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练与坚守——简以宁、易卓奇对谈法制文学题材创作

　　专访作家易卓奇简介：一级警督，多年从事公安机关纪委监察工作，现供职于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工作之余喜欢“舞文弄墨”，先后出版《无须喝彩》、《纪委在行动》、《纪委调查》、《圈》、《推手》、《迷失》和《后患》等多部作品，作品先后获公安部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金盾文学奖。

　　简以宁(以下简称简)：您在大学学的是历史，工作后在学校教的却是数学；您目前的职业是警察，但您的小说却接二连三地出版，编写的电视剧也时有拍摄、播放。这其中有过怎样的曲折？

　　易卓奇(以下简称易)：我的经历有些特殊，大学学的是历史，真正教历史却不到一年，在中学呆了将近十年，做过几年专职团干，教过几年中学数学、物理，特别是数学，我以为是教得很不错的，得心应手，轻车熟路，也教出了几个好学生考上大学中专，可后来还是没教书了，一是因为自己不想当一辈子老师，二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结果弃教从警，当警察一直到现在。

　　我过去所有的工作都与文学没有关系，可这并不能说明我与文学无缘，事实上，象当年的很多文学青年一样，我做着文学的梦，这个梦一直做到现在还没有醒，还时常在这个梦里信马由缰。坦率地说我比别人走过的弯路更多，最早的时候是想写电视剧，也作了这方面的尝试，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写了个《商鞅变法》的电视剧本，跑到电视台找熟人，想把它弄成电视剧，结果因为资金等问题(也肯定包含剧本不成熟)，《商鞅变法》黄了，没有弄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外地调到了长沙，从教育战线调到了公安局，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收容教育所。这种机构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说白了它是专门收容卖淫嫖娼人员的场所，对抓获的卖淫嫖娼人员进行教育挽救，治疗性病，一个神秘而又陌生的地方。当时收容教育所才办，我要调来长沙就只有这个地方可去，几乎没得选择，尽管当时这种场所的名声不怎么好听，其实也没什么，什么工作都是工作，有地方呆就行，我几乎没有犹豫就被调进了这个地方，和一个老所长一起白手起家，建起了那个收容教育所。可以欣慰地说，我是那个收容教育所的“功臣”之一。除了建所，我对那个单位、甚至可以说对公安局的另一个贡献是写出了一部上、下集的电视剧《净土》，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和我们市公安局联合拍摄，于一九九三年初在中央电视台、湖南电视台等处多次播放，因为是我国此类题材的第一部，反响还不错，我也因此被单位记功嘉奖。这可能是我写作上真正的起步，文学的梦来了一回真的。可这一回梦让我以后很多年都走进了一个误区，或者说掉进了一个温柔的“陷阱”，《净土》的成功让我感觉电视剧是一条展现在我眼前的康庄大道，以后我可以往这方面发展，因此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弄电视剧，写了个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刑警队长》，后来又写了个二十集的电视剧《无须喝彩》，还写了个扶贫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使命》，省委书记都题写了片名，可都没弄成。可以说公安题材还没火的时候我就在写公安题材，公安题材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的剧本没有拍成电视，一直到我的剧本正要开机的时候上面又突然对该类题材限禁了，我的侦破题材的电视剧成了中国影视圈的“最后一枪”，没有发出，后来换了一个女子特警的题材才得以继续拍摄。从二零零四七月到二零零八年春节前，这个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才最终拍完。这么多年折腾电视剧，弄一个东西实在不容易，几经波折，换了四个拍摄单位，都签好了合同，都请了导演，结果总是难以如愿，我用我十余年的青春赌在电视剧上，个中的心酸、磨难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在电视剧领域摔得头破血流之后我才开始写小说。二零零零年，我将我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无须喝彩》剧本改成长篇小说，寄往花城出版社，被资深编辑孙虹老师一眼看中，得以发表，从此开始了小说创作的生涯。

　　简：听了您的这些经历，让我更理解了一句话：磨难是金。所有这些经历都将成为您人生的财富，和写作的资源。那您最初产生创作冲动是什么时候？学生时代、教师时代还是在收容所期间？《无须喝彩》是您第一部小说吗(之前有没写过没发表的小说)？促使您拿起笔写小说的最直接原因是什么？能谈谈您开始编写电视剧本的机缘是怎样的情形吗？

　　易：最初产生创作冲动应该还是在收容教育所建所的时候，在当时卖淫嫖娼肯定是个“新生事物”，也是社会丑恶现象，人们反感，憎恶，因为反感和憎恶，进而殃及到教育挽救那些失足者的民警身上，开始的时候会有人因为我们工作在那个地方而对我们敬而远之，会“谈虎色变”，特别是听说我们的工作对象很多都有性病就把我们也视为“瘟疫”，不敢跟我们握手，不敢跟我们一块吃饭，更不敢坐我们做过的凳子，民警在这种环境生存是很艰难的，可我们谁也没有因为别人有偏见、没有因为工作环境艰苦而退缩过，那种工作环境本身就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加之我们的民警在那种环境下工作的确不简单，不少感人的人和事都会使我产生创作的冲动，创作的欲望，我常常想，我要不把这些感动我的事情写出来也去感动别人，我以为那实在浪费了这段生活，我也白做了一场文学梦。正因为这样才有了最早的电视剧《净土》。可电视剧不是小说，我真正的第一个小说是个中篇，叫《谁说警察无泪》，写的是个女刑警的故事，有家报纸准备连载，没有成，后来我也没投到别的地方，手写的稿子至今还留在我的抽屉里，就让它成为我文学梦的一个见证吧。

　　简：您中学教书的那段历史给您的创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易：谈不上有直接影响，甚至可以说没什么影响。可人的经历是不能割裂的，看上去没什么影响，实际上那是生活的积淀，对我来说，没有那段生活我可能又不会“舞文弄墨”，在中学教书的那段日子，我看了一些书，中外文学名著读了一部分，特别是分到乡镇中学的那段时间里，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坚持了好几年，也许那个时候文字上打了一点基础，或者说练了手。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我的读者，我过去是个写错别字的大王，也许过去一直偏爱理科，文字这一关根本就没过，只要我落笔，写上十个字就肯定有错别字，有时还不止一个两个，错别字成了我的“专利”，以至花城出版社的孙虹老师说别的不担心我，就担心我的错别字，实在让她头痛。所以我第一个长篇小说的出版要特别感谢孙虹老师。还应该感谢我的战友、著名作家谢宗玉，他是另一个让我从错别字的泥潭中慢慢拔出来的人，我的好几个中短篇小说都是他编辑发表的，就算没在他编辑的刊物上用，我也常把我刚写好的小说发给他，他都会给我提出很好的意见，更难能可贵的是每次他都帮我把错别字改过来，这让我非常感动，我的小说能够面世，离不开那些无私奉献的编辑、专家、朋友，真的感谢他们。

　　简：在08年10月份于长沙召开的易卓奇作品研讨会上，知名作家谢宗玉谈到您的作品时，说您的作品在叙事逻辑上有自己专有的一种内在秩序，不会刻意谋求迎合所有人的喜好而放弃自己的叙事逻辑，亦即不屈从于现有的一些陈规，这体现了您写作的一种霸气：喜欢者欢迎喜欢，不喜欢则拉倒。呵呵。我想问您的是，这种叙事逻辑是您的写作习惯还是只在某部特别的作品中有意为之？

　　易：谢宗玉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曾对我的写作有过很大的帮助，前面已经说了。应该说他对我的小说是非常了解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我小说的故事结构、人物设计给予过比较充分的肯定，他也不止一次对我的小说不足提出过非常严厉的“批判”，对我，他是不讲什么客气的，看出什么就说什么，比方，小说的文学性，语言对话的欠缺，人物性格的挖掘，等等，说得非常中肯，一针见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帮我提升小说的品味，实在难能可贵。至于这次在省作协等几家单位为我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宗玉提出的一些看法我以前没有想过，这是他帮我在总结，是不是他说的在叙事逻辑上有那么一种霸气我不敢肯定，但对我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会屈从陈规，我不太喜欢那种无病呻吟的东西，如果一个大家描写树上的一只小鸟三页还没说出什么事来就算说得再好我也不觉得是个好东西，我也读过一些中外名著，对于那种“冗长”的景物描写我一点也不感兴趣，象很多读书的朋友一样，我会跳过去看后面的内容，尤其是在当下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在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的社会，作为写手，首先就得想好别让人家看废话。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的时候一开始就会想好自己的叙事方式，应该说不是偶尔为之，已经是一种习惯，也就象宗玉所说的，很在乎叙事逻辑的内在秩序，你不看没关系，一看我就企图让你欲罢不能，这种叙事逻辑的内在秩序也许成了我小说的一个特点，专家认不认可我还不知道，但市场没有拒绝，我的长篇小说《纪委在行动》刚一出炉就有盗版，长沙的地摊上曾经五块钱就能买到一本，我自己曾经陪同新闻出版局的同志去抓盗版者，结果除了收了几本盗版书什么也没抓着，就是这本小说，先后三次再版，今年八九月在新浪、搜狐、腾讯等网上连载，居然一度进入点击排行前几名，应该说是有一些读者喜欢的。

　　简：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盛赞您讲故事以及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突出才能。著名作家王跃文在您的作品研讨会上所言，“一个好作家可以不讲故事，但他必须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必须具有讲故事的能力。易卓奇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 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胡良桂也提到您在作品《圈》中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及丰富性。但同时也有人提出一个好作品除了要讲好故事以外，它的文学性艺术性也须兼顾得更周。有意思的是，潇湘晨报晨报周刊文化版块的主编袁复生更提出了一种观点，即，对不同类型的小说必须使用不同的评价体系，比如对琼瑶金庸海岩等人作品的评价，显然不能套用对鲁迅钱钟书巴金等人作品的那种价值体系，中南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聂茂则认为，类型小说作为畅销书的一个重要品种，理论界应予以相当重视，并有必要重新设计对类型小说评价的标准。对此，您有何感想？您认为将作品归类并以不同的尺度来进行衡量是否可行？

　　易：我很感谢广大读者和专家对我的小说进行评价，我以为有评价总比没评价要好，无论好的或者不好的，说明有人关注你的东西。您上面提到的几位行家对我最近的几个长篇都做了一些非常中肯的评价，王跃文先生对我小说的故事叙述编排作了正面的肯定，我以为一个长篇如果连故事也说不清很难说会是个好东西，尽管有人提倡不要故事的小说，可我做不来，我无法想象没有故事的长篇会是什么长篇，受众会有多少，我依然会精心打磨我的故事，当然，我很清楚，一个好的作家仅仅会讲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很多别的东西，就我来说，还要不断的历练；胡良桂先生对我的小说《圈》中间的人物的复杂性丰富性比较欣赏，用他的话说这些人物已经不能简单用一个“好”与“不好”来概括，看上去很不错的人心理也有阴影，看上去坏得一塌糊涂的人也有闪光的地方，我很高兴他能说透这一层意思，在写《圈》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写什么人都不能一边倒，说好缺点也是优点，说坏优点也是缺点，你得把你的人物当成人，没有神，神的年代早就过去了，所以我试图把这些人就当是我自己身边的人来写，事实上《圈》里的人物很多都是有原型的，甚至生活中的原型比小说的人物还要生动有味，只是我还刻画得不够。我的小说描述了真实的一面，贴近生活的一面，并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为此我感到欣慰。至于聂茂先生和袁复生先生把我的小说视为类型小说，作为畅销小说的一个“重要品种”，因此而引起“相当重视”，我以为那是评论界的事情，我的小说属于什么类型的小说我自己也说不太明白，有说社会小说，有说官场小说，现在又把它归进了类型小说，到底属于哪一种？我以为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的《无须喝彩》、《纪委在行动》和《纪委调查》三个长篇都是公安题材的小说，也都是官场小说，还可以说是社会小说，而《圈》则是另一种题材另一种类型，反映的是影视圈里的故事，显然它不是官场小说，说社会小说行，类型小说也说得过去，我以为将作家的作品归类无可厚非，你写出来的东西总得往哪个领域归，但不必牵强，有人写十本书就有十种风格，就是十种类型，我比较赞成袁复生先生的观点，对不同类型的小说必须使用不同的评价体系，还应该加上一句，对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也必须使用不同的评价体系，这样比较客观实际。

　　简：您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有哪些？它们影响过您的写作风格吗？

　　易：这几年书看得很少，偶尔买点《中篇小说选刊》、《当代》、《十月》、《北京文学》等文学杂志看看，真的看得很少，要找理由可以找到一百个，工作紧张，写作的时间花得比较多，没时间看书，其实这都是自己安慰自己的理由，作为一个搞写作的人，只要有时间就该多读点书，还在教书的时候我读了《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简爱》等世界名著，也读过中国近现代大部分名家的作品，真正特别喜欢的还是鲁迅的作品，他的杂文，他的小说，没有不喜欢的，可很难说有哪位大家对我的写作风格有多大的影响，谁对我的写作风格有影响有什么影响我自己感觉不出来，也许还没到时候，以后再看吧。

　　简：除了读书写作，您其它的爱好还有哪些？

　　易：最近几年写作上有些拼命，除了上班工作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每次写长篇的时候我总是发誓再也不写长篇了，实在太累，太难受，可一旦写出来之后又不记得当初的发誓了，接着又来第二部，有时又有人来约写电视剧，便时常又把手头的长篇放到一边写电视剧去了，这样弄来弄去耽误了不少时间，说爱好我有不少，爬山，打球，钓鱼，都喜欢，可总说自己没时间，除了每天傍晚半个小时的倒跑和半夜十分钟的瑜珈吐呐我几乎没有其他活动了，生活有些单调，我想以后还是不能把自己弄得这么紧张，没有人规定我写多少东西，我只是个业余作者，我得换个活法，轻松轻松，宁肯少写点，尽量写好点，写出来的东西让更多的读者喜欢，这是我的愿望。

　　简：网上说您一个警察写小说是不务正业，您怎么看？

　　易：那是网友不太了解，甚至有些误解。第一，我从来就没有不务正业，我的写作是利用我的业余时间进行的，就像别人利用业余时间打点小麻将喝点小酒，我茶余饭后写点小文章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人各有各的爱好，只要不违法，干什么都行。我还要告诉认为我不务正业的朋友，其实，我在单位的工作是比较优秀的，这几年我接连出版几个长篇小说也接连被单位记功，由我主要负责技术指导的几场反恐演习(我是编剧和导演)每次在全省争得第一，搞得风生水起，我们的很多警察同行也许不知道我写过什么文章，写过什么小说，但不少人是通过反恐演习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毫不客气地说我为单位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也赢得过一定的荣誉，如果不务正业，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第二，就算写作，我以为也不叫不务正业，打击罪犯对我们警察来说是正业，弘扬正义弘扬正气一样是正业，无可厚非，我希望人们能够理解，如果硬不能理解我也只能表示无奈，就让别人说吧，我依然朝着我认准的路走下去，不会回头。

　　(本文原载于《文学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