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出青春翅膀的文学梦

　　中宣部文艺局、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联合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讲述中国故事”文艺作品征集正在火热进行，我想起了我青涩岁月里追逐的文学梦。

　　我从小住在重庆下半城一幢20世纪30年代、站立在抗战时期陪都的旧式走马转角的井筒子楼。

　　井筒子前后楼曲曲折折共有十二三层楼，直直的站在马路边上。我家住在后楼的底楼，是一间推开门白天要开灯的黑屋。

　　在这间黑屋里，我心中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想当一个作家。因为在我们家五姐弟中，我是一个丑小鸭。姐姐白面长身，妹妹迎风摇曳，弟弟壮实高大，而我是姐弟中的五个鸡娃摆三行，横数竖数都没有我份的丑小鸭。

　　外在不足内在补，我决心在这个黑屋里制造我的原子弹，写出长篇小说，当个作家，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而在我们贫穷的家里，也只有供奉文学，满足我制造原子弹的梦。当个钢琴家，要买钢琴，当个画家，要买画布、油彩，当个作家，到文具店买个一毛二分钱的软面抄笔记本，一支钢笔，作家梦就会变成现实。

　　那时青涩的我，背负着长出青春翅膀的文学梦，生命因此朝气蓬勃。

　　在我做过清洁工、广播员、代课老师、挖土石方、剥橘子一系列临时工作后，终于在1977年以“永不改变职业、永远做个炊事员”为终生职业的承诺，在一家医院的食堂，做了一名火头军。

　　对于不断变换工作的我来说，这个炊事员工作，无疑是中了状元。

　　我工作了，虽然是炊事员，穿着油腻腻的蓝色工作服，和黑乎乎的煤、菜刀、砧板为伍，蒸的是盆盆饭、煮的是红烧肉砣砣、炒的是回锅肉片片，和自己的文学梦相去甚远，但还是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我心无二意的守卫在火头军的岗位上，煮饭、喂猪、烧火、拉板车、抬米、扛面粉……一有空，就坐在灶门前，掏出个小本本来，续我心中那份不甘放弃的文学梦。

　　在我买了一本又一本一毛二分钱的软面抄笔记本，写了许许多多的文字，说不清楚是小说是散文、还是诗，或许什么也不是的东东，母亲把它装满一背篼，把我的文学梦、作家梦，拿去废品收购站卖了八毛钱后对我说：“女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该成个家生个娃了，天天弄你这些八角钱的文学，不是女人的活法。”

　　也不知是为了对母亲的回答，还是上天对我的垂爱，就在这年的1984年，我的散文《翠绿的梦》发表了，发表在当时的《现代作家》(现《四川文学》)上。样刊寄到医院，在厨房烧火的角落，我流下了激动而心酸的泪水。我终于看到了我的文学梦、作家梦像一只青春的鸟儿，在高高的枝头拍打着翅膀向我招手。

　　不久，医院又送我到党校读书。在党校学习期间，我写了一个短篇科幻小说《在爱的后面》，把它寄给成都的《科学文艺》，毕业前夕，小说发表了。

　　毕业回到医院，我从一个炊事员变成了政工干部，重庆、成都以及北京的一些报刊，也开始陆陆续续地发表了我的文字，贵州的《山花》也发了我的小说《艳遇》。

　　1996年我申请加入作协的申请批准了，我的文学梦终于实现了，那个写在一毛二分钱软面抄笔记本上的长篇小说，也变成了铅字。

　　旧城改造，我搬离了黑屋，住上了太阳光从有玻璃的窗子照进来的明亮新居。

　　回顾自己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我深深地感到，只有脚踏在中国这块坚实而富饶的土地，我的梦才能实现，才能从一个丑小鸭脱胎换骨。(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