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敏：寂寞而宁静地和历史重逢

　　“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去世，事件亲历者、作家袁敏追忆往事——

　　寂寞而宁静地和历史重逢

　　2月9日清晨8：30，1976年“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因肺梗塞抢救无效，在杭州城东医院悄然辞世。

　　从北京飞回杭州的出版人、作家袁敏，刚下飞机，打开手机就看到了这条短信。

　　走出机场，天空开始飘雪。

　　袁敏想起38年前，也是2月上旬，也是这样飘雪的寒冷冬日。一封伪造的“总理遗言”在全国人民手中迅速传抄，一桩单纯由几个年轻人游戏般起始的事件升级为国家级重大政治案件，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事件亲历者袁敏追忆往事，写下了《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紧急加印此书。

　　袁敏表示：自己所写的尽管是个人的历史，却未尝不可以深化历史，弥补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我是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历史，也试图架构一座历史与现实的桥梁”

　　记者：看完全书，感觉挺震动的。这种震动，与其说来自你讲述的“总理遗言”案本身，不如说来自你经由这一事件引发开去的对时代、人性和命运等深层命题的感悟和反思；与其说是你完成了对这一事件的追溯，不如说你追踪记录了那一重要时刻，及在当事人心灵和命运中投下的光和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讲述的“往事”，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事件本身，时间才是它真正的主角。

　　袁敏：我在沉默三十年后首次触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对那段历史的追溯和记录。它所涵盖的一切超越了“总理遗言”案所带来的种种创痛和灾难，而更多带给我们的是从创痛和灾难的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美丽的花朵，它和人的个体的心灵有关，也和时代的大命运密不可分！这些美丽的花朵静悄悄地开放在大时代的角角落落、隙隙缝缝，你要回过头去寻找它采撷它，你就得切切实实地重新回到那个已经久远的过去，把当下的热闹和喧哗抛却，寂寞而宁静地去和历史重逢。你会发现，当时忽略或者看不清的种种，在重返的途中会不可思议地变得清晰起来。

　　记者：在当下某一特定的时刻，与历史或自己的过往“相遇”，很多时候总让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如你这般的“寂寞而宁静”特别耐人寻味。那是怎样一种心绪？

　　袁敏：这样的心绪就像远山顶上的皑皑白雪，又像林深幽处掠过耳际的风，面对的是无人的空旷，当下这个时代太热闹了，人很容易变得浮躁，而那种重返历史的途中，喧哗与嘈杂被屏蔽在外，心特别的清明、安静，没有干扰。

　　记者：书名中的“重返”一词，重返就意味着重新返回“现场”：一是人的现场，你写这本书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尚且“健在”，且介入到了你的写作过程当中；二是物的现场，醉白楼、留椿屋等见证了“总理遗言”案的旧迹都在，且都留下了当事人与你一起重返的身影。

　　袁敏：这些年，“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也就是书里的蛐蛐儿，数次病危抢救，他的状况一直很不好。最初的起因是摔跤了，造成植入在身体中的不锈钢股骨折断，引起感染，炎症后来又转移到肺部，虽然一次次被抢救回来了，但我们去看他时，发现他的植入股骨的腿肉都发黑了，也就是说肌肉几乎都坏死了。这样的状况真的让人心酸。在我和当事人一起重返1976的过程中，我最最遗憾的就是：不能和蛐蛐儿一起重返。我一直期待蛐蛐儿有一天能重新站起来，我们能一起再次重返1976，他能开口说出当年的事实真相。没想到他竟然这样不辞而别，匆匆离去，带走了一代人的记忆和未解的心结，也带走了至今未破的真相。

　　记者：这本书是你在 《收获》“亲历历史”栏目发表的系列文章的结集。也因为此，几个章节里开头你都提到了写作的过程，及前后发生的故事，使得通篇有很强的代入感。在读者的感觉里，或许他们并非只是听你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历史，他们的印象和判断也参与和改变了你叙述的过程。

　　袁敏：这是一段遥远的历史，三十年后重述这段历史有什么现实意义？如今大多数年轻人沉溺于物欲、拜金、娱乐、八卦，对理想、抱负、青春、前途，完全有了我们当年不同的解读。但我还是觉得，无论这个社会走到什么时代，有一种精神是亘古不变的，有一种追求是永恒的。我是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历史，但我也试图架构一座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过来人可以回顾和反省，年轻人可以了解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情怀。当下的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印象和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参与和改变了我叙述的角度，这种角度的选择我以为不仅仅是文本的，更是内涵的。

　　“历史洪流中，个体的命运对后人来说或许更真实、更可感，更有血肉，也更让人难以释怀”

　　记者：写个人的历史，多半会碰到一个疑惑：我写下的这段历史，对于更广泛的人群来说有何价值？你是否有过这样的考量？

　　袁敏：虽然我写的历史是渺小的个人的历史，和史学家们宏大叙事的历史相比，我写的一切可能微不足道，但我相信，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个体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我们现在看到的共和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许多环节似乎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或许能弥补这些环节，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也许正因为我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历史，而不是讲故事，所以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呈现客观叙述，我不希望有太多文学色彩的东西，那可能会使人产生歧义。曾经有人称我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所经历的1976》为“压缩饼干”，觉得太浓缩了，一定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或者不便写出来；还有人问我，文章发表时是不是做了删节，为什么总是读到关键时刻就戛然而止，像有很多未尽之言？假如读者在“打住”的地方停下阅读的脚步思索一下，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多数回望历史的书总会汇聚多人的视角，即使是一个人写的，通常也是勾画群体的形象，章节之间是独立的。而你从个人的视角聚焦某一事件，章节之间是有机联系的；构成此类图书的人物通常是有很大关注度的知名人物，逃不开“精英叙事”的质疑，而你这本书的人物，其实是造就这一事件的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人，尽管他们都有一定的家世背景。

　　袁敏：我从未想过“精英叙事”和“百姓说话”区别在哪里。说实话，我写 《重返1976》 的文字的时候脑袋里好像没有写作的概念，只是有一种喷涌而出想倾吐的欲望，有一种想打捞，想赶紧拽住，不拽住就会转瞬即逝的恐慌。尤其是当那些“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开始从这个世界上一个个消失，剩下的人也在慢慢老去的时候，这种恐慌尤甚，真的有一种和死神赛跑的感觉！

　　记者：你在书里写到，蛐蛐儿炮制“总理遗言”案的当儿，正经历感情的严重受挫。换言之，如果没有他在感情上的这一波折，或许就没有了改变很多人命运走向的“总理遗言”案。

　　袁敏：在宏大的历史洪流中，个体的小人物的命运对后人来说或许更真实、更可感，更有血肉，因而也更让人难以释怀。

　　记者：回忆那个时代，人们大多会联想到“青春”、“理想”、“激情”等壮怀激越的词汇，却少有日常生活的描绘。而你的这部书里多次写到很细致的生活场景。在那种特殊的时刻，这样的生活细节似乎有一种拯救性的力量。

　　袁敏：假如没有生活中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平平淡淡的日子，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捱过那段艰难的时光，你说“拯救”是贴切的。正因为有过那样的经历，我不会再对生活中的一切漠视，哪怕是做饭洗碗这样平凡的家务事，你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

　　“命运是一条长河，人是长河上的一只小船”

　　记者：在强调虚构与非虚构两种体裁有所区别的同时，我们更需要看到其融合的部分。一些纪实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正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小说的元素。总体看，在国内，通常也是小说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家，写出了更好的纪实文学作品。我了解到你之前就写过1976年的故事，那时你写的恰恰是小说。

　　袁敏：那时，我还没有自信直面这一历史事件，然而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种种已经在脑海里盘旋不去。也是《收获》，也是李小林，让我提笔写“总理遗言”案中发生的故事，小林说，你都不用编造什么，你只要将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原原本本写下来就是小说。于是我将1976年发生的故事写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

　　将近三十年后，还是《收获》，还是李小林，让我用纪实的文字为当年的“总理遗言”案留下记录。说心里话，与当年的小说相比，我更看重自己写下的《重返1976》的纪实文字，写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时我好像飘在空中，有一种凄美的心绪在心中流动，而写《重返1976》时感觉自己是踩在地上，很踏实，很有底气。我觉得这些纪实的文字更真切，更具冲击力，有更多思考。但同时我也承认，纪实作品有它的局限和束缚，当事人记忆产生的偏差，所处角度不同，或者有意回避，是构成纪实文学最具悬念也最有深挖意义的部分，却也是写作中最为艰难的地方。

　　记者：从题材上看，本书讲述的往事的确是小说的好素材，书里充满了种种玄机。比如，你书中提到的蛐蛐儿和你哥哥瓜子之间的很多奇妙的重合，还有瓜子大病初愈，救他性命的沈医生却跳楼身亡。发生在生活中的这些玄机，总让人发出命运无常的慨叹。

　　袁敏：经历了人生旅途中的种种，走近了老马识途的年轮，大概可以对命运说点见解了。我从来都以为这个世界背后有许多看不见的，我们尚不了解的东西，这种东西并不因为我们看不见或者不了解它就不存在了。这种东西是和每一个人的命运有关联的，它是不可抗拒的。命运是一条长河，人是长河上飘摇的一只小船。长河流向哪里，天地间有着一定之规。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要走向死亡，每一个生命的尽头都是一座寂寞的坟茔。

　　记者：评论家贺绍俊说，你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部有历史感的书，是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历史内容的人。你的人生经历多少让人感觉有些另类，最终走上编辑、出版这条路，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袁敏：这个契机倒真的和1976年的“总理遗言”案有关。我高中毕业后分配到杭州织锦厂当工人。案件发生时，我是半夜三更被公安人员从厂里带走的。粉碎“四人帮”后，省里的文学刊物《东海》要充实“新鲜血液”(这是那年头的说法)，他们觉得“总理遗言”案是“四人帮”搞的冤假错案，我是受迫害者之一，就到厂里来调我了。那时后刚刚恢复高考，我一心想考大学，不愿意到《东海》去，来调我的老编辑说，你先调过来，将来我们单位送你去读书。我这才同意调过去。一个没上过大学，也没发表过什么像样作品的小工人，凭什么调进省级文学刊物，这不是因祸得福么？进杂志社后，我在编辑之余开始写小说，第一部中篇小说写的就是“总理遗言案”里发生的故事。后来，单位送我到中国作协的文学讲习所编辑评论班学习，后来又进入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学习，同学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和编辑，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从此真正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袁敏：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江南》杂志主编。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数百万字。1976年“文革”末期，因卷入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全家三人被捕入狱，她也被公安部门软禁传讯。粉碎“四人帮”后，其先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讲述了“总理遗言”背后的故事；2006年起，又在《收获》 开设专栏——“重返1976”，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