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乱臣”何曾惧《春秋》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话是孟子说的，孔子自己说的是“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其实，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未免太看重了《春秋》的震慑力与影响力。鲁迅有言：“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既然连“乱臣贼子”都没有着落，那么，能“以《春秋》”去“罪丘”的，也就无从说起了。

　　本文想说的倒不是曹操，而是他的儿子曹丕。他才是结束了东汉196年历史而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帝位之人。曹操虽敢僭用天子车服，虐杀皇后皇子，却还顾忌人家把他往炉火上烤。要说“乱臣贼子”，曹丕比曹操更有资格。

　　然而这位“乱臣贼子”登上帝位之后所下的一道诏书，偏偏就是尊孔的：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泗沫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尊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

　　孟子不是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吗？“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曹丕却不仅自称为王，而且直截了当地自立为帝；“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曹丕却干脆“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诡异的是，这位“乱臣贼子”生怕人家忘了史上曾有“孔子作《春秋》”，还在“诏书”中专门写了此事，他又何曾有惧？孔子不是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吗？诡异的是，这位“乱臣贼子”尊孔的调子比谁都高，用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的话说，叫做“实较汉武有加”。人家称孔子为“师表”最多不过“万世”，曹丕说的却是“亿载”。至于“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更是言人所未言，还辅之以实际措施，不但“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而且“令鲁郡脩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如此等等，他又何曾“罪丘”？

　　曹丕尊孔在坐上皇位之后，这是他粉墨登场之时的一场重头戏。不仅因为那时他有了下诏书的权力，更因为他认为很有这个必要。孔子的思想，最突出的一条就是维护君权，维护正统。曹丕借尊孔来维护被他窃取的皇权，以尊孔来为他占据的皇位涂上正统的色彩。正因为他的“君权”与“正统”很容易使人心犯嘀咕，他才更需要备加尊孔。曹丕的诏书说孔子“因鲁史而制《春秋》”，他就不怕别人因此而想到“乱臣贼子”又进而想到曹氏父子有违礼制的种种作为吗？会作如此联想的人在所难免，但我忖度，他很可能连眉头也不会皱一下。“乱臣贼子”的标准或许是孔老夫子定的，敲定“乱臣贼子”的罪名落在什么人的头上，却是权势者的专利。曹丕匆忙拉起尊孔的大旗，率先占据了礼制的高地，即使按照孔老夫子定的标准原本会落在自己头上的罪名，也只消凭既得之权势来一个“乾坤大挪移”，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将这个罪名“移”到别人头上去。曹操说孙权“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之时，另有一言，叫做“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丕称帝，名义上还是由汉献帝来“禅让”的。他们哪里会把自己摆在“乱臣贼子”的位置上？曹丕的遗憾在于自己不争气，只当得六年皇帝就命归黄泉，要不，就凭着他对他的亲兄弟曹植之所为，不整出几个“乱臣贼子”来才怪。

　　顺便说说“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中的“素王”。按儒学家们的说法，孔子修《春秋》乃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这遂有“素王”之称。自古以来，“王者之道”能为“王者之位”涂脂抹粉，说话算数，能够一锤定音的，却从来不是徒有“王者之道”的“素王”，即使是在自己地盘上称王称霸的“小国之君”，也比“素王”顶事。倒是那些弄文舞墨的人们，从孔子那边学得一点“春秋笔法”，误以为真能使“乱臣贼子惧”，斗胆用将起来，却是徒增几多罪名，说不准自己先被弄成了“乱臣贼子”。

　　此所谓“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在专制统治之下，乃是极为平常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