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朴而又悲情的《西洲曲》

　　　“80后”作家郑小驴2006年开始从事 小说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他的文字冷静忧郁、敏感压抑，有显著的个人特色。2013年6月，郑小驴推出长篇小说 处女作《西洲曲》，在这部以计划生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中，作者不仅讲述了一个青年的心灵成长，更让我们看到了这背后的时代密码。 行  超：你的长篇新作《西洲曲》触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敏感的社会问题，在选材上与莫言的《蛙》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什么选择书写这样特殊的问题？作为一位“80 后”，你在处理这一话题时采取了什么特别的方式？

　　郑小驴：写计划生育这个主题，对我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80后”作为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深的一代人，童年时期的孤独与恐惧、战栗带来的记忆创伤，可能会伴随他们漫长的一生。

　　在处理这个主题的时候，我选择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视角，强调在场感，表达了“80后”这些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长大的年轻人，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产生的悲剧和暴力的反思。

　　我的小说和莫言的《蛙》差异在于，《西洲曲》更侧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和体验的书写。我想等我到了莫言这个年龄，也许也会采用 “宽容”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而目前，我更愿意采取以“矛”刺“盾”的方式，或许它是尖锐的、直接的，当然也会陷入主观的偏激之中，但我想年轻一代的作 家应该在思想表达上更明晰些。卡夫卡说过，“我觉得我们应该阅读那些伤害我们和捅过我们一刀的书”。我希望我的文字像把匕首，能在读者心里留下点伤疤。

　　行  超：有评论指出，小说《西洲曲》虽然以计划生育为背景，实则描写的是一个孩子的心灵成长，通过他的成长，侧面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这是否是你的创作初衷？

　　郑小驴：对，我更愿意将计划生育作为小说的一个大的背景，写在这种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人的内心感受。

　　行超：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小镇，但实际上许多细节描写都有着明显的都市元素。比如描写班主任李菲老师时，说她“画着淡妆，胸部饱满，曲线玲 珑，很是有几分姿色”，“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水味，霸道地侵入我敏感的嗅觉神经”，这明显是属于都市审美趣味的，在小说中，你是如何处理乡村经验 与城市经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郑小驴：18岁上大学前，我的所有生活经验都属于乡村经验的范畴。我记得第一次上公交车，不知道应该从前门上后门下，而现在我已经能在城市里迅速地找到地铁的出入口和商场的东南西北门。

　　作为一个在乡村生活了十七八年的少年，城市对我而言，一切都是陌生的。以往积累的乡村经验在城市经验面前统统作废，18岁以后我开始了一种新的 生活。现在我虽然对城市生活习以为常，享受着城市丰富的物质文明，但是依然对城郊和乡下有着天然的偏爱，矫情的说法是，我能记住乡下老屋门前的每棵树，但 是记不住城里每天必路过的高楼大厦的名字。这样的生活方式带给我很多好处，能让我在这两种经验之中来去自如，进行观察和对比。值得警惕的是，目前乡村也面 临着被城市同化的危险，之前固守的乡村价值理念目前在很多地方已经荡然无存，很多方面他们宁愿与城市看齐，将之前保守的价值观视为落后和闭塞的象征。

　　行  超：《西洲曲》这一题目来源于南朝乐府民歌，乐府民歌《西洲曲》是一首描写思念之苦的抒情长诗，这与你的小说内容相去甚远。为什么选择它作为这部小说的题目？

　　郑小驴：书名是我的朋友刘丽朵给我取的。她是北大古典文学的博士，也是这本书最早的读者，认为“西洲曲”比较契合小说中的气场，我也很喜欢。正如白烨所言，这部小说可以看做是“非常质朴而又悲情的乡土现实主义”。

　　行  超：小说《西洲曲》的内容无疑是一个特殊而典型的中国故事，然而小说的正文之前引用了《圣经》中的话，小说的开篇也明显是一个《百年孤独》式的布局。西方文学和文化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你在写作中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交融？

　　郑小驴：我的外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偷偷地翻阅他的《圣经》。记得他常给我们灌输的道理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在我小时候这看来简直是胡说八道。直到现在，我才慢慢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西洲曲》中，我引用了马太福音里的一句话，“那杀身体而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我想借这句话送给那些常年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们。西方文学 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如何确立作品的经典意识。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开头的第一句话给经典这么定义：“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 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舍伍德·安德森的瓦恩堡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都是我阅读维度中的永恒坐标。我 从他们的文字中知道了何谓之好的文学，怎样写好文学。

　　行  超：你的小说有着非常明显的个人特色，所有作品中都弥漫着一种阴郁、低沉的文字气质，残雪评价你的作品“在字里行间中透出一股黑沉沉的力量”，这种独特的文字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郑小驴：韩少功老师对我的小说特点概括得很好，“郑小驴的小说富有痛感，有心灵的紧张、沉重、燃烧，有土地和历史的坚实依托，离哀而不伤的诗学大道已不远”。虽然我离韩老师说的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真正好的文学，必定是会给你的写作带来启发、思考和痛感的文字。

　　众所周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喜欢轻松一点的东西，讨厌沉重的历史和社会话题，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长大的我们，身上普遍带有一种历史的虚无主 义，他们在刻意地回避着历史和现实。对于一个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思想负担的民族来说，回避那些，意味着用艺术的方式进行自我的解脱，是一种“唯我论者” 式的写作。

　　我的写作风格之所以呈现出阴郁、低沉和悲悯的调子，正是因为在这急剧变化的二三十年中，我有幸成为了旁观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将我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化为文字，而不是将现实与文字有意剥离，我所写的每个字，都源于自身的社会认知。

　　行  超：你之前的短篇小说都对社会历史问题有所关注，如《鬼节》《1921年的童谣》《飞利浦牌剃须刀》《1945年的长河》等。可以说，你是“80后”中历史意识非常强的一位，就你个人而言，讲述历史的方式与前辈作家有什么异同？

　　郑小驴：不同在于，我并不是历史的亲历者，我的那些历史观，很多来源于后来重新获知的历史真相。之所以对社会历史很关注，是因为我们的“历史” 有可能面临被“冻结”、“修正”的危险。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肯定也没有将来。《鬼节》这类小说对我来说，只不过写出了我童年时代的社会精神状况，但 对于后人来说就变成了历史。

　　行  超：湖湘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地域文化中非常有特色的一支，从沈从文的《边城》到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湖湘文化的神秘与灵动让许多读者心向往之，作为一个在湘西出生、成长的年轻人，你对这一文化有什么不同的理解？

　　郑小驴：我借用金理对我小说的概述，四个字：鬼魅叙事。湖湘文化有很多特别的地方。我的家乡处于梅山文化的核心地带，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 都保存得比较完好，老一辈的人出远门前都会看日子，师公依然还是一门职业。记得小时候的夏天，因为赤着脚，脚心踩了根很细的刺进去，怎么也拔不出来。我母 亲让我在堂屋里朝着神龛走几步，每走一步她就用针在地上画上我的脚板印，几步下来，刺就出来了，真是神奇得不得了。把这些东西写进小说会非常迷人，就像马 尔克斯写蕾梅黛丝抓住床单升天一样。

　　行  超：《西洲曲》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你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长篇小说的创作对你来说有什么新的挑战？

　　郑小驴：我现在依然是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我喜欢那种篇幅短小，像刺刀一般富有穿透力的小说。写短篇小说让人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的创作状态中， 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而长篇小说更像是一项声势浩大的工程项目，需要调动作家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和才能，对于长篇小说，我虽然已经完成了处女作《西 洲曲》，但是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全学会驾驭长篇这个题材了。比方手中计划写的长篇，事实上两年前我就开始动笔了，但现在还是搁置在那儿，我还在积累经验中。

　　我有过几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训练，对于长篇这个题材现在依然还心存畏惧，长篇小说是对作家一次系统的检阅，在我看来，一部优秀的长篇不仅需要长 度，还需要宽度和厚度，跨度要长，视野要开阔，思想要厚重，细节要饱满，所以不管从结构、思想、细节和长度，都是一次很大的挑战。没有足够的准备和经验， 我建议不要轻率地尝试长篇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