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岩: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时间表征

　　人类是迷失在时间里的种族。这种迷失发生在最近的400年。

　　我是从事管理学教学长达20多年的人，管理学就是这种时间迷失的最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的基础——效率——就是对时间的压缩和拉伸，是跟生命和宇宙自然进程本身的对抗。而在所有对时间的发现中，对未来的发现和追求，更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个基本动力源。一旦有了未来，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就有了“希望”。

　　一

　　中世纪之前人类也有未来。但这基本上不是当前意义上的未来。那里讨论的未来，是作为他者的神确立的某种脱离人类控制的东西。文艺复兴以及随后的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给人类去除了自主思索时间问题的枷锁。通过对未来意义的创建，人类定制了发展的观念，相信通过自身努力，人类可以逐渐地走向更好时代的想法得到确立，以往古典社会中那种平滑的时间线，就被一种上升的时间线所取代。未来于是变为一个全新的“应许之地”，这片土地的开发者和利用者都是人类自身。在这样的概念语境下，人类疯狂地展开了对自然的探索和掠夺，展开了对时间的种种操作。

　　现代社会就在这种喘着粗气的奔跑中，彻底改变了周边的自然、社会与人文环境。文学，如果反映论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文学产生机制的话，自然会在这种喘息中打开新的一页。波德莱尔的诗歌、巴尔扎克的小说经常被用于谈论现代性与新时间观念在文学中的展现，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人们往往忽视了那种对时间直接进行操作的文本。

　　在文学特别是小说领地中，直接操作时间的故事不是新的发明。瞬间变老或返老还童的故事，早在童话和宗教小说中就有所出现。然而，这些故事中时间改变本身不是主题，且缺乏现代社会的基本语境。真正站在现代社会的知识背景下直面时间的改变，要把时间作为一个宏伟的主题进行操纵的作家，是英国作家威尔斯。1895年，威尔斯的《时间机器》问世。小说直接依靠第四维时空理论，采用机械方式，把人类推送到80万年之后的共产主义，一种社会学的人类末端和亿万年之后的终端海滩，一种生命彻底消失的自然世界的末端。

　　威尔斯是一个时间节点。在他之后，科幻文学彻底地出现并站立到文学领地的一个角落，而在社会学领域，未来学也由此发生。无论是科幻文学还是未来学都把时间当成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波兰学者Pawel Frelik认为，19世纪后半叶的科幻文学能反映出西方社会时间知觉的一系列变化。我宁愿使用“表征”而不用“知觉”，因为表征是明显的主体主动参与。沿着Frelik的思路继续分析，会发现20世纪之后科幻作家的时间表征方式发生过一系列群体性的改变。具体来讲，在20世纪前半叶，时间表征的过程带有一定程度的科学主义观念。相信这点在阿西莫夫的《基地》、海因莱茵的“未来历史”系列中都有表现。而20世纪后半叶，时间表征由进步主义转移到回溯未来学。大抵是因为科学和进步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导致了作家对科学和进步本身的怀疑和停步。回溯未来学让他们放弃了独立的身份，也躲避了当前的境况的原因。这里所指的回溯未来学，是指那些使故事的设计回到上半叶，或以上半叶的设计为基础继续向前推演。蒸汽朋克，可以作为回溯未来学的典型故事类型。进入新世纪之后，科幻小说中的时间表征的群体变革在于更加集中到奇点未来性的书写。所谓奇点本来类似数学和物理学的终极点或转折点的概念。但这里所用的奇点，是一种科技发展导致的技术或社会时段必然终结。奇点是一个终结点，同时也可能是一个翻转点，一个新的开始点。从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从生物技术的发展看，当前路径的终结点——奇点，正在不远的未来显现着。人类能否能度过这个终结点，已经成了科幻作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二

　　那么，作为一个生活在非西方社会、很晚才打开思想和文化大门的这个具有丰富古典思想的东方国度，我们是怎么通过科幻文学去认知和积累时间观念的？它怎样通过自己的预置构件并结合西方的思潮进行时间表征的？这种时间表征是否也反映了中国思想进程中的某种群体性的东西？

　　中国古代出现最早的时间词汇是“久”。《墨子》中最早出现了这个词汇。对“久”的持续关注，吸引着中国人的注意力。家庭的延续、种族的延续，都跟“久”有关。这样，“久”的相关词束能够把儒家、道家、墨家等的时间关注点都清晰地表达出来。中国古典思想中另一个对时间的强调流派是兵家。《孙子兵法》因为涉及到双方对战，因此抢夺瞬时的优势被特别看重。遗憾的是，中国古典的这些时间观念，基本上都不是体验性的表述。在这样的“前现代”(用前现代很不恰当，因为中国问题跟西方问题完全不同，这里只是简单类比)文化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去认知、体验、甚至接受西方的时间思想，要对时间表征作出自己的创新式建构。

　　回顾过去110年中国科幻小说中时间表征群体倾向的历史，我简单地将其分成事件积累型、时空转换型、当下逼近型和回溯未来型四种。

　　从时间发生上看，晚清科幻小说的时间表征方式主要是事件积累型和时空转换型。《新中国未来记》，无论你怎么定位它的属性，应该是一部未来主义作品。梁启超作品的第一句话，就定位了这部小说对时间操作的雄心。跟所有复古的小说不同，这种操作是面向未来的。在中国的历史上，还少有这种对未来的倾情表述。不但如此，梁启超还通过自己对未来的分时段描述，把预备时代、分治时代、统一时代、殖产时代、外竞时代和雄飞时代全面展现出来。我以为这样六个时代的清晰划分，是展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时间表征方式的最重要的内容。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将事件堆垒后形成的时间演进。我相信他是先有这些事件，才开始进行时段分化，再向分化后的段落赋时间值的。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尝试了一种新的、跟过去讨论“久”、讨论瞬间战胜对方所不同的时间表征方法，这种方法的重要特征是理性分析和逻辑演化。作者在这里所给出的六个时间节点和威尔斯的两个时间节点，具有同样的强烈的理论背景，这就是起源于达尔文且被转义的社会进化论。

　　梁启超跟威尔斯的小说自然有着巨大的差别。刨除两个作家对小说的认识的差异，仅仅看他们对时间的表征，就会发现威尔斯的小说是以人为中心的，个体对时间的感觉，在时间中行走的体验，对时间所造成的变化的好恶，是作品的主要内容。而梁启超的小说是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群体的未来走向、未来发展的时程，是作品的主要着眼点。而通过对个人体验的聚焦和对社会发展的着重，两个作家各自避开了他们的文化弱点，发挥了文化优势。事件积累型时间表征，使中国作家找到了一个操作时间的有效方法。事件积累法其实是一种历史的撰写方法，而梁启超的发明就是把这种写法推演到未来，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个未来史科幻的创立者。

　　我把《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这类的作品，作为中国科幻作品中操作时间的典型代表，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作者表达了希望操作时间的强烈愿望。两个作品的开头都提到，崛起的中国希望将世界通用的公历改变成以孔子诞辰为标志的中国式纪元。一种想要控制人类时间表征的愿望被明显地透露出来。而围绕这种历法的改变，中国在全新的世界秩序中获得了地位。这种方式的创造性，也许是《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作者尼迪科特·安德森所没有发现的，它是否具有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还需要更多研究以证实。

　　从晚清到民国的一系列科幻文学中的时间表征是复杂的。学者王富仁和杨联芬曾经谈到，晚清科幻小说呈现的未来状况，其实就是当时所看到的西方发达的现实。这在时间表征的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换言之，中国早期科幻作家(至今仍然有这类写作产生)会将西方发达地区的当前，通过时间投射的方式推送到中国的今后。我们可以把这种将当前的其他国家现状展示为未来的发展预言的小说中的时间表征方式称为时空转换型。时空转换型时间表征方式也是一种避开个人体验展现时间的表征方式。它的目标是未来时间，而操作中的参考物是当前的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作者所依据的和展示的，仍然是非个体体验的时间状况。

　　从民国到“文革”结束，中国科幻小说发生了一个碎片化和当前化的过程。作家不再希望把自己的眼光朝向遥远的未来。这样，在整个科幻群体中，时间表征的基本方式就是当下逼近型，即便是明显在技术上要超越很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的未来故事，作家也希望在中间给人一种马上可以实现的感觉，或者在结尾说，这就是现实。讨论这一时期时间表征对当下的逼近，要结合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而发掘这一时期作品中被伪装的现在，更是科幻研究者应该投入的一个具有丰富趣味性和学术价值的话题。

　　进入最近30年，在以往的所有时间表征仍然存在或并行的状态下，回溯未来型时间表征方式也在中国科幻小说中自主地出现。这里所说的回溯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第一种典型的回溯历史科幻小说，是郑文光等进行的“反文革”科幻的尝试。郑文光在《星星营》等作品中，把科幻的时间点直接放置到“文革”期间。当科学家发明了进化驱动器而造反派头目盲目地启动了这种仪器，世界将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金涛的《月光岛》也是“文革”历史科幻。但作者假设了一个不太遥远的未来。在故事中，“文革”的一切都在重演，但时间是将来式的。当前，回溯未来型的写作变得更加流行。潘海天等人尝试的对中国历史的回溯与重构，找回了中国文化中早已失去的那种天地融通的神秘感与灵性。而王晋康的《外祖父悖论》、刘慈欣的《三体》等则站在当代物理学的前沿，完全按照相对论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操作了时间的移动。刘慈欣的小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关流失的体验部分已经被提取出来。回溯历史法的科幻操作中最有价值的是韩松的小说《红色海洋》。这部作品的构造是一个时间悖论，而其第四部更是把中国的中期未来跟过往的明朝历史相互对应，未来的时间箭头不再指向前方，彻底转向后方。

　　三

　　时间表征是一个寻找时间、展示新文化的过程。无论是晚清还是21世纪的当前，中国科幻作家一直在通过作品探索时间的含义和可能的表达方式。所谓探索，就有可能失败。梁启超就在小说中计算错了时间。60年还是160年？他的误差整整一个世纪。郑文光也尝试撰写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但伟人的出现最终打乱了时间的构想。不过即便失败了，他们也积累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新形式。

　　其次，时间表征的群体变化，是一种文学的自然演变，但受到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晚清社会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是一个倡导新思考、呼唤新体制与新纪元的时代。这是时段出现的事件积累型和时空转换型，良好地解决了思维走向和寻求榜样的难题。而民国到“文革”的当下逼近型，则是一系列文学的切身生存困境无法克服的直接反映。到回溯未来的时代，已经是思想解放和生活质量相对改善的时代。没有这些解放和改善，就没有回溯未来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当然，时间表征方式的群体变化，既有中国本土情势的作用，也受国外思潮的促进，而且这种促进，越到当前越大。在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时间表征会更多地趋近于国际流行的风潮。

　　研究时间表征既可以探索科幻的独特性，也可探索社会文化的变迁性。将科幻定位于现代性的文学，且与现代主义形成一种对抗，是理解科幻独特性的重要方式。在感受到现代性的强大压力，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期望与大众呈现出差异、等级的时候，科幻作家没有走向形式的变异，而是大胆地直接引入了造成现代生活变化的影响元素。在西方，科幻小说不是关于科学的小说，而是关于“变化的小说”(如阿西莫夫等就持这种观点)。这种变化，不但考量技术和社会环境，也考量人的心理和生理改变。到今天，后现代导致的后人类的产生，导致人类躯体和心灵的彻底改变，科幻几乎成了惟一能够良好反映这一现实的文学作品。Donna Haraway和N. Katherine Hayles对后人类的看法，应该是未来文学所必须接纳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对主流文学的贡献必将改写文学史。

　　人类是迷失于时间的种族不是一个贬义的价值判断。从启蒙以后，人类已经无法逆转地走上了操纵时间的道路，人类学的基本规律从这一时代开始，就已经把各个民族带上了时间的车轮。如果文学仍然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那么研究文学，特别是科幻文学中的时间表征就是研究者当前应该完成的有价值的任务。

　　但文学研究不是简单的工具化地寻找群体生存的方式，也不是去肯定当前出现的各种表征。文学研究从来都是针对我们研究者自己的。通过对科幻中时间表征的研究，我们要打开自己内心深处的封闭，要揭露生活经验的遮蔽，要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去寻找“去了封闭的此在之绽出的时间性”，要探索古希腊人所说的“原初的或本真的时间经验”。

　　想要完成这些任务，科幻研究是最好的行动载体。天才且英年早逝的科幻作家柳文杨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发明者，他发明出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但这个机器人只有半个小时的生命。当一个漫长的人生被浓缩到只有30分钟，一切就变得非同寻常。他必定要去完成这一生一定要完成的那个使命，这就是要向研究者——他的原型一直心仪且不敢表白的异性去表白心迹。30分钟里机器人跨越了所有物理障碍和心理障碍，当他向那个莫名其妙的女孩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开始分解。

　　他完成了怎样的任务？想来大家都会感觉得到。在生死和爱情的背后，深深地雕刻着时间的印记。科幻小说用独特的叙事和情节，用客体投射的方式，去除了经验的遮蔽，让你再不能忽略内心那种深深的、对时间的恐惧与焦虑。在这个意义上，我引用大家熟悉的文学评论家伊萨布·哈桑的一句话：将来最重要的文学，恐怕要到科幻小说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