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那小小的邮局

插图：郭红松

　　活至今日，有三处邮局，与我的人生关系密切。之所以要写写它们，非是没什么可写，而是因为我从和它们的关系中，也感受到了时代嬗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北京体现得尤为分明。

　　戴中学校徽至下乡后的五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邮局。自然，是哈尔滨市的邮局。我家当年住的区域很偏，接近城乡接合部。远在四川工作的父亲每月往家里寄一次钱，而哥哥已上大学，持汇款单去邮局取钱，遂成非我莫属之事。通常，家里一接到汇款单，我便及时给父亲写一封信，接着去往邮局，又取款又寄信。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哈尔滨，在我家所住的那个偏僻区域，还没有街口邮筒。人们即使要寄一封信，也必得去往同一处邮局——共乐邮局，共乐是街名。从我家到那儿半小时左右。说是邮局，其实面积很小，营业空间只不过十二三平方米，叫“所”似乎更恰当些。出现在邮局的人，寄信者多，偶有取包裹的。空间虽小，却不太有挤满了人的时候。但入冬后，十二三平方米的空间就得安置炉子吊起烟囱来。否则，业务员和寄信取包裹的人，都会冻得没法在“局”里呆。

　　那小小的邮局里外曾发生三件事，给我留下极深之印象：

　　一件事是——我正取钱时，进入两名公安，将一名二十多岁的女业务员铐上手铐带走了。后来听说，她在售邮票的时候，经常多给予她的对象几张；而他去往别的邮局，在门口廉价兜售，一张邮票可赚几分钱，就像今天的“黄牛党”倒卖列车票那样。邮票少了，邮局是要调查原因的，她坚称肯定是神偷所为。我目睹了那件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对小小的邮票特敏感，它居然也能使人犯罪，因而我觉得其具有某种邪性。说到底，是因为我未免同情那营业员姑娘和她的对象——倒卖十几张内外勾结而多得的邮票，也不过才能赚几角钱呀！就算那是变相的贪污行为，那种贪污究竟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第二件事是——春节前，一名少女在往信封贴邮票时，棉袄挨到了炉子却浑然不觉，待别人闻到了烟味儿，她的棉袄已烤出了一个不小的焦洞。其棉袄有外罩，是半新花布衣。而棉袄却是崭新的，还是绸面的，连袄内的棉花也是新的，白得很。估计，她是要等初一那天才脱去袄罩，穿绸面的崭新的棉袄漂漂亮亮地过春节。少女在邮局里伤心地哭了很久，边哭边说，她不敢回家了，妈妈会生气的，爸爸甚至会打她的。当年的中国人，也不懂什么维权不维权的，断不会认为，自己的棉袄烤着了，邮局有什么责任。即使谁竟也这么认为，那又有什么用呢？难道邮局会赔她一件崭新的绸面的棉袄加一件袄罩？或一笔钱？——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连两名营业员也只有予以同情而已……

　　第三件事发生在“文革”初期。邮局外一些红卫兵现场批斗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家住邮局附近，对其“反革命罪行”抗拒不认，经常往邮筒里塞上诉信，而且信封上写的是“北京毛主席”收。任谁都看得出来，他已精神失常了。但红卫兵们斗他斗得特来劲，打他，用皮带抽他……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以后，10年里除了取稿费汇款，没怎么到邮局去过。要去，自然便是北太平庄邮局。它营业面积宽敞，窗口多。我觉得，只有那样的邮局，才对得起一个“局”字。除了家信，我所要寄的大部分信件，都由编辑部的办事员集中代邮了。很惭愧，在10年里我占了公家便宜，不少本该贴自己买的邮票的信件，我没那么做过。算起来，比之于当年那名从邮局里被铐上手铐带走的姑娘，其实我的行为要算“贪污数额较大”。但家信我还是自己寄的。那很方便，北影门口就有邮筒，每日开三次呢。八十年代后，不远处又有了“黄帽子”邮筒，邮票贴够了，可以“航空”速度处理。总之，将家信投入邮筒，比交给编辑部的办事员会早到两三天的。

　　我从北影调到童影后，10年里占公家便宜的行为并没有改正过，甚至也没有觉得惭愧过。我前边写了“惭愧”二字，老实说，是今天回忆起来才多少有点儿“公私不分”的惭愧感。童影厂门口也有邮筒，我的家信仍往邮筒里塞。按照某些别国严格的公私原则而论，我20余年来的行为，那肯定就是个事儿——幸而我生活在中国呀！

　　2000年后，我调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我之假公济私行径终于不可持续。于是，我和另一个小小的邮局发生了亲密关系——健安邮局；我家住的那条小街叫健安路。这条小街原本是没有邮局的，小街尽头是总参干休所，为了方便干休所的离休军干们，九十年代末由干休所在车库旁盖了那小小的邮局，其后也方便了家住北影、童影社区的人们。

　　健安邮局的面积不足三十平方米，长方空间，隔为里外两段。外段小些，摆张桌子，放胶水、笔和针线什么的。里段大些，又隔为柜台内柜台外；柜台窗口外的宽度不足一米。门、窗在外段，里段终日不见阳光，白天也要靠灯光照明。在柜台内，靠墙角有几小片暖气。这个小邮局冬冷夏热。虽然它是那么不起眼，简直可以说寒酸的小邮局，我还是十分感激它的存在，感激三名年复一年终日坐在柜台内的营业员。柜台内也只能容得下三名营业员。没有它和她们的存在，那我取寄什么，就得去北太平庄邮局了。而那样一来，即使骑自行车，即使赶上人少的时候，往返也要一个多小时。若赶上人多，两个小时甚至一上午才办完事，不足为怪。

　　不久前，它也拆了。

　　而我家，已搬到了牡丹园小区，一处人口极为密集的小区。而且人口很杂，半数以上为外地人。这小区的邮局叫牡丹园东里邮局，面积与健安邮局差不多大，空间接近是正方的，自然，也分为柜台里和柜台外两部分。但它的门窗朝阳，这是比健安邮局条件强点儿的方面，却也强不到哪儿去。因为人口密集，十二三平方米的柜台外，一年四季几乎永远是满屋子人的时候。又由于外来人口众多，一年中有几个季节寄包的人更多，有时候他们的包裹多到地上堆不下了。而那时小小的邮局外间，可用鱼罐头来形容人挨人的程度了。

　　办理储蓄及交纳水电费业务的两个窗口外，照例画着提示保持一米距离的黄线；但那分明是白画的。

　　我每次进入那小小的邮局，都会对坐在邮政柜台内的营业员心生出几分体恤。也常觉不安，因为我一排到他或她面前，便又寄又取，使他或她仅为我一个人就得忙碌一阵子。但我以前也只不过心有不安，并无体恤。一名挺帅气的小伙子接替了一名三十多岁的女营业员后，我才心生出体恤的。后者病了，他从北太平庄邮局调过来。正是将要入冬的季节，他的业务最忙，简直可以说忙到没有喘息的机会。这个的事务刚结束，那个的什么单子或什么东西又递到他手上了。刚离去两三个，又进入三五个，并且拎着扛着拖着地上几乎无处可放的大包小包。

　　有次我又遇上了这样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在哭。孩子的母亲正往邮寄袋里塞东西，因为急，烦，转身给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哭得更响了。

　　小伙子额头已出汗。

　　我听到他小声对一位大娘说：“大娘，我得去一次厕所，对不起您，请您耐心等会儿行不？”

　　大娘显然排许久了，不悦地说：“你这小伙子，怎么早不去晚不去，非等我排到你跟前了才去？我能说不行啊？”

　　他说：“那……那我就把您的事办完了再去吧……”

　　大娘说：“那大娘多谢你了！”

　　小伙子正办着，电脑死机了。

　　他站起来说：“可救了我了，快憋不住了。”

　　小伙子一走，排在后边的人急了。人家上厕所，急也没用啊，只能说些倒霉之类的话。

　　大娘嘟囔：“电脑还坏了呢！”

　　一句话，使排在后边的人大眼瞪小眼，一个个全傻眼了。

　　这处邮局当然是没有专属它的厕所的，三名营业员只能到附近的小学校去上厕所。以这一带人口密集的程度而论，它起码应再有两名邮政业务员。但这又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作为邮政窗口的营业员，其活动空间还不足一米宽，大约80或90厘米宽。去掉摆放电脑所占的宽度，他们坐的那把小椅子只能斜着摆。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这儿那儿放着邮票、各类信封、邮寄袋和邮寄纸箱，使营业员像是置身在收破烂的人的破烂窝里。

　　那时一个想法出现在我头脑中——如果我的儿子是这样一处邮局的营业员，而且一干就多年不换地方，也许十几年，也许几十年；而且即便调到别的邮局去，工作环境也比这里强不了多少，我会不会挺心疼自己的儿子的？

　　这么一想，我对工作环境和这里差不多的北京乃至全国许许多多邮局的营业员们便心生出体恤来了。

　　说到全国，我又不得不说，在从南方到北方的大中小许多城市里，我根本就没有见到过像牡丹园东里邮局和健安邮局那么小、工作环境那么差的邮局。连许多小镇、农村的邮局，空间也要大些。最主要的，每天进入邮局的人要少得多，业务量自然也少得多。

　　我曾去过几处南方城市的邮局，它们宽敞明亮的空间，轻松悠闲的工作状态，使我替北京牡丹园东里邮局的业务员们心生嫉妒。

　　北京的人口太多了！

　　北京的外地人口太多了！

　　牡丹园社区的人口太密集了，外地人口的比例太大了！

　　更主要的还是——北京的地皮太金贵了；而邮局不产生利润，只不过是社会服务配套部门。

　　既然本身不产生利润，既然属于需要政府往里“搭钱”的社会服务部门，那么只要能对付着存在便对付着存在，遂成自然而然的事了。

　　看，虽然地皮金贵，但银行不是比邮局多得多么？几乎是，某地刚有了一家银行，不久便有另一家银行相伴而现。房屋中介公司也是如此。它们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所以它们在面积占有方面，装修方面，都绝不甘于不如对方，往往还尽量超过对方。

　　但邮局和邮局竞争什么呢？真若竞争起来，政府怎么会舍得往里“搭钱”呢？

　　是以认为，北京这座城市，其实是城市发展意识有些势利的。

　　2013年12月20日

　　(梁晓声：1949年生于哈尔滨。代表作有《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