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虚构时刻

　　　

　　　弋舟，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有 多部小说发表于文学刊物或被选刊转载并辑入年选，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等。作品入选中国小说 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曾获《小说选刊》年度奖，第二、三、四届黄河文学奖中短篇小说一等奖，第六、七届敦煌文艺奖等。

　　总是无从回避，总是要反复回答——我们的写作与栖身之地的关系。

　　我的祖籍是江苏，父辈来到了西北，而我，比父亲往西北跑得更西北了一些。归纳一下的话，我们两代人的生命，便是一条离故土越来越远的轨迹。如果 我们承认，当我们以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版图来约定文学时，里面的确首先预判了某种必然的“故土原则”，那么，一旦我被纳入这种约定，就必然感到莫名的尴尬 ——我没有故乡。因此，即便“身在西部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这个“西部文学”中最被忽视、乃至只是为了概念的完备才勉为其难需要罗列进去的指标，将我的 写作也一网打尽时，我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想要与之分辩。这并不是委婉的抱怨，而是我所面临的问题，在表达之时，天然就会有这种“不甘于”的腔调。实际上，作 为一个小说家，对此我非但不抱怨，在某种意义上，还充满了欣悦。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被扔进“故乡言说”的强大语境里，这一点，在煎熬着我的同时，也恰恰助 力在我具体的写作当中。

　　本雅明对于讲故事的人和小说家之间的差别做出过这样的区分：“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 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圄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我们今天所说的“西部文学”，里 面的确强烈地以“经验”作为基本指标，当理论以“西部作家身在西部”这一“经验”要求，来剖析西部文学的时候，必然更多地以一种“西部经验”来期待西部作 家。这种期待即便不是赤裸裸的，起码也是潜在的。以“西部文学”这个今天似乎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而论，它就是在说：西部作家务必去表达西部的山川风貌、世 态炎凉。先不论这种要求是否蛮横，至少，它是将文学之事狭窄化了，而小说家，在本雅明那里，恰恰该是一位自觉地抵抗乃至瓦解这种“经验”的人——他从物 理、地理意义上的现场退后，从理论的现场退后，将自己孤立于“故乡乃至理论的要求”之外，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得不到别人的忠告，也不能向别人提出忠告的 孤独的个人”。

　　理论试图最大程度地去涵盖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则努力最大程度地游离出去。这种博弈般的互动，如果促发出良性的力量，那么双方均可因此收获体面的 教养。只有动力与反动力之间有效地作用于对方，才是积极的、可堪期待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身在西部的作家对于“西部文学”的“反动”，张弛之间，此起彼 伏，也许恰恰才是双方的福音。可是，“反动”何其难。尤其在创作基本上被评论任意涂抹与褒奖的语境中，西部作家想要焕发出“反动”的勇气，的确尤为艰难。 这种艰难，其一，源自理论的强悍，其二，当然源自被评论者的孱弱。这种孱弱更大的根源在于，被评论者首先尝到了被涂抹的甜头。西部作家在“西部文学”的理 论要求下，配合这种理论的趣味乃至利益，养成自己的趣味乃至分享利益，足以使其丧失“反动”的动力，与理论达成某种共谋与依附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我自认，我这位没有故乡的“西部作家”，恰恰因此被迫得以维护住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立场和自我期许。即便我有志于书写“西部经 验”，我也会被自己的情感阻拦；如果让我貌似热情地去描摹符合“西部文学”所预期的“西部经验”，我只会感到羞愧。因为，我真的并不具备这个理论所要求的 那种内在的“故乡情感”。这种羞愧必然使得我丧失一个西部作家显而易见的那种利益优势，丧失那种相对容易的叙述策略，但是，它在让我焦灼的同时，必定又敦 促我走向那条本雅明所说的“小说的诞生地是离群索居的个人”之路。

　　我的长篇小说《蝌蚪》肇始于兰州作家习习的一篇散文，她在那篇散文的开头写道：十里店经常会有陌生的面孔出现。因为是熟稔的老友，我跟习习说： 这个开头，可以拉开架势，就此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此言于我，确有恳切的一面。十里店经常会有陌生的面孔出现——首先，从小说的方法论上讲，这句话千真万 确，够得上是一个好的起势；其次，就这句话的内在况味而言，它还在一瞬间唤起了我那似是而非的乡愁。习习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在她的笔下，“十里店”是一 个地理意义上的实指。现在我想，当日我信口开河，不过是因了一个“寄居者”、一个写小说的家伙，对于习习拥有这种地理意义上的实指，并可借此言说，而产生 出羡慕嫉妒恨。“十里店”对于习习而言，可以视为故乡一般的立足点，起码，在那块地图上找得到的巴掌之地生活战斗过后，她储备了来日写作的一小部分资源， 并且能够以一种“真”的、“散文式”的、符合“西部文学”规则的态度来还原过往的经验。而这些，对于我却是宿命一般的阙如。不是说我从来御风而行，不曾落 脚于某块“十里店”；也不是说我胆敢轻视散文这一文体，认为其“真”可疑；更不是说“西部文学”完全大而无当。是说，这世界之所以千姿百态乃至千奇百怪， 恰是因为大部分逻辑针对某些具体而微的生命时，往往便骇然失效，而这失效的一刻，辩难迎面，小说捕捉起来却最为合宜。

　　我的每一天都是在西部、在某块实在的“十里店”度过的(事实上，我一度栖身的那座学院，便与习习的“十里店”近在咫尺)，但无论幸与不幸，在 “西部”、“十里店”或者“故乡”这个逻辑命题上，我就是被扔进了“具体而微的生命”中的一个。我没有故乡，不断被放逐与自我放逐。这就是我一切怕和爱的 根源。我想说的是，“没有故乡”，毕生面对的大多是逻辑失效的那一刻，才是我在西部选择了小说这门艺术的根本动因。

　　我常常以己度人，认为小说家每一笔动人的书写，大约都该源于自己的“没有”和“失效”。因为“没有”，所以虚构，因为“没有”，所以矜重地自欺 欺人，以此让盼望炽烈和成为可能；同样，因为经年在“失效”的逻辑面前肃立，小说家才动手在自己的作品中再造另外的逻辑，以此给自己一个“有效”的立场， 让自己不再显得那么勉强和荒唐。写作部分地满足了我对于自己阙如的“故乡”的杜撰，当我以小说的方式勾勒出一个个“十里店”这样的空间时，我便充分感受到 了惟有写作之事才能给予我的那种象征性的慰藉。于是，小说的逻辑建立起来了，徜徉其间，我宛如回到了故乡，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合理的人，一个不尴尬，跟谁都 能交代得过去的人。

　　我在《蝌蚪》的第一句中如是写道：“十里店被山环抱着……”拉出山来壮胆，我不过是想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想将一切泡影写得更具说服力；不过是想把饼画得更可充饥。因为我从来知道并且信赖，艺术所能给予人的安慰，正是在这样的虚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