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病症——对弋舟近期中篇小说的一种理解(王春林)

　　作为正在日益引起文坛关注的“70后”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曾经是“甘肃八骏”之一的弋舟，其小说创作在近几年的确称得上是风生水起，渐入佳境。弋舟的小说写作起始于2000年。虽然只有短短的10多年，但弋舟却已经有数量众多的小说作品问世。其中，既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战事》《春秋误》《蝌蚪》等，也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被收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的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可以说是弋舟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后，弋舟便有一系列中篇小说相继在各大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这些作品不仅被各家选刊纷纷选载，而且更是引起了批评界的强烈兴趣。

　　从小说文体的角度来看，尽管弋舟对于长中短篇各文体均有尝试，而且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相对而言，弋舟操控最为成熟的一种文体，恐怕还算中篇小说。尤其是自打2011年以来，诸如《怀雨人》《年轻人》《李选的踟蹰》《等深》《而黑夜已至》《被赞美》等这样一些中篇小说，不仅在弋舟自己的写作历程中具有思想艺术标高的意味，而且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现场，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创作情况进行比较，也都是不容忽视的优秀作品。

　　就在我准备提笔撰写这篇文章时，读到了贾平凹关于小说写作与时代关系的一段论述。贾平凹强调，写好当下这个时代是中国作家的基本责任：“作家的作品应该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写出时代的气息。”“必须写出时代背景下的国情、民情和事情。这样的故事才是中国故事。”同时，贾平凹还说明了怎样才能够写出时代感来：“以前我以为天就是云层，但坐了飞机之后我才发现云上才是阳光。就好像我们的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我们的生活都在云朵之下，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应该把这片云写饱满，才能够看到阳光。”贾平凹极富说服力地诠释了作家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而弋舟，则正是“70后”一代作家中极其善于洞悉并捕捉时代表情的一位。他近几年一系列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就突出地体现为对于当下时代国人普遍精神病症的敏锐发现与精准书写上。

　　敏感的读者不难发现，在《等深》的叙事话语中，“时代”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关键词。比如，“我一直坐在宾馆的大堂里。行李员推着堆满行李的拖车从我眼前经过；风尘仆仆的客人从我眼前经过；一望而知的偷情男女从我眼前经过。在巨型枝形吊灯的普照下，我仿佛目睹了这个时代所有的世相。”再比如，“她反复在说着‘这个时代’，那么，这是个怎样的时代呢？是的，这是一个我们在大学时无法想象的时代。”同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弋舟更热衷于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这部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小说中，叙述者对于“时代”的反复谈论，所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对于当下时代国人一种普遍精神病象的艺术勘探与捕捉，正完全可以被看做是弋舟一种自觉的理性意识。《等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作家借助于一个优秀学生出走失踪的故事，撕开了一道裂口，从而巧妙地切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深处。叙述者“我”名叫刘晓东，是一名大学教授。“我”的前女友茉莉品学兼优的儿子周翔忽然失踪，由此而牵引出的，是3年前周翔父亲周又坚的突然失踪。前后不过3年时间，父子俩为什么会双双失踪？这两次失踪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依循着这样的疑问线索，作家抽丝剥茧地揭示出了事实的真相。却原来，这些都与茉莉情感的乱象密切相关。一波三折的故事背后，弋舟的真正着眼点，其实是主人公茉莉以及叙述者“我”的情感精神乱象。实际上，不只是茉莉和“我”，郭总的状况也同样如此。把所有的这一切归结在一起，弋舟那样一种尖锐洞穿时代精神病症的写作意图，自然也就凸显无疑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略的，是没有进入故事前台的茉莉失踪丈夫周又坚的存在。关于周又坚，茉莉对“我”说：“整个时代变了，根本没有了他发言的余地。以前他对着世界咆哮，还算是一种宣泄式的自我救治，但是，当这条通道被封死后，他就只能安静地与世界对峙着，彻底成为了一个异己分子，一个格格不入、被世界遗弃的病人。”

　　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是，茉莉自己深陷道德精神的乱象中难以自拔，但在她的眼里，反倒是自己那位没有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丈夫才是“病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有病的人看了不卫生”那句俗话。从根本上说，周又坚这一象征性人物的存在，对于弋舟思想意旨的传达是非常必要的。周又坚的对照性存在，一方面凸显出的，是茉莉们精神沉沦的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则是弋舟自己对于当下时代精神沉沦现实的批判与反思立场。

　　弋舟近期的中篇小说，多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向现时代都市人复杂迷乱的婚姻情感状况。但作家的主旨却没有落在此种状态的呈现上，穿透婚姻情感的表象而直抵精神深处的痼疾，才是弋舟的写作动机。《李选的踟蹰》中的李选是一位单身女性，曾经远嫁韩国，与丈夫离异后回到国内，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孩子谋生过活。尽管谈不上什么感情，但她却半无奈半自愿地与公司的老板张立均保持着某种暧昧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27年前的小学同学、画家曾铖，意外地闯入了她的情感世界之中。虽然两人都是单身，但或许是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缘故，相处过程中自我总是包裹得太紧，总是在互相试探。到最后，面对着那场不期而至的车祸，曾铖做出的是一种退缩回避的选择。此种退缩回避，显然应该被看做是他对情感问题的现实态度。他们两位的情感纠结之外，不容忽视的，还有那深夜里的神秘短信。那短信到底意味着张立均的情有独钟？抑或他身边另有别的女性存在？尽管小说题名为“李选的踟蹰”，但实际上内心处于“踟蹰”状态的，绝不仅只是李选。就此而言，那首诗中那颗“悬空太久，孤单，痛”的心，自然也就是属于他们三个人的。说到底，小说透过表层的婚恋故事，其最终的表现指向，是现代人一种普遍的精神悬空迷茫状态。

　　如同茉莉、李选一样，《被赞美》中关键性的纽带人物，仍然是身为女性的汤瑾诗。离异后单身、身边围绕着三位男性的汤瑾诗，情感状况同样复杂迷乱。小说的值得肯定处，在于一种深切的精神分析况味的艺术传达。四位主要人物中，除了局长周瑶石处理得多少有点程式化之外，另外三位的精神状态皆颇堪玩味。首先是汤瑾诗。在已经拥有周瑶石和康至两位男性之后，依然对自己的童年玩伴仝小乙持有强烈兴趣，盖在于情感处于空缺状态的她，渴望某种“被赞美”的填充。小说的标题显然由此而来。但在内心深处，业已根本上丧失了爱的能力的她，并不可能真正地爱上仝小乙。但对于仝小乙来说，一旦爱了，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心无旁骛。仝小乙能够把童年时的那块碎瓷片一直保存到现在，所充分说明的，也正是这一点。其中，某种精神分析意味的存在，也是非常明显的。然而，不能忽略的，却是仝小乙对于汤瑾诗提出过的“你不爱我，为什么要和我睡觉”这样一个问题。假若仝小乙有权利如此诘问汤瑾诗，那么，我们能否把同样的诘问送给仝小乙自己呢？他如果不爱艾小娥，那又为什么还要和她睡觉，和她维持婚姻的形式呢？自然，同样陷入一种精神泥淖难以自控的，还有康至。康至之所以热衷于和汤瑾诗在办公室发生身体关系，原因在于前妻给他留下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尽管康至迷恋汤瑾诗的身体，但他的内心却是非常冷漠的。与仝小乙事发之后，汤瑾诗期待获得来自于他的严厉拷问，但他却毫无所动。此种冷漠，自然也应被视为一种现代人的精神病症。

　　相比较而言，《怀雨人》与《而黑夜已至》两篇，虽然不能说已经彻底远离了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但叙事重心有所偏移却是确凿无疑的事情。其中，《怀雨人》一篇的意义尤其不容忽略。正是从这一篇作品开始，弋舟的小说写作逐渐地在前期艺术尝试和探索的基础上，真正找到了自己。从此时开始，弋舟的笔触更犀利地切入时代的深处，形成了独有的思想艺术个性。《怀雨人》最主要的思想艺术价值，乃体现为弋舟关于“雨人”潘侯这一特别形象的发现与深度塑造。对于这一形象，批评家张艳梅有着深刻的洞见：“在正常人的眼里，潘侯是个白痴，换个角度看，这个内心非常敏感丰富的‘雨人’，他关闭了一扇门，却从来没有失去内心的自由，他在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对抗自己不喜欢的生活和世界。他存在的哲学意义，不在于流畅背诵唐代帝王，也不在于滔滔不绝说出小数点后上万位数字，而是他以拒绝和对抗的方式，以他特有的单纯和执著，让我们这些活得游刃有余的人感到羞耻。小说结尾，浪迹在尘世的那个高大的身影，依然可能在每一株大树，每一堵高墙对面伤痕累累，可是，他是属于他自己的。”在“雨人”潘侯形象的映照之下，包括叙述者李林在内的我们这些所谓正常人的精神沉沦，显然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事实。

　　多少带有一点互文意味的是，《而黑夜已至》中的叙述者“我”，如同《等深》一样，也叫刘晓东，同样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通过前后时隔多年的两次车祸，弋舟的笔触依然指向了现代都市人群严重倾斜着的精神世界。弋舟对于城市人精神症候的捕捉表达，集中体现在他笔下的几个人物身上。首先是拥有几个亿资产的企业老总宋朗。尽管身拥巨额财富，但宋朗却长期被抑郁症所困扰。不仅如此，因为当年曾经亲手制造过一场致死人命的车祸，而且自己还逃脱了罪责惩罚，宋朗一直被某种强烈的罪感缠绕着。其次是艺术家郭劲涛。身为艺术学院院长的艺术家郭劲涛，也曾经是一位抑郁症患者。他的抑郁症，后来通过电疗方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当然，更重要的，却是身兼叙述者功能的刘晓东。刘晓东同样是一位抑郁症患者，因为母亲去世时，自己躺在儿子小提琴老师的床上，所以他一直被一种罪恶感缠绕。刘晓东总是被一种莫名的忧郁情绪所袭扰。正因如此，他养成了拍立交桥照片发微博的强迫性习惯，坚持同一角度，坚持同一时间段，坚持只配上同样的一句话：而黑夜已至。小说的标题，显然由此而来。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并不多，弋舟之所以把其中的三位人物都处理成抑郁症患者，自然有一种突出的象征意味。那就是当下时代都市人群所普遍罹患的精神病症。

　　弋舟毫无疑问是一位有着突出艺术天赋的艺术感极好的作家。倘若追溯弋舟小说的来路，依稀可以辨得出的，乃是前辈作家郁达夫的身影。细细捡拾弋舟近期中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皆属于现代感强烈的精神病态人物。山西作家毛守仁长篇小说《北腔》中描写祁掌柜唱戏时有一段话：“这个腔新奇、俏丽，拖腔上高出半个字，似跑调却没跑出去，没跑调又在边缘滑。就像刀尖儿划着肉皮儿走，险则险，却又诱人。”阅读弋舟的小说，在很多时候所唤起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刀尖儿划着肉皮儿走”的感觉。拥有了如此的艺术能力，只要弋舟的小说写作能够与时代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思想艺术视野能够更加开阔，那么，他取得更高创作成就便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