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民族美学自信——文艺理论家党圣元访谈

　　章  辉：您近年来就中国古代文论的“大文论”特征、新世纪文论转型及其问题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等等问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您在这些文章中所关注 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强调中国传统文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化身份确认和话语体系建构的资源价值作用，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党圣元：这是我近年来思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文化身份认同与核心价值话语体系建构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 当下的思想文化语境和发展态势，则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参照性目标和丰富的话语资源，为我们从理论话语的层面来深入阐述和实践性解决这个问题提 供了一个历史契机。我认为，当下的中国古代文论、文艺学研究如果要深入、有效地展开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理应关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发现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

　　重拾民族美学自信

　　章  辉：古代文论研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领域，研究对象是古代的，研究方法则是现代的，而且古代文论是否具有当代性意义，以及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 系建构的契合点在哪里等问题，一直未有充分深入的讨论。请问，对于古代文论当下的研究走向，您有什么新的思考？

　　党圣元：近些年，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趋向，我提出了发现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问题。古代文论“当代性”的提出和强调，首先是为了突破中国当代文 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之瓶颈，而这种瓶颈又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地形成的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文化无根性危机与古代文论的知识合法性危机，也正是在对这历史地形成 的双重危机的超越中，古代文论之“当代性”意义获得其独特的时代意义：只有首先将其纳入对中国当代文艺学文化无根性危机超越的进程中，古代文论知识合法性 问题或可有望得以解决。

　　首先是广义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在当下经济全球化、文化跨国资本化的语境中遭遇到了瓶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重新获得生机不久的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就又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的文学、文化理论以及美学、哲学观念蜂拥而至，各种名目的新“学 说”、新“主义”开始在知识和价值两个层面上冲击着我们业已形成的现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转型对包括文 学艺术在内的当代中国人文活动及其观念体系提出了种种挑战，而我们既有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话语体系更是首当其冲地经受了这一挑战与冲击，其所导致的原有 价值体系破碎之程度是非常剧烈的。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初期，西方文学及其理论被视为最具进步意义、最为中国的现代性生成和发展壮大所需 的典范性标本，而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不断接受这些资源，这似乎是个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现代化之后，加之国际环境的 重大变化，单纯地接受西方资源慢慢地似乎越来越成为问题：在对西方新潮疲于奔命的一轮又一轮的追逐中，我们的文化焦虑和灼伤感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后革命时 代到来之后文化认同感的缺失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文化、精神层面的压力，此即人们普遍感受到的中国当代文艺学文化无根性危机产生之根源所在，而中国古代 文论“当代性”意义之意识觉醒和传统文论当代资源价值之凸显，即与此危机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充分重视并发挥古代文论的“当代性”价值，乃是克服当代 文艺学文化无根性危机的重要途径之一。

　　首先，从中国当代文艺学体系建构的整体需要来看，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问题是一个开放的、可期待的思想视野。这是因为，就我们所面临的当代文艺学研 究的文化无根性危机问题来看，就当下各种阐发古代文论当代意义的“接着讲”的基本路径来看，古代文论的“当代性”仍然有待于通过回顾、对话、重新提问才能 得以重新发现和理解。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需要不断地生成，它不是一个现成的结论性体系，而是一个需要不断阐释的过程，是一种有待激活的文化精神资源。其 次，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肩负着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思想价值与美学经验的学术使命，如何为传统文论 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如何通过现代阐释使古代文论融入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中来，使之既得到传承又得到再生性、创新性的延伸性发展。古 代文论研究的文化职责、学术使命如斯，然而我们的研究在当下确实遭遇到一些特殊的瓶颈：如果说不断追逐西潮的一般文艺学遭遇到了文化无根性危机的话，那 么，古代文论研究所遭遇到的则主要是知识合法性危机。我们认为，对此双重危机的同时超越，应是中国当代文艺学整体突破的重要途径。这正是我们提出“重拾民 族美学自信”和“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命题之意义所在。确实，中国传统文论作为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化身份 认同和体系重构的意义，对于我们重新发挥建立在充分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民族美学自觉和自信所具有的作用，必将会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出来，确实值得 充分重视和发掘。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转化的文化价值目标是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系统，其核心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的转化， 现代转化则是在现代阐释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选择。“当代性”是传统文论的资源价值意义与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理论资源诉求相适应的一种理论视域，是传统文 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建设的切入点，也是传统文论与当代文论互相融通的内在结合点。“当代性”实际上体现、渗透在现代阐释之中，形成于理论话语的对话之际。 对话应成为我们探究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交汇点，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和价值可以在一种持续而深入的跨越文化时空的对话中不断地得到彰显和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我们对于古代文论当代意义的发现过程，也就是古代文论的当代性和当代叙事功能的创生过程。具体说来，我认为发现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重拾 民族美学自信，应该关注如下一些问题：

　　一是要真正将传统文论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视角。应该回到中国思想文化和文论的原点来理解、阐释传统文论，并且通过此而强化中国文论的文化身份意 识，树立中国文论的文化主体性，而不是处处以充满现代优越感的理论来挑剔、裁判传统，更不能单单以西学的框架式样来裁剪古代文论和评定古代文论的优劣。

　　二是强调当代眼光和当代选择。首先，我们不能在所谓“现代转换”的名义下完全以今天的理念与方法来改写古人，苛求古人。其次，所谓回到传统原点 并不意味着最终要以古绳今、以古律今，而是强调从当下中国文论建设的思想、美学资源需要出发来发现古代文论的价值意义，关注传统资源对于当代中国文论体系 建构中的思想内涵、美学意蕴、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原典意义，从而以中国文化的视角来思考当代中国文论问题。

　　三是当代文艺理论的困境使得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获得了新的机遇。我们不能局限于古代文论自身的历史来理解其当代意义，而要在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 下来理解前人已经提出的但并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来认识其与当代各种思潮之间对话、互动、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将传统文论当作现成的理论框架简单地与当代思 潮进行比较。因此，捕捉和响应时代性的问题，才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在21世纪得以活力重现，并且得到延伸和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是当代性意义的生成来自古今思想的碰撞。当代性寓于传统的连续性之中，当代性实为中国文论的本土性与全球化之间真正互动的结果，亦是民族文化 与全球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全球化”、信息社会既给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文学提供了对话交流和实现人文资源价值共享，从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之 更大便利，同时也强化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意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全球化”过程又是民族人文价值再发现的过程。

　　历史地看，经典文本的原生形态是真正代表古代文论精神实质的理论表述，其经典性和原创性的获得，跨越了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检验，其学科知识谱系的 呈现连贯而完整，文本自身的思想影响力持续而长远。因此，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原初性的事实本体与整体性的真实面目，回到体现古代文论精神本真的原初形态与 历史情境，在阐释的过程中发现其可能的理论生长点，这样既能超越百年来学界谈论古代文论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又可以克服当前文艺学研究主义、话语繁复景 象背后所显露的文化无根性困境，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大文论”眼光与“国学”视野

　　章  辉：近30年来，中国文艺学包括古代文论的研究经过了引进西方文论、发掘传统资源、与西方主流文论同步等历程，取得了较大的实绩，但也有不可回避的顽疾， 即中国当代文论在世界上并无一席之地。对此学界在新世纪以来不断地反思，您对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有何新见？

　　党圣元：我们有必要剖析20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各种性质复杂的学术实践，反思百余年来古代文论研究在理论话语、知识工具、价值视野方面存 在的问题，围绕传统文论的“大文论”性质的体认和阐释，以及传统文论的当代性意义生成这两个主要的论域，通过重新找回和进一步拓展传统文论研究中的国学视 野，经过艰苦的思想意义、理论话语整合，以期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论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使其得到传承和创新性的发展。

　　作为一种有利于深化对传统文论的整体性意义探寻的研究理念，“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既是一种学术姿态与价值取向，也是一种学术方式，其 适应于传统文论研究，尤其是传统文化诗学研究，是不言而喻的。在各种关于传统文论“泛文论”、“杂文论”、“文章学”的断语中，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痕迹清 晰可见，“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的提出，所针对的正是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影响下形成的“小文论”，亦即在西方“纯文学”、“纯审美”观念影响、导引 下，将传统文论中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批评意涵的观念性话语，从整体文本中析出，遮蔽这些话语“纯审美”之外的其他指向功能，并且改换语境，将其置于“文 学”或“文艺”这样一个预设的论域之中，进行过滤、提纯式的阐释，将之加工为似乎是“原生态”的纯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另外一个原因是，以往我们对于传统文 学思想的研究，往往习惯于以作家和作品分门别类地设篇定章，这种方法虽然具有较为广泛的普适性，但常常容易忽略思想体系发展之内在逻辑和历史的连续性。因 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重视内在的文学观念史和外在的思想文化史并重的研究方法，将文论史放在历史时代的变局之中，考察各个时代文学思想的不同衍生形态以及 与诠释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氛围和关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务实求真的态度，重建国学视野下的文化通观意识，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文史哲合一的 学术大传统，在还原的基础上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我还认为，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史述性质的历时性梳理与文论范畴间的关联性研究，实 际上是不可分的，也是不能分的，而在研究范式上，则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微观范畴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注重知识学角度的梳理，包括思想谱系、知识谱系以 及阶段特征的论述，以便深入探讨传统思想文化对于传统文论生成、发展的整体性影响，从而对文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转型、变迁等重大过程进行有效的解释；另一 方面，则应该以问题为线索，从观念史进程的层面对单个文论范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尤其是对文论元范畴和原初批评意识进行梳理和阐释，旨在通过源流分析 和衍生范畴、概念的研究，达到以更微观的单位诠释思想文化本源之可能性。这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采用的“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和“擘肌分理，唯 务折衷”的态度和方法，确实应该奉为方法楷模。而只有这样，我们方才可以对中国传统的以天——地——人、道——圣——经为轴心，层层展开、层层交织在一 起，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生共长，因而具有超乎寻常的开放性和生命力的传统“大文论”体系达到较为深切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国 学”视野以及“大文论”眼光之投射，便能够更为贴切地发现和体会传统文论固有的话语品格、意义世界，以及其所蕴含的具体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因此，我们认 为“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不失为重建中国文论体系自我叙事能力的一种可能的思想理路，体现着一种建设性的理论姿态。概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 提倡“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是出于如下四个方面的学术旨趣：一、彰显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大文论”品格；二、强化对于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还原； 三、深化对于传统文论的整体性和价值意义的认识；四、使文献学重新有效地回归传统文学批评史研究。

　　章  辉：“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的提出，一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原生态，而力倡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整体中体认古代文论，致力于还原历史的本来 面目；二是基于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惟以西方文论范式马首是瞻之弊端的反思。这个命题对当前的古代文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党圣元：就体认传统文论之知识生成而言，“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强调的是返本与开新结合。何谓返本？百余年的学术实践清晰地告诉我们， 要探寻和深度体认传统文论的整体意义，在研究之中，我们必须将研究对象置于由先秦思想文化所开启的文、史、哲合一的生成语境中去。现代性对传统的粗暴剪 裁，使我们的思想文化叙事出现了严重的话语断裂，在相当程度上，我们甚至无法给出一个中国传统文论的完整叙事，因此重述中断的文论传统，是多元文化时代恢 复民族文化自我叙事功能的必要手段，更是与世界不同文化传统对话的前提准备。要想准确认识传统文论的事实本体与真实面目，回到体现传统文论精神本真的原初 形态与历史情境，“语境融合”这一概念特别重要，我们在自己的用思过程中，应该注重文本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融合。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回到传统的文 化原点上来，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关注的问题，从而破除西方文论具有普世性与元理论特质的认识遮蔽和价值规制。我们强调“国学”视野下的整体性研究， 也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文论所具有的复杂面相。对于整体性意义世界的把握，是先秦以来思想文化的固有传统，通过对《周易》所提供的意义世界的体认，我们可以发 现易学“三才”之道对于传统人文思想学说的深刻影响，而《周易》所强调的天、地、人世界的合一，既是天道、地道、人道的合一，也是天文、地文、人文的合 一，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包括传统文论在内的整个传统宇宙伦理话语系统的理论基点。

　　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性意义之确认，是一个思想和话语生成的过程，而不是对传统文论中的某种现成东西的剥离。因此，开新也就成为必然之路。所谓开 新，决非凭空臆想，而是基于本土文论之深厚资源，开放吸纳西方哲学的解析之法，秉持马克思主义之基本精神，运用科学方法，面向社会时代之进步的思想和话语 建构。简言之，在融会贯通中、西、马三个向度的基础上，通过“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及其用思结果，导向一种开放的、综合基础上的 文化创新的思想追求境地，其既不同于“以西释中”、“援西入中”，也不同于“荣今虐古”、“荣古虐今”。全盘西化和本位复古的种种路径，大抵都行不通。 “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有助于我们发现传统文论的意义世界和知识话语的“成像”过程，具体而言，就是有助于我们体认、整合传统文论如何在“道”这 一逻辑原点和核心观念的统领下，所形成的“天、地、人”这一系统框架，以及如何循着“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通过诸多层次、论域、话 语建构点而依次展开的种种具体情状。

　　章  辉：看来您对这一问题思考良久。这一思路应该对未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请问，在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的视域中，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哪些新的路径？

　　党圣元：在研究方法上，“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坚持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并重，强调“顺着说”而不是“倒着说”，力图重返学术史、文学史 以及价值论的整体语境。对于所谓的价值中立，我们用以考察的视野和立场不可能纯然是所谓“中立”的，而只能是“中国式”的，当然其中实际上也必然暗含着一 种比较的视野和眼光，这就意味着：一、“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实际上体现着一种特定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立场，其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有着巨大的 差异，因而这一探究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理解方式的对话与比照。二、我们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描述和揭示出一种事实真相，更主要是通过 文论传统的比照和对话，探寻建立一种新的中国式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可能性。这样的价值立场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无批判地认同西方的文论价值观念体系，也不会 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论在文化建设和价值实践上的天然合法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文学思想自身的资料和本然的历史脉络“顺着说”传统文论史，而非从现代 西方思想的预设价值立场“倒着说”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意义。因此，“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并不是画地为牢，其隐含的比较对话性质决定了我们在研究 过程中并非排除中西文论之间的平等的比较和对话。而且这种比较与对话，可以使我们立足传统，回应当下，面向未来，寻求一种古与今、中与西、心与物、主与 客、史与论、科学与人文、理论与现实、文学和文化的间性存在，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度存在。作为交流与视野融合的结果，“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所代 表的理解与对话，实际上是一个阐释的过程，其不是如考古发掘般地去发现一些已经躺在古代文论典籍中的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新的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同时， 其又可以使我们的阐释方法多样化，因而它就绝不是一个封闭性的视域，也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

　　迄今为止中国文论的现代知识生产，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与思想资源的一种诋毁性批判立场上进行的，与传统断裂的中国现代文论缺乏内在 的资源更生与积累。因此，中国文论未来的建设，更需要的是培养思想资源的内在自我创生能力。如果说，上个世纪的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论的着眼点，在于力证中 国文论思想与知识的发展符合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规律，那么，当今的研究则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探寻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发展的内生性特质，研究这些特质如何丰富了 人类文学思想的多样性。有鉴于此，“国学”视域与“大文论”眼光所提供的思想与知识工具，就可以使我们以一种新的学术高度、深度、广度，在中国传统文论这 块文化沃野上重新精耕细作，以一种建立在充分文化自觉、自信基础上的美学自觉、自信，走出曾经束缚几代学者的学术创新困惑，重建传统文论的原始气象与生命 活力，开创中国文论的创新之路。我们提出传统文论研究中的“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其目的也正在于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

　　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会通

　　章  辉：近年来，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与儒家文艺思想精华会通问题，亦发表过看法。请问，在当前文学理论批评多样性、多 元化发展的格局中，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与儒家文艺思想精华的会通问题，对于当下的古代文论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学科 建设意义何在呢？

　　党圣元：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面对着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问题，一是传统文论资源价值意义的再发现问题，而在我看来， 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也应该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想过程来进行思考和付诸于理论话语实践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建立在充分民族文化自觉、自信基础上的民 族美学自觉、自信，当代中国文论就会失去发展的内在文化驱动力，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也无法落到实处。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除了依据现实需 要，以及在总结提炼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拓展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范畴，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解释学方法而外，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发掘、 研究传统文论，尤其是儒家文学思想精华的力度，以之作为弘扬传承民族美学精神、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儒家文学思想中的确有一些要素由 于历史的发展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变成了历史包袱，但其中的许多精华成分则具有潜在的当代性意义，需要我们对其进行重新发现、开掘、回采。对此，我 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批判地继承和创新的思想姿态，以开放的现代科学和人文眼光，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转化成为培育、创新 民族美学精神的有效的营养成分。确认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文化身份，重拾民族美学自信，需要我们把传统文论精华中的核心价值思想融汇到当代中国文论的核心价 值话语体系中来，真正从文化层面上解决好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源流问题。

　　对此，我们需要重点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一、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传承、创新传统文论精华、尤其是儒家文论精华相结合；二、打通马克思主义文 论与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的对话途径，拆除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间的意识形态阻隔，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儒家文学思想精华的会通。当 然，我们既反对把马克思文论中国化过程视为向中国传统文论的完全复归，即所谓在核心价值理念方面完全复古化、儒家化；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化的过程 视为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又一次抛弃过程，以致当代中国文论核心价值话语与传统文论之间在思想文化血脉上更加隔膜甚至彻底断裂。

　　章  辉：确实如此。就文化、文艺的层面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迫切需要我们思考并致力于建构适应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文艺发展需要的新的理论话语体系和核心价值理念。对此，您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党圣元：我认为，这种新的理论话语体系和核心价值理念，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着充分的创新姿态、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艺思想精 华、与世界先进思想文化相通声气的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我还认为，这一新的思想文化形态的创生已经开始起步了，而最终的成败与否，正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 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与传统文论精华、尤其是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会通方面。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与儒家 文学思想精华之会通过程中，我们既要以历时性的方法来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理论前提与内在机理，又要以共时性的方法来探究马克 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苏俄化、西方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和共同规律，明了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普遍规律，明辨哪些问题可 以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问题域，又有哪些异域的方法路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吸收。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在”视域、他者视域的引入，将 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学理认识，拓宽其研究的问题域，催生我们的问题意识。同时，这种历时聚焦与共时比较并重的研究理路，亦将会有助 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路径、机制与特质，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过程中“中国式提问”的基本原则。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着重思考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大胆吸收中国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外，更有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大智慧的支持和运 用，二者的成功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成功经验。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式提问的基本原则之 一，就是要继续大胆吸收中国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这不仅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为重要的是要始终突出 实践逻辑，运用中国哲学和文化智慧来解决实践提出的中国问题。

　　二、将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文艺实践过程中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经验”的提法，本身即意味着在实际上还处于探索发展的过 程之中，在理论上还没有上升到“中国理论”，特别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不确定性。因此，自觉地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是当前我们 学科性研究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始终直接面向中国经验进行哲学层面的提炼和升华，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提问方式转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其 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和内容。

　　三、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中国与世界互为方式的现实发展趋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论研究中提问方式创新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方面，中国经验受到西 方世界的普遍关注，这使得以中国为方法看世界成为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以世界为方法的，这就要求我们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发展的历 史背景下进行思考，以世界为方法，以开放、平等的姿态学习、借鉴。在今天，全球的对话，不同文化价值体的共存是人类共同的认识。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中西 的互看，乃至东方文化体系内部如中国文化与日本、与中东伊斯兰文化的互相看视，在比较对话和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创造出文化交融的胜景，乃是当代文化在全球化 时代的主题。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就应该置入这种语境之中，在各种文化碰撞的相互吸取中发展自身。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在思想资源上，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在反思、批判之前提下，充分理解、尊重、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 主义，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二、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三者之间的充分对话与沟通，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综合创新。马克思 主义本身就是西方传统思想乃至吸收了当时的世界文明成果的产物。在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之中，基本的学术格局仍然是几大块各自为政。人们在研究当代文论问题 时，在编写教材和撰写文论史时，仍旧基本分割为文艺基本原理、古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等条块来进行。文论研究中这几大话语系 统的融通，不仅表现为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立场贯穿于各个文论研究板块之中，也表现在这几大文论话语系统之间的对话和互视，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畴和 概念放置在中西文论的平台，相互审观、相互影响、互相补充，构造一个如戴维·莫利所言的交互话语的领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生命力表现在其方法、立场和价值 观方面，表现在其有能力吸收、同化、发展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上。我们相信，作为一个思想育化和创生过程，通过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对话，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实 生命力、文化生命力必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亦将会进一步地得到彰显，并且通过积极介入当下的思想文化和文学理论批评而获得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