生的出路牵动着城市的出路。 

　　校园的问题，答案不可能只在校园内寻找答案。大学生的社会出路问题，与国家发展的路径选择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从起“基础性”作用转变为要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转变，必然要涉及作为人力资源中坚的大学发展路径。 

　　从党的意志转化为政府行为，从观点转变到理念，从务虚倡导到价值确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全国两会上，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群众抱有着期望。 

　　大学生出路的顺畅，归根到底在于社会要不断提供更丰富的市场主体。不断产生而又活跃的市场主体，是大学生脱离校园“脐带”后的托盘，从这里带土栽培一段时间后，他们才可以立苗成活，然后或带土移栽，或就地成材。 

　　这种“接地”的过程，市场之手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时代的大潮，身处大学校园的师生，除了适应它之外别无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让校园离市场更近些”的说法，总体上是没错的。 

　　同时，大学既要接“地气”，也要接“梦境”。中国梦的哲学内涵与文化内涵，是一个渐进的、伟大的酿造过程，不是一个静止和固定的旧物，它需要生机勃勃的创造。在这方面，大学之“明明德”的功能显得格外重要。要发挥这个功能，又非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不可，需要一大批甘于淡泊、醉心学术的非市场型人才留守。所以，高等教育的“接地”与“接梦”之过程，是在强国梦的大场域中殊途同归的路径。政府要看清这一点，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扶持之策，提供奖掖之力，这就是我所期待的两会题中应有之义。 

　　周飞 让农家书屋焕发活力

　　□记者 刘世昌

　　身份：农家书屋管理员

　　关注问题：农家书屋管理员现状

　　心声：我最大的困难就是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很残酷也很实际。只有解决了管理员的生存问题，才能让书屋更好地生存。我还希望，书屋能获得图书经营权，方便群众就近买书，这既是拓展书屋发展的途径，也能让书屋越来越有活力。 

　　两间书房，七个书橱，几百册图书，这就是周飞梦想的起点——周飞农家书屋。回忆起农家书屋创建伊始的情形，周飞的话语中充满兴奋和感激。2007年，山东省日照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郑玉霞为周飞送来2000册图书和3000元启动资金，帮助他创办了全省首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书屋。农家书屋给了周飞第二次生命，他的梦想得以在轮椅上飞翔。但现实却很残酷，眼下，如何让农家书屋活下去，成为他最大的难题。 

　　“我是农家书屋管理员” 

　　“我是农家书屋管理员，这个身份我很珍惜。书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它不仅丰富了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我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周飞激动地向《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说，“如果有机会，您一定要帮我感谢一下郑玉霞局长、李希云科长等人，还有日照市残联、东港区文化局等单位。领导们一次次来书屋，给我解决了许多困难，比如图书更新、根据我的需要配书；送来方便学生学习阅读的桌椅、书橱和播放设备E播宝；资助金钱，让我到北京开新书发布会等。我成了中国60多万个农家书屋中，首个以农家书屋管理员的身份书写农家书屋故事的人，成了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说到这里，周飞的声音哽咽了。 

　　由于18岁时患急性横贯性脊髓炎而高位截瘫，周飞的行动完全依靠轮椅，生活无法自理。受此限制，整理图书对周飞来说都非常困难，“上层书架位置太高，我只能等父母从田里干活回来以后帮忙整理。后来，我就请来村里看书的人帮忙，热心的村民和学生帮了大忙，慢慢的整理图书已不是难题。” 

　　“想说爱你并不容易” 

　　身体的困难，周飞想办法解决了；可书屋长久活下去的问题，靠他一己之力却很难解决，这让周飞没少着急。他希望书籍及时更新，有针对性地更新。为此，周飞四处沟通求书，得到很多热心人的响应。前些天，他还托人雇车从邮局拉回满满两大箱书，这些书都是江苏扬州大学图书馆的老师邮寄来的。 

　　书来了，可村民会来书屋看吗？看得懂吗？这成为困扰周飞的又一难题。周飞农家书屋地处山东日照，村里以种茶为主，几乎是中国规模产茶最北的地方。种茶容易受冻害，针对这一特点，周飞通过互联网购买了相关书籍，并帮助村民通过互联网收看最新的科教视频，调动大家看书的积极性。 

　　如今，周飞农家书屋已有满满的13个书橱，7000多册藏书，200多盘音像光碟以及电脑和移动影库，免费服务村民8000多人次。这些，是他在完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完成的。为了丰富书屋的内容，周飞常常在网上关注新书发布，甚至每年自己出钱300元订购报刊。这让没有固定收入的周飞，原本就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其实，我最大的困难就是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很残酷也很实际。只有解决了管理员的生存问题，才能让书屋更好地生存。” 

　　也曾有村民在书屋看到心仪的图书，问周飞把书买下来行不行？碰到这样的问题，他只能说不行，因为现在的书屋还是完全公益性的。对此，周飞希望自己的农家书屋能够获得图书经营权，从新华书店选购村民爱看的图书，放在农家书屋里出售，这既是拓展书屋发展的途径，也能让书屋越来越有活力。 

　　宋靖 创意产业的关键在版权保护

　　□本报记者 王玉娟

　　身份：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教授、院长

　　关注问题：版权保护

　　心声：特别期待政府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法规，从方向上对未来从事创意产业的人进行指导和指引，让他们懂得如何从业，如何让自己与产业相协调、相同步，来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和期望，让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能够真正地落地开花。 

　　作为身兼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教授、院长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理事、中国摄影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诸多头衔，宋靖最关注的是摄影能否在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宋靖认为，摄影作品的版权保护是重中之重。 

　　宋靖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对于今年两会的向往和期盼就是国家能否出台一系列的具体配套措施，让目前针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诸多好政策能够真正落实下来。在宋靖看来，国家正在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但在这一大概念下，一些经营活动难免与“文化创意”有所偏离。“实际上，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人的工作还处于‘个人劳动’，文化还没有变成真正的‘产业’。希望能够有‘高人’让文化创意产业真正与艺术家、与人对接上，让这些艺术家的聪明才智得以激情爆发。”宋靖如是说。宋靖表示，她和很多人一样，是在做着一些最具体的文化事业，所以她特别期待，今年的两会上能够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法规，从方向上对未来从事创意产业的人进行指导和指引，让他们懂得如何从业，如何让自己与产业相协调、相同步，来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和期望，而不是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停留在空洞的名词上。长期从事摄影教育教学工作的宋靖坦言，她希望看到通过政策的指导和法律的规范，让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能够真正落地开花，让学生们能够在毕业后积极投身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使他们的理想有成真的空间，为国家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 

　　在谈到“创意”时，宋靖表示，创意有时候就是一个点子，说它值钱，它价值千金；但说它不值钱，一旦被人盗用，它就分文不值了。“所以说，如果版权得不到保护，那么我们的创意产业就无从谈起。”宋靖严肃地说。宋靖告诉记者，现在是复制时代，很多优秀的摄影家倾其所有、跑遍世界，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所得到的很多精彩作品，往往因为侵权盗版行为，让他们的付出很难获得对等的资金回报，甚至“一分钱都拿不到”。宋靖坦言，如果仅仅凭借摄影师个人的能力去保护自己的版权是很难实现的，取证难、估价难……很多现实问题横亘在他们面前。所以宋靖表示，企盼此次两会能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在政府层面继续加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宋靖说，版权保护是繁荣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和根本。如果不从立法方面入手，我们的创意产业就如同裸露在岩石上那样，是很脆弱的。 

　　宋靖表示，中国的创意产业是慢慢成长起来的，需要细心培育。中国从来不缺乏好的作品和好的创意，甚至毫不逊色于欧美发达国家。采访结束时，“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创意产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宋靖把这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留给了我们。 

　　朱升华 盼书业生态良性运转

　　□本报记者 朱烨洋

　　身份：枫林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关注问题：书业发展

　　心声：今年起，国家对所有实体及网络书店开始免征13%的增值税，这是好事，但免税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实体书店，整个书业面临的问题是生态问题，是产业链出了问题。某些电商带来恶性竞争让书业的定价规则乱了，也伤害了实体书店的形象，如果不解决，实体书店依然会很艰辛。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充分调研，寻找一个最适合的解决方式。 

　　作为实体书店的杰出经营者，杭州枫林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升华最关注书业生态问题，对之前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提出的建议政府在减免税收、规范电子书店价格体系等方面加大对实体书店的支持，他也一直关注并对此表示非常支持和赞同。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提出面对网络书店的书价恶意竞争，政府部门应该依照国际价格法，尽快出台相应的图书销售管理条例，对网络书店以及其他任何类型书店的图书销售价格，进行限制和严格管理。另外，他还建议各地政府把实体书店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在文化发展机制上进行设计调整，鼓励创新。这些，也都是朱升华内心最想说的。 

　　1997年，朱升华在杭州创办了枫林晚书店，不久这家个性优雅、人文气息浓厚的书店便成为很多读者向往的地方。在实体书店经营遇到瓶颈的时候，枫林晚书店主动出击破解难题，开创了“图书+文化沙龙+咖啡+网络+企业图书馆+创意馆+文化管家”的全新经营模式，成为很多实体书店转型的榜样。然而，实体书店的严冬并没有过去，朱升华依然有着很深的危机感，他期待国家能从更深层次上解决书业存在的问题。 

　　去年年末，国家出台的《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明确提出对所有实体及网络书店免征13%的增值税，和很多实体书店老板一样，朱升华对此表示非常欢迎，但同时，他也明白，免税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实体书店。“目前整个书业面临的问题是生态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减免税就能解决的问题。”朱升华表示。 

　　在朱升华看来，实体书店不是因为税交多了开不下去，而是整个产业链出了问题，不是单单一个政策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整个图书产业链受网络售书的冲击很大，某些电商带来恶性竞争让书业的定价规则乱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实体书店依然很艰辛。”朱升华说。 

　　在图书价格方面，朱升华认为之所以现在图书价格涨得比较快，主要是恶性竞争带来的后果。“因为电商既要靠高折扣来吸引买家又要利润，出版社给电商供货要卖书还要收回成本，只能靠提高图书定价来解决，最终的结果就是图书定价涨了，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读者。作为老板，朱升华也不得不感叹近年来人工成本和房租成本确实涨得太厉害了。 

　　让朱升华最伤心的是，恶性竞争造成的图书价格上涨极大地伤害了实体书店的形象。他担心会有读者不了解书店的价格体系，因为网络折扣那么多，误以为实体书店是暴利行业，失掉了对实体书店的信任感。“这样的伤害对于实体书店来说太大了。”朱升华感叹。 

　　这一系列问题所带来的就是整个图书行业的生态问题。“就像解决环境污染不是靠发放空气净化器和口罩就能解决问题一样，要从问题的源头来解决。”朱升华说。近年来，政府也曾出台过限制新书价格等措施，但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制定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充分调研，寻找一个最适合的解决方式。 

　　为阿里巴巴提供文化服务业务，枫林晚书店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朱升华坦言，比预想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但是今年依然会增加几个相关的公司，“文化管家”这条路也会一直走下去。 

　　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阅读的载体和工具有了很大变化，阅读电子化、移动化的大趋势不可改变，图书的文化传播功能逐渐弱化，“但阅读还在，书应该还在吧。”朱升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