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餐文化时代的细火慢炖(王新民)

——评姜燕鸣的长篇小说《汉口之春》

　　姜燕鸣对都市日常生活倾注了最大的热情，她的作品不时透露出一种覆没和逃离的情绪。《汉口之春》中的主要元素是汉口满春街的小巷子、老房子、新旧夫妻和情人、外遇、别离、邂逅、重逢……几乎都是被时间磨洗过的，极其模糊的记忆。

　　《汉口之春》的心理依据来自作者对客观的反省，小说容纳了海量鲜活而赤裸的真实，表现了生活自身的戏剧性和多样性。姜燕鸣的日常生活叙事体现了自身特有的美学逻辑。首先，作者在文本内容上拒绝承载社会、历史主题等宏大叙事，将目光锁定于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领域。其次，日常时间的“一维性”特征，落实到文本内容的操作上，便呈现出按自然时序或事理逻辑为顺序的线性生活流态结构。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没有复杂的结构，作家在叙述过程中重复驱动情节，弱化了故事的硬度，使整部小说变得更加柔软，让一种自在、淳朴、不失健康美丽的生命形式得以呈现。

　　日常生活具有自在性和重复性的两大性质，中国传统哲学肯定了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自然性、重复性、给定性，强调天人合一、自然、无为、中庸、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等。就是这种精神，建构了长篇小说《汉口之春》民间、民众的价值取向。在作者看来，文学的书写对象不是“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而是个体的日常生活状态、感受、经历。姜燕鸣的日常生活叙事，无疑是一种对下层民众的人文关怀，也是对日常生活本身的高雅化、审美化，同时又是对民间的价值和意义的努力寻找。姜燕鸣依据自己的个体经历和文学经验，选择了一种适合自己思考和表达的叙事文本。她以城市普通市民及其日常生活琐事为言说对象，通过人物生活细节的打捞与铺展，真实地记录了作家视域之内的身边俗事。除了摒弃以往的政治说教、道德训诫和灵魂塑造，也堵截了文学娱乐化和“意义消解”的话语通道。

　　《汉口之春》将国家历史放置在“眼光向下”的民间稗史视角中。半个多世纪的都市历史被日常情态下的平民苦难历程和精神轨迹冲撞得支离破碎，个人性的、日常化的生活以及偶然性的事物，取代了集体性的、历史化的现实以及必然性的规律。《汉口之春》由寻常、平静的叙说开头，渐渐掀起感情的波澜，经过铺垫或者曲折，抵达动人愁肠、催人泪下的境地。小说最打动读者的地方，是作家将个体的困境与中国人的困境发生了关联，她笔下的那群女人，从一开始就置身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形之中。波诡云谲的社会环境，反过来又通过文学给予了一个个女性以复原、生长、向上的力量。

　　《汉口之春》的民族史谱是以日常生活叙事来展开的。姜燕鸣给我们提供的汉口满春街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家族在百年之内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及其兴衰过程，它还原了日常语境的不同历史镜像，偏离了约定俗成的官方历史和主流逻辑，津津乐道于芸芸众生的个人历史和庸常情态，从而消解了历史的刻板性。半个多世纪的家族历史不仅是日常生活回忆的舞台，而且也直接反映了民间的价值追求。

　　姜燕鸣的小说蕴含着对人性的探索与考量，通过一种自在自为的优美形式，创造、发掘了人性美的价值和力量。作品中，云娘和芳芝不动声色地接受了降临到自己头上的苦难，其间所表现出的生命的端庄与尊严，传达着一种人性的高贵。叶家大院的女人这种质朴而琐屑、粗糙而细腻的生存方式，不仅具有鲜明的审美陌生化特征，更重要的是，小说警醒了我们沉潜心底的那种浪漫，补充了世俗浑噩中精神匮乏的那处空白。姜燕鸣倾心于日常生活的现时关怀，在密不透风的日常生活叙事中，爱情成为其中支柱性的精神内容；在人事无常的神秘感和命运感的捕捉之中，书写生命的庄严与人性的光辉。

　　姜燕鸣的小说具有很高的浓缩度，其文本结构因袭了传统长篇小说的套路。在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家族故事中，细火慢炖的不是社会结构、民族精神等宏大要素，而是普通汉口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这种日常生活叙事传达的，恰恰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这群普通女性的“生”既受到家族的恩赐，又受到家族的牽连，她们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变故和离难的残酷，同时又在社会变故和离难中享受族群的温情、拯救和爱。姜燕鸣以细火慢炖的叙事方式，奠定了小说文本温情和忧伤、悲凉和孤独的气场，也隐喻了我们中华民族史谱里的沧桑感。

　　《汉口之春》所涉及的人的生存状态、存在意识与存在方式，常常弥漫着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作品气氛平静、节奏舒缓却又弥漫着一种忧郁和绝望。在她们的人生境遇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惊心动魄的荒凉，也看到了人性和人道。面对坚硬的现实，姜燕鸣几乎是残酷地剥去了作品中所有女人在生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一种清醒的彻悟意识，使姜燕鸣面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时保持了冷静、甚至看起来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汉口之春》好像是都市生存荒诞性的缩影，又好像是人类在文明的废墟上，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于是，我们不得不惊讶于作家在许多简单和司空见惯的事情上显示出来的异乎寻常的敏锐。

　　姜燕鸣以风俗画、风情画的自然色彩，稍带某种悲情底色和神性暗示的笔调，为现代都市小说的审美定色。作者极善于用文字捕捉都市街间里巷底层女性个体的语言与行为，她的文字总是表达着文学其实就是人学的基本宗旨。作品中一群底层女性艰难蒙昧的生存，让我们生出无限的惋惜与怜爱。

　　姜燕鸣的小说特别“生活”，又特别的“文本”，生活对于她，不是泥沙俱下的文学“原料”，而是细化成了某种悠扬的曲式。《汉口之春》在小说人物、故事的地方色彩与叙述者相对中性的话语立场之间维持了一种难得的平衡，好比戏曲中“唱”与“念”的关系。小说的叙述层次分明，作家的叙事立场自由而独立，既游刃于其中，又置身于事外。在武汉方言的运用上繁而不滥，把握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