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发稼:投稿人生

　　投稿伴我一生。

　　我在投稿中成长。

　　投稿使我生命发光。

　　我的人生价值在投稿中获得体现。

　　一

　　家乡崇明岛解放那年，我12岁，初中一年级，是个懵懂孩童。江岛四面环水，交通不便，几与外界隔绝，不知世事；政权变更，始听说共产党、朱毛。朱毛就是朱德毛泽东。

　　解放不久，即开始向报刊投稿，从未中止。时间延续近七十年。如今人届耄耋，精力不济，才很少主动投稿。

　　投稿伴我一生。

　　我在投稿中成长。

　　投稿使我生命发光。

　　我的人生价值在投稿中获得体现。

　　在正式资料里，都说我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那是指文学作品，指诗。若单论我写的稿子变成“铅字” ，那至少要提前三年。1952年起，我在《科学画报》 “怎么、什么、为什么”栏陆续发表自问自答的知识短文，百十、二百来字一则，每则稿费5千元(旧币，合今币5角)。1952年至1954年高中毕业前，我担任南通《江海报》 、上海《青年报》 、北京《卫生宣传工作》杂志、南京《江苏农民报》 、北京《学文化》杂志通讯员。1953年一年内，我曾在《江海报》 、 《文汇报》发表过消息报道， 《青年报》发表“读者来信” ，《儿童时代》杂志和《江苏农民报》发表我与杨庆义同学合作的剪纸作品， 《卫生宣传工作》发表一篇随笔式杂文。

　　二

　　那时给报刊投寄稿子(包括信件)是不用贴邮票的，只要将信封剪开一角并注明“稿件”或“邮资总付”即可。

　　我经常投稿的报刊有《青年报》、 《文化学习》 (月刊，上海)、《解放日报》 、 《人民苏北》和《苏北文艺》 (均为月刊，扬州) 、 《卫生宣传工作》 、 《学文化》 (月刊，北京)等。多数报刊的地址我至今还记得，如《文化学习》 ：上海绍兴路54号； 《解放日报》 ：上海汉口路307号； 《人民苏北》 ：扬州北城根东巷9号； 《苏北文艺》 ：扬州南门街88号苏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学文化》 (后改名为《工人》半月刊) ：北京西单新皮库胡同乙12号。

　　当时的报刊，就像现在的写作函授学校，投稿人像是学员，编辑就是函授老师。绝对每稿必复，有的收到稿子后立即回信：大意是，您的来稿已经收到，十分感谢。是否刊用，待我们认真审读后再行奉告。退稿信一律用毛笔竖行书写，详说未能采用的理由，请不要灰心，继续努力。 《人民苏北》 、 《卫生宣传工作》还会附赠一卷稿纸，前者是绿格的，后者是红格的。记得我常给上海《宣传手册》杂志投寄快板、歌谣习作，一次编辑居然回信说，您这回寄来的稿子比上次的有很大进步，请继续努力等语。我有的稿子上有错别字，编辑用铅笔改在边上。一次我根据亲眼所见写了一篇解放军教驻地居民识字学文化的稿子， 《苏北文艺》的编辑在退稿信上说，我们收到一篇同样主题内容的来稿，比你寄来得早，你这篇就不用了，很遗憾。我向《中国青年报》投寄了一首诗，退稿时编者附来打印文章，是艾青的《不是诗》 ，我仔细阅读后受到很大启发。

　　三

　　我向报刊投稿，当然都是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开始投稿时，我是十几岁的中学生。那时的报刊编辑真好，对投稿人特尊重、特热情。我估计，那时的编辑，除一部分是革命同志外，相当多的恐怕是来自旧社会的留用人员、老报人。信封、台头大多称我“先生” 。可那时我是一个小孩子呀，编辑完全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记得祖父第一次看到报社的回信称他的二孙子(即我)为先生，高兴地哄然大笑： “我们家又出了一个‘先生’啦！ ”他说“又” ，是因为我父亲师范毕业后一直教书，是地地道道的“先生” 。

　　当然也有称我为“同志”的。

　　中国是礼仪之邦，文化知识界对称呼历来很重视。我猜想，当初称我为“先生”的编辑多半是“留用人员” ，他们习惯了这样称呼不认识的投稿者。不论属于何种情况，我感觉那时的编辑都很敬业，业务素质较高。决不像当下有的年轻编辑错别字连篇，写信文句欠通习以为常，信封只写收信人名字，不写任何礼貌称呼。甭说别的了。

　　据我知道，不少年轻的投稿者都得到过无名编辑(编辑写信不署名，落款是盖的编辑部公章)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一些常在报纸上见到名字的投稿人，后来与我一样成了上海青年文学创作组的成员，如黎汝清等等。黎汝清先是写诗，出过诗集，后来改写小说，创作了著名的《海岛女民兵》 ，还拍了电影。

　　大作家浩然原名梁金广，我读高一时在《新中国妇女》杂志上看到他被表扬为模范通讯员，事迹是一个月投稿一百多篇。从此我记住了梁浩然这个名字，几十年后我们成了好友。1989年我去他在三河的家做客，说起那件事，他说，那时给编辑部写一封反映情况的信，也算一次投稿。

　　许多诗人、作家都是从给报刊投稿起家的，是可敬的报刊编辑的受惠者。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四

　　我的整个人生道路都与投稿紧密相关。小时候乡亲都知道我爱给报刊写稿。写稿还会赚到钱，很让人羡慕，夸我有出息。那时乡下识字、有文化的人不多，我常常给人义务写信。记得族中一个在镇上开鞭炮店的中年人，常来求我写信，他一面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一面口授，我记得很快，他的口授跟不上我的记录速度。信写好后要我读一遍，他满意了才算完。我在上海念大学寒暑假回家，还常有人来要我写信。还问我， “还写稿子吗？ ”

　　刚解放，报刊《稿约》都申明稿费以“折实单位”计，折实单位的牌价每天都变。我没拿过这种稿酬。

　　第一次得到稿费，是一篇短消息(报道)登在南通《江海报》上，稿费五千元(旧币，合今币5角) 。报社寄来挂号信，打开是一封铅印的标准信(稿费通知单) 、发表的剪报和一张汇票，汇票为竖式，中间印着“稿费券”三个黑体大字。我走了八九里路到“桥镇邮局”兑取现金，不需任何证件。我回家把钱交给祖父，祖父乐得合不拢嘴巴，说我家学生子会寻铜钿了！我记得那时候带萝卜丝的油酥大饼是两角钱(即今2分)一个。

　　从高一到高三，我得过稿酬十来次。高一时我和同学合作在上海《儿童时代》发表了题为《天天这样做》的四幅剪纸习作，署名是“小读者樊发家杨庆义” ，樊发家是我的原名，小读者三字是编者加的。稿酬是每人四本苏联儿童文学读物。高三时我在《文汇报》 “学校生活”栏发表一篇题为《练双杠》的短文，报社寄来16枚面值800元(即新币8分)的邮票作为报酬。

　　1954年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国家不仅包吃包住，不收任何费用，还享受公费医疗，发给每个学生一顶薄如蝉翼的高级蚊帐，伙食是四菜一汤，我觉得像是进了天堂，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激不尽，一种“人民大学生”的自豪感促使我情不自禁写了一首题为《来到上海俄文专科学校》 (翌年改名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诗，立即投进设在教室前的一个校刊稿箱，不几天就在铅印的四开报纸型《实践》校刊上发表了，诗末所注“1954年9月2日写于上海俄专二部”也照登不误。这是我第一次以铅字问世的诗歌作品。几天后接到通知去校刊编辑室领到一万五千元(合新币一元五角) ，高兴得不得了。

　　五

　　1955年第6期上海《少年文艺》 ，发表了我一首诗，题名《我们是一群年轻的初中毕业生》 。收到刊物，把我高兴得！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其时我是上海外国语学院二年级学生。稿费11元是从北四川路底邮局二层楼一个仄小的柜台兑取的。那时人民币旧币刚刚改为新币，钞票是崭新的，都是面值1元、 2元的，拿到后实在是爱不释手。回校后我用5块钱买了蓝布，请制衣店做了一套青年装，做工费仅花去1元，余下的5元寄给了我乡下的母亲。姆妈得知我这是“写稿子”换来的钱，开心得不得了，生病不治而愈。

　　新中国对培养青年文学作者十分重视，共青团上海市委和市作协青委会(全称上海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联合建立了上海市青年文学创作组，规定凡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过作品者均可申请入会。我正是凭《少年文艺》那首诗，被批准加入青年文学创作组，全市组员有100多人，来自各行各业。青创组经常组织活动，使我们有机会到郊区农业合作社参访，与来沪知名作家、诗人艾青、沙鸥、公木、方敬、萧殷等见面座谈。在《解放日报》二楼礼堂听取石方禹(长篇政治抒情诗《和平的最强音》的作者)和费礼文(著名工人作家)的关于创作的报告、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迁墓典礼……

　　和知名作家见面座谈或创作讨论，一般在上海青年宫、市作家协会(巨鹿路675号)举行。

　　我们诗歌组的辅导老师是诗人陈山、芦芒、沙金。

　　从上海青创组获得的文学教益，是我终生难忘的。

　　六

　　过去是绝对禁止一稿两投的，一稿两投甚至多投者，被认为是思想道德品质不好。记得《星星》诗刊曾公开将两投者名字“示众” ，其中就有一位我尊敬的老诗人。改革开放后对此问题好像有所松动，有人曾公开发表文章，认为作者两投无可厚非，是可以的。北京《新京报》则发过启事，允许作者多投，但必须在该报首发之后。

　　事实上，现在一般报刊，还是不容许两投乃至多投的。不过我常看到有的名家、准名家一稿两发。北京一位知名作家长期在本地报纸开有专栏，有的文章发表几天后复见诸南方一家报纸版面，我和后者编辑熟，偶尔与其说起此事，编辑告我，说已向领导反映过了，那位作家是他们总编的朋友。

　　我还经常看到某省某位陈姓杂文随笔作者的同一篇文章先后(也有同时即同一天)登在几家或多家报纸和刊物上，天南地北，到处开花。对此编辑们不可能一无察觉，但好像见此作者来稿，必照发不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令人费解。

　　我个人是坚持不一稿两投的，个别两投的(多投了报纸、另投刊物)都如实说明，故从未出现过同一篇稿子两处发表的情况。自然，注明“转载”者除外。

　　我现在的看法是：

　　书稿肯定不可以、不允许“一女两嫁” ；

　　关于单篇稿，应灵活对待。网络与平面纸媒，由于传布管道截然有异，应当允许一稿互发。

　　单篇稿若先登内报内刊，则应可再投公开报刊。读者覆盖面完全不同的报刊(地区和行业) ，应该容许重发——当然有时在鉴定上会发生歧义。

　　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在尊重和保障作者权益的前提下，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法规，以便大家遵照执行。

　　如今市场观念渗透一切领域，大环境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事涉投稿种种，不应以老眼光看待。但不依规矩不成方圆，新形势下应有新的游戏规则，好让众投稿人有所遵循。恳请政府有关文化管理部门及时做好这篇“文章” 。

　　七

　　我的投稿经历，实际也反映了社会、时代的演变、发展轨迹。

　　年轻的我，对共产党、毛主席从心眼里绝对真诚服膺拥护，每次运动我都写诗作文颂扬。

　　1957年8月“反右”期间，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讽刺诗《一只苍蝇的死》 ，暗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可耻下场” 。

　　反胡风时我写过批判稿件登在《展望》周刊上。

　　歌颂大跃进，我创作了歌曲《我们是跃进的勇敢尖兵》发表在秦皇岛《汪洋》杂志上。

　　毛泽东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后，我立即写了长篇政治抒情诗《斗歌》 ，投寄《诗刊》 ，主持编辑部工作的孟伟哉同志看了觉得不错，把我叫到东四南大街编辑室面授修改机宜，两人狂抽一盒烟，我回来熬通宵改稿，后因不久政治形势遽变而不果。

　　1976年初我写了一首歌颂“文革”的长达280余行的诗，投给《北京文艺》 ，该刊这年4月号发于头条，责编是李志同志；诗的结尾部分“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当时刊物终审、诗人张志民同志(已故)加上的。

　　我之所以不讳地晒出这些“私丑” ，旨在说明，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里的，人生道路必然会留下时代印迹。有些错谬，其实不宜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只要你的言论行为不以逐私利为目的。任何领导人都应具有这样的唯物胸怀和认识维度。我曾与友人戏言，我若早生十几二十年，很可能是三青团国民党，甚至早被枪毙掉了。事实是，我现在是个老共产党员，是党极为忠实的“螺丝钉” 。

　　我当年的有些投稿，虽然发表了，如今绝对不可再读，当然也不会收进我的集子里。我发现许多大家名家以至前辈大师，生前或身后出版的文集，亦都如此。其实从历史真实考虑，名家的早先作品，尤其那些曾一时反响很大、在时代之河里曾经掀起大波之作，若保留原样，“原汁原味”照录书中，也别有意义。

　　不论何种背景下，我坚持读书写作投稿，即不断练笔，对逐步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乃至提高认识世界和审美认知能力，起到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