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煤黑子”觅故——文海淘珠

题图照片为从维熙与“三朵金花”

　　前几年在山西朔州中煤集团采风时，碰到了山西作家赵瑜。他说知道我劳改时期当过“煤黑子”，并知道我在哪个劳改矿山挖过煤。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按他的年龄和阅历，怎么可能对上一代受难文化人的受难地知根知底呢？他告诉我事出偶然，有一次，他去晋城一座煤矿采访，那儿的一个“老煤黑子”对他说：“你知道我们这儿的‘煤黑子’中，曾出过一个作家吗？他的名字叫从维熙，他在我们这儿挖过煤……”

　　说者无心，赵瑜这几句与我闲聊的话，勾起了我想去晋城劳改煤矿觅故的强烈冲动。因为自从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我几次回山西的日子里，回访了我劳改时蹲过的曲沃监狱和永济监狱——唯独没有回访过当年头顶矿灯、脚穿水靴，在井下挖煤的晋城劳改煤矿，因而从那一刻起，我就产生了回访一次劳改煤矿的强烈愿望。

　　也算是巧合吧，2009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想留下我昔日在山西劳改的影像资料，年近八旬的老翁便与文学馆的青年学者傅光明和青年摄像师苏平一起，去晋城劳改矿山访故。当火车抵达太原时，我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山西作协大院看看几位文坛的前辈长者——因为在我生活极度困顿时，这几位长者对我都曾有过帮助。当时马烽已然辞世了，只剩下胡正、段杏绵、李国涛几位老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作协大院路口，第一个碰上的竟是带着尧都泥土走上文坛的硬汉韩石山。他不无幽默地说：“从老，又回娘家探亲来啦？”我应了声“是”，便首先被石山拉到他家叙旧了。他知道我还要到别的老作家那里探访，因而在话还没说上几句，便拿出窖藏二十年的汾酒赠我，又从柜子里取出一条中华烟，让我这个老烟鬼在回访故土时过足烟瘾。不用多说，这是血浓于水的真情使然。之后，我又走访了已故作家马烽夫人段杏绵、胡正和李国涛的家。想不到的是，当我走访完了几位老作家之后，山西文坛后起之秀的作家张平，又邀请大家中午在一起聚会，畅叙我与晋阳大地的情谊。

　　在酒桌上，我先举杯感恩山西老作家，并向他们祝福致敬。我说：“刚才石山说我是回‘娘家’来了，我虽为一个男儿身，但是他这个比喻还是十分到位——因为在我二十年劳改生涯中，我在山西度过了九年，称得上是我的‘娘家’。特别让我永生铭记于怀的是，在我浪迹晋阳大地的日子，曾给段杏绵大姐写过一封倾吐我个人处境的信函，意想不到的是，此信得到了马烽、胡正等前辈人的同情，并给了我超越时代的人文关爱——在那样的年代，居然把我从‘大墙’里弄了出来，到临汾去搞创作了。可以说，没有你们的承担，我的文学再生是个问号——至少要迟缓几年才能再现文坛。所以，我要向前辈们敬酒……”敬酒之后，我拿出来几本写劳改生活的纪实和小说，分别赠给有恩于我的前辈和文坛后起之秀石山和张平。

　　真是乡情浓于酒，山西作协知道我此行的终点是晋城劳改煤矿，专门派了一辆大巴并让作协创委会主任祝大同，送我们穿越中条山脉直到太行山脚下的晋城。到了晋城，祝大同并没返回太原，而是伴随我们一直到了大山丛中的劳改煤矿。本来，我们是想先穿上水靴、戴上矿灯下井的。但文学馆携带的摄像工具，都非防爆设备——而我当年所在的劳改矿山是座超级瓦斯矿，为了怕引发矿难事故，现任的劳改矿山的监狱政委，建议我们只在矿上看看，不要进入矿井中去了，以免引发事故。我当过瓦斯检查员，深知矿难涉及到矿山和挖煤人的生存，便听从规劝，坐上了矿山警车，到了矿山各处看看今与昔的变化，并特意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创建此矿时我点燃雷管炸药，放响建井第一炮的洞口。

　　之后，监狱政委便陪同我去寻觅当年挖煤时住过的王铁匠之家访故。

　　一个大墙里的囚号，何以会住在大墙之外的农村？原因只有一个：“文革”年代，监狱里人满为患，一部分从北京发配来劳改的老右，便被勒令散居在矿外南坪村的农户家中。时隔三十多年，矿山依然像过去一样巍然而立，但周围的村落已经改变了容颜，因而监狱政委带我在南坪村转了几条石巷，居然没有找到我曾住过的王铁匠的家门。

　　一种焦躁与不安，渐渐在我心中升起。之所以如此，因为当年的王铁匠一家人，没把我这个劳改犯视若专政对象。记得，王铁匠家中有三个女儿，可能是出于盼望生个男娃之故，因而三个女儿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改”字，我记忆中的“三朵金花”中最大的女孩名叫改枝，意思不外是期盼着家中生个男丁之意。老天没负“改”字之苦心，最后终于生下一个男娃。我之所以在四个男女娃儿中，偏偏记住了改枝的名字，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在我搬进王铁匠家的第一天，就看见我住的土屋门框上，留下没有擦净的粉笔字迹，左边为“只许老老实实”，右边为“不许乱说乱动”，门框之上为“接受改造”。引我黯然一笑的是，门框之上的“接受改造”四个字中，把“接受”二字错写成了“结束”。其实，对于我这个手腕已经戴过“铁镯”的人来说，对于这类标语口号早已处于麻木状态，但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写上了又何以要涂掉，在古老的门框木纹中，留下若隐若现的笔痕。何故？

　　这个谜在我心田里隐藏了多天，直到有一天我去矿山上夜班，与下班归来的王铁匠在狭窄的村口小道上相遇，才算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他的工作岗位，是在位于晋城与南坪之间的一个铁匠炉打铁，比我这个劳改犯开矿的井口还远得多，因而每天要靠自行车往返。限于我的身份，我和他虽然走个对面，并没想多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就想过去。但是他把自行车横在小道上，对我说道：“有件事俺想向你说一声，你门口的标语是你没搬进来时，俺家大丫头改枝写下的。当时俺所以没管这个事，因为不知道搬来的是流氓犯还是小偷啥的，之后俺去矿上查问了一下，知道是北京来的‘右派’劳改人员，便忙着让她涂去标语。俺这么做，不是无缘无故的——俺上学时的老师，有的也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划成‘老右’了……”

　　我打断王铁匠的话，以谎言搪塞真诚：“我感谢你的爱护，可是我没看见啥标语，你赶快骑车回家吧，家里可能等你去吃晚饭哩！”我之所以避开话锋，结束这场内心交流，因为这条窄小的土路上，来往的人虽然不多，但我不愿意因为我个人的问题，给王铁匠招来什么麻烦。但我的话没起任何作用，他说难得在这儿见面，必须再说上几句。之后他告诉我他已对儿女们进行了家教。不许欺辱从北京来的“右派”劳改犯，这年头(指“文革”)难分好人与坏人，经常是好人下地狱，坏人当皇上。你们看见了没有，人家来了就把那黑屋子(后来我才知道我住的边角土屋，曾当过他家的停尸房)，收拾得里外干净，人家又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你们大字都识不了一斗，有空该去向人家讨教讨教。他对我表达完内心的真情实意，推着自行车走了——但没走几步，他又回头大声地叮咛我：“挖煤的活儿很危险，你这个书生应该注意安全！”此事为我牢记于怀的南坪往事之一。

　　之二，王铁匠家的老猫，生养了一窝小猫，一天，他妻子给我抱过一只小花猫来，说是可以为我开心解闷，还可帮我捕捉耗子——因为顶棚上耗子常常相互咬架，搅得我挖煤归来不得安眠。前者涂掉标语之事，是政治上对一个劳改犯的抚慰，送猫一事，是对我生活和人性的关爱(多年之后，我问世的中篇小说《猫碑》，就是书写一个劳改犯与这只花猫的难舍难离——直到监房拓建我从王铁匠的家搬进监号，这只花猫还能找到我住的监房里去的故事)。之三，当年到了中秋月圆之时，好心的王铁匠可能出于体恤我中秋思亲之故，竟然把我叫到他屋里去，让我在中秋节之夜与他在杯中同醉。这在当时血色的“文革”年代，犹如一曲东方的《天方夜谭》。这么多让人感慨的往事，一齐闯入我的心中，三十多年后我重来南坪村，怎么能不去看看王铁匠一家人呢？

　　但是找遍街巷，就是没找到王铁匠的家门。不仅我急，就连陪同我前来觅故的北京友人以及山西作协的祝大同，也都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真是多亏了晋城文联的友人和我在晋城当建筑工程师的堂弟从维熹了——当我极度失意回到晋城午餐后休息时，他们没回晋城吃午饭，而是留在了南坪继续寻找王铁匠之家。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堂弟维熹从南坪村打来电话，说他们找到了王铁匠的家，王铁匠的家里人听说我来访故后，当即把出嫁到附近村落——当年的“三朵金花”都叫回到家里，静待我去叙旧哩！真是应了古诗中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仅我兴奋至极，友人们也陪同我再次钻进大巴车，驶向我的心灵驿站南坪村。

　　由于大巴开不进村内的小巷子，我们刚刚下车，就有一个中年妇女，面带微笑地迎了上来。凭着智力，我很快猜了出来，她该是王家的儿媳——因为她身上没有昔日“三朵金花”的形态。果不其然，当她搀扶着我的胳膊，在高低不平的巷道向前走的时候，她说她被娶进王家时，我已然离开她的家了，但是后来听公公说，我已经平反了。有一次，公公还让我在中央广播电台里听广播小说，书名叫啥北……北国。我告诉她：“叫《北国草》，不过那已经是翻过去的老皇历了。”此时，她已搀扶我到了巷子中间，一家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了，因而我顾不上再多说什么，急于和门前的人一一握手。

　　1972至2009年，时间虽然流逝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我还是能从她们的眉宇间，识别出“金花”三姐妹来。当然人都变老了，但庭院和房屋却变新了——难怪我上午没能找到这个老巢呢，随着历史进入新时期，王铁匠的房舍已非昨天的残破模样。可是我的惊喜瞬间转化为了不安——因为在迎接我的人群中，有闻讯赶来的乡亲和街邻，但唯独不见王铁匠夫妇。“三朵金花”感谢我几十年后还能记住她们的双亲，但是告诉我她们的爹娘已经辞世，这让我的感情顿时沉入低谷。按年龄计算，王铁匠夫妇大不了我几岁，但人间祸福无常，当我这个当年的劳改犯来此谢恩的时候，他俩都不在人间而去了天堂。奈何？面对此情此景，我要求能看一眼他俩的影像，“金花”们便带我走进昔日的老屋(今日的新屋)，墙上挂着老夫妻和儿女们的肖像。此时此刻，多少往事闯入我的心扉，当我低头向王铁匠夫妇遗像垂首默哀时，泪水立刻涌出眼帘，致使我不得不掏出纸巾，擦着流淌下来的泪水。

　　此时，随同我进屋来的山西友人祝大同，为了转移我的悲凉心绪，便用他特有的山西腔调高声说道：“从老，您的两眼别总看墙上了，看看您身后的小娃儿吧，长得多水灵，多漂亮！”我回过头来一看，果然有一个白白的小娃子，他长着一头的黄发，正在朝我启唇而笑。我不知这个娃儿是王家后代，还是哪朵“金花”的骨血，便把口袋里装着的二百块钱掏了出来，塞在他肉乎乎的小手掌中。“金花”们喊：“快谢谢爷爷——快谢谢爷爷——”小娃子稚嫩的笑脸，引起满屋人的笑声，这才让我那颗沉重的心得到了舒缓，我破涕为笑地说：“该谢的是你们一家人，在我当劳改煤黑子的时候，你们给了我——”

　　我的话被打断了，“金花”姐妹们说让我去看看当年我住过的土屋。我想转身出屋，但又被她们拉扯了回来，并挑开屋内一个布帘说：“您住的那间耳房，与这间正房打通了，您过来看看，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我眼前的这间新房，不仅土炕没有了，而且变得四壁皆白。我抬头向上看看，昔日耗子闹天宫的纸糊顶棚，如今也变成了实顶。我开玩笑地说：“大概你们今天不再养猫了吧？”

　　三姐妹都笑了，反问我说：“您还记得棚顶上耗子闹窝的事儿吧？”

　　我违心地说“忘了”，是想让她们高兴。因为我个人的苦难历史驿路上，也留下她们的生命烙痕。按年龄讲，当时她们姐妹正是分别读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年纪，但“越穷越革命”的“文革”年代，历史并没有赋予她们这种机缘，因而也像她们的爹娘一样，到了人生的中年，还是生活在庄稼地里的乡间农民。这是我个人感伤之外的又一个感悟——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文革”年代，对国人的雕塑力量实在太强大了，这几朵“金花”的人生就是例证。感伤之余，我说让我去她们爹娘的墓地看看，姐妹们对此动议一致反对，其理由是山路崎岖难走，怕我这个年近八旬的老翁出啥闪失。我只好作罢。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友人傅光明，出于怕我再陷入感伤的情怀之中，便向我指指他腕上的手表。祝大同的表态更为直接，他指了指快要落山的太阳，对王铁匠的儿女们说：“赶快到门口照张合影留念吧，晋城文联还邀请从老到赵树理纪念馆去题字呢！”全程跟踪我拍照的晋城文联的谢红俭女士，此时也以主人的姿态，催我快点离开这所古宅——于是，我在门口与王铁匠的后人合影之后，不得不挥手与我当“煤黑子”时的生命驿站惜别……

　　当大巴离开南坪村时，坐在我身旁的堂弟对我低声说：“大哥，刚才见你几次落泪，我心里非常难受。”

　　我说：“那是苦难历史和底层人民的美丽人性赐予我的，我一定要把此行书写成文，以诠释山西对我的厚爱。在展示晋阳大地的人性真、善、美之余，并不负中国历史的昨天和改革开放的今天……” 

　　马年新春抒怀于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