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巍:一篇“总理遗言”的文学价值——悼李君旭

　　周恩来同志去世后，青年工人李君旭编造出来一份“总理遗言” ，并广泛流传。李君旭后来在杭州被捕， “四人帮”倒台后，李君旭获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彻底平反。

　　——编者

　　一篇“总理遗言”的文学价值

　　——悼李君旭

　　只见过一面， 30余年。他或许早把我淡忘了，我却终生记着他，因为他让我一直记着一种深切的痛苦，原罪似的痛苦。那曾经的年轻的音容笑貌，那凛然的赤子之心，一直鲜活在眼前。今天在网上发现，李君旭——周总理“遗言”的真实作者， 2月9日清晨在杭州溘然长逝。网上有他两张照片，一张摄于1972年，君旭刚16岁，我记忆中的他依然是那个可亲可爱的清朗模样。另一张摄于他老去和病中的时候，我凝视良久，静默着哀伤着长思着，像我们共游的那片灰暗而苍茫的大海，浪涛翻涌，不能平静。

　　看过网上的报道，我感谢那位记者，让仙逝的君旭重回我们的视线，记起他的一切；同时我以为，那篇消息过于“客观”了，有关君旭病情的介绍过于“私人化”了。不怪记者。记者一定是年轻人，不知道或只是平面或概念地知道罪恶滔天的“文革”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那段黑暗历史所造成的巨大伤痛只能做“客观”的描述。在我看来，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医学意义上来说，李君旭都是被“文革”害死的——2014年2月9日，宣告了一个无法忘却的终结。

　　1983年盛夏时节， 《人民文学》在辽宁的海滨小城兴城办了一个青年作家笔会，参加者大约有三十多人，大部分是在全国各类文学奖中获奖的青年作者。我去了，李君旭也去了。我曾读过他写的报告文学《啊，龙！ 》 ，觉得他的文笔很有力度，也很有文采，见了面才知道他出生于1953年，小我6岁，于是心里感佩得不行，出入常在一起，成了好友。君旭属于南人北相，身材颀长，英眉朗目，平时总是很静地微笑，话语不多，显得比我成熟多了。我们都喜好游泳，而且不喜欢挤在浅水区喧闹的人群里，因此都是独来独往。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海滨空阔无人，我一个人下了水，大概正赶上退潮，不知不觉游出好远。这时海上忽然起风了，浪有些大，我回头一看，陆地不见了，四周只有汹涌无边的铅灰色的海浪在翻滚，而且云层很厚的天空完全找不到太阳的方位。那一刻我吓坏了，担心在海流的冲击下失去方向，要是找不到陆地，就得和温暖人间、和文学班的朋友们说永别了。我努力镇定着自己别紧张别抽筋，掉头回游，期望陆地就在前方。大约游了20多分钟，蓦地看到一个戴白色泳帽的人在不远处奋力击水——有人游就意味着离陆地不远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颇有重归人间的感觉。游近了，才看清那人就是李君旭。我说起风了，赶紧往回游吧。

　　当天晚上，我们坐在房间里聊天，那时我已知道他是周总理“遗言”的真实作者——是韩作荣私下告诉我的。我们聊起这个话题。我很奇怪，写作这篇“遗言”时，君旭不过是20岁的工人，从政治高度到中央作为再到总理的思想、心情和口气，他怎么模仿得这么像？君旭说，为了写好这篇“遗言” ，他几乎读遍了总理所有的讲话文稿和同时期的“最高指示” ，还读了大量外国政治家的传记，而且那时中南海所有的风云变幻，都能通过红卫兵小报看到。最重要的是，他在工厂，对广大人民群众痛恨“四人帮” 、热爱总理的心情有深刻的体察和了解。一篇让全国人民都坚信不疑的总理“遗言”就这样写出来了。

　　君旭盘腿坐在床上，缓缓地沉静地讲着他的经历。我问他，被逮捕以后遭了哪些罪？他不肯深谈——显然是不愿回忆那些惨无人道的暴行给他带来的痛苦，只说关了两年，挨过很多暴刑，经常连续几十个小时不让睡觉，用毒亮的大灯照着头，逼他交代谁是幕后指使？因为“四人帮”及其打手绝不相信一个20岁的小工人能写出这么高层次的总理“遗言” ，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或假手而行。

　　听君旭讲着，我发自内心地深感自惭形秽和痛悔。这里，我必须真诚地表示忏悔——当时我对君旭说：“和你比，我的觉悟太差了！ ”那是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后，应一位我所敬重的诗坛老前辈的要求，我写了一首“批邓”诗发表出来。那位老诗人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还很大。他说，这是上面派下来的“政治任务” ，不表态就“过不了关” 。那时我刚从北大荒返回哈尔滨，对北京政坛的复杂性还茫无所知，犹豫再三，还是做了这件让我终生痛悔的事情。相比之下，君旭的政治敏锐性、高贵刚强的品格和凌越高蹈的追求，真是亮如金石熠熠生辉，让我无地自容。

　　以后的几天，我发现君旭的行止稍稍有点异常。一是讲话不太连贯，任何事情不能做长久的有逻辑性的深谈；二是有点落落寡合，总是在阴凉的早晨或夜色初降时独自去游泳，哪怕风高浪大的时候也去。我猜想，这是因为他在年轻时候遭受了太残酷的折磨，脑子伤了，性格也变了。从那以后，我常陪着他下海。一天晚上，君旭进了我的房间，走路有些踉跄。他对我说，希望我到旁边一家疗养院给他要点正痛片。我说我带了几片，他说不够，最好多要一些。我去办了，他当着我的面，一口把20多片全吞了。我大吃一惊，他说，从北京监狱放出来以后，一直患偏头痛，经常需要吞食大量的正痛片。我忽然意识到，正痛片是容易上瘾的。我劝他控制自己，我说当年那么严酷的打击你都挺过来了，这点事情还控制不了吗？君旭苦笑着说，你不知道，这种永不停息的偏头痛会让人发疯的。

　　我沉痛之极。我知道他的病状和现状是“文革”打手们害的。我不希望一个天才而高洁的、我无比崇敬的青年作家就这样被毁掉。回哈尔滨以后，因为崇敬因为友情也因为爱惜，我给君旭写了一封信，他没回。我想，他的身心受到伤害，做什么事情大概很难，回信也会很难，别打扰他吧。我们的联系就此中断。不久听说他到杭州大学挂职当了宣传部副部长，我很欣慰，觉得他的情况可能大有好转，大概以后会走仕途吧，如此杰出的青年，受到重用是应该的。后来再无他的任何音讯。

　　我在网上看到， 1989年， 36岁的李君旭突患脑部“硬膜下血肿” ，记忆力丧失，从此一病不起，智力衰退到四五岁的儿童阶段。我不懂医学，但看这种病名和病状，我觉得一定是“文革”暴行留下的后遗症。报道中未提他的家人——大概因为病而一生未娶，在亲人的扶持下，在病榻上，君旭孤独地走完潦落的一生。那种病态的智力，他或许不知道太多的痛苦，而这更让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深感痛切和哀伤。我相信，倘若他身心健康地走过来，从政一定是非常优秀、前途广大的人才；从文一定是极其优秀、天赋极高的作家。但是，那个黑暗的时代，把一颗亮星、一个天才青年毁了。李君旭的缺失，造成了中国文学界永远的空白，任何人都无法填补！

　　我以为，李君旭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在“文革”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他以“总理遗言”的形式，石破天惊地怒吼出全国人民对“文革”浩劫的抗争、对“四人帮”的憎恨，对扫除妖孽和实现“四化”的渴望，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大无畏的英雄壮举！一个畸形的时代，才会逼出一个以畸形方式表达出来的民族心声。它其实是一份“宣言书” ，宣告了“四人帮”不得人心，“文革”必须终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四人帮”及其爪牙看到这篇“遗言”时的惊慌、恼怒与疯狂，是我们可以想见的；全国人民到处传抄这篇“遗言”时所受到的鼓舞、激励和痛快淋漓之感，是人们至今铭记不忘的。

　　以文学创作方式写出的“总理遗言” ，深刻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无前例，而时年20岁的工人李君旭做到了。这篇“总理遗言”应当被视为一份历史记录，是一个青年作家最具时代感和使命感的杰出文学作品。让我们永远记住他的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