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小说精选集》摘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2月18日15:29 来源：中国作家网 贾大山

　　花生

　　小时候，我特别爱吃花生。街上买的五香花生、卤煮花生，我不爱吃，因为它们是“五香”的、“卤煮”的。我爱吃炒花生。那种花生不放作料，也不做过细的加工，那才是花生的真味。

　　然而这种花生，城里很少见卖。只有在冬天的晚上，城外的一些小贩，挎着竹篮进城叫卖：

　　“大花生，又香又脆的大花生……”

　　那诱人的叫卖声，弄得我睡不着觉。父亲便去叫住小贩，买一些给我吃。晚上吃了，早起还满口的清香。

　　也许是从小就爱吃花生的缘故吧，我二十一岁上，县里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时，我愉快地报了名，来到全县有名的“花生之乡”——梦庄。

　　我们来到梦庄，正是收获花生的季节。队长肩上背着一个小闺女，领我们安置好了住处，对我们说：

　　“今天晚上招待招待你们。”

　　“怎么招待？”我们问。

　　“你们城里人，爱吃山药，焖一锅山药吃吧？”

　　“不，”我说，“我们城里人，爱吃花生。”

　　“对，吃花生，吃花生。”同伴们都说。

　　“吃花生，吃花生。”小闺女拍打着他的光头，也说。

　　“哎呀，那可是国家的油料呀……”队长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终于说，“行，吃花生就吃花生。”

　　队长三十来岁，人很老诚，也很温和。不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肩上总是背着那个小闺女。那闺女有五六岁，生得又瘦又黄，像只小猫。房东大娘告诉我，队长十分娇爱这个闺女，她是在他肩上长大的。

　　晚上，队长背着闺女，来到我们的住处。保管员也来了，背着一筐花生和一布袋头沙子。我们点着火，他先把沙子放到锅里，然后再放花生。他说，炒花生，其实不是靠炒，而是靠沙子“暖”熟的。如果不放沙子，干炒，花生就会外煳里生，不好看，也不好吃。

　　花生炒好了，放在一个簸箕里，我们坐在炕上吃起来。那闺女坐在我们当中，眼睛盯着簸箕，两只小手很像脱粒机。

　　那花生粒大色白，又香又脆，实在好吃。我们一边吃着，不由得赞美起这里的土地。队长听了很高兴，说是村北的河滩里，最适合种花生了，又得光，又得气，又不生地蛆。早先，花生一下来，家家都要收拾一个仓房，房顶上凿一个洞；收获的花生晒在房上，晒干了，就往那洞里灌。一家藏多少花生？自己也说不清。

　　正谈得高兴，“哇”的一声，那闺女突然哭起来。我很奇怪，赶忙拣了一颗花生，哄她说：“别哭，吃吧，给你一颗大的。”

　　哄不下，仍然哭。

　　“你怎么了？”我问。

　　她撇着小嘴儿，眼巴巴地望着簸箕说：

　　“我吃饱了，簸箕里还有……”

　　我心里一沉，再也吃不下去了。平时，梦庄对于这个闺女，是太刻薄了吧？

　　那年，花生丰收了，队里的房上、场里，堆满了花生。我一看见那一堆堆、一片片的花生，不由就想起了闺女那眼巴巴、泪汪汪的模样。一天，我问队长：

　　“队长，今年能不能分些花生？”

　　他说：“社员们不分。”

　　“我们呢？”

　　“你们还吃油不？”

　　“吃呀。”

　　“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

　　和社员们一样，我们每人分了一斤二两花生油，没有分到花生。

　　第二年春天，点播花生的时候，队长给我分配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上工后，他让社员们站在地头上，谁也不准下地，然后让我和保管员拉上小车，带上笸箩，到三里以外的一个镇子上买炸油条去。买回油条，他对社员们说：

　　“吃，随便吃。”

　　吃完油条，才准下地。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

　　“你算算，吃一斤油条四毛六分钱，吃一斤花生种子多少钱？再说，花生是国家的油料呀！”

　　“这个办法是你发明的？”我问。

　　他笑了一下，没有回答，笑得十分得意。

　　这样做了，他还不放心。收工时，他让我站在地头上，摸社员们的口袋。我不干，他说我初来乍到，没有私情，最适合做这项工作。

　　社员们真好，他们排成一队，嘻嘻哈哈地走到我面前，乍起胳膊让我摸，谁也不在乎。

　　就在那天晚上，我正做饭，忽然听到东南方向有一个女人的哭声。正想出门去看，我的同伴跑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快走，快走！”

　　“哪里去？”

　　“队长的闺女死了！”

　　我一震，忙问：

　　“怎么死的？”

　　同伴说，队长收工回去，看见闺女正在灶火前面烧花生吃。一问，原来是他媳妇收工时，偷偷带回一把。队长认为娘儿俩的行为，败坏了他的名誉，一巴掌打在闺女的脸上。闺女“哇”的一声，哭了半截，就不哭了，一颗花生豆卡在她的气管里。

　　队长家的院里，放着一只小木匣子，木匣周围立着几个乡亲。队长夫妇不忍看闺女出门，躲在屋里低声哭泣。黑暗中，谁说：

　　“钉盖吧？”

　　“钉吧。”

　　正要钉盖，“等等。”闺女的姥姥拐着小脚，从厨房屋里走出来。她一手端着油灯，一手攥了一把锅灰，俯身把那锅灰抹在闺女的脸上……

　　“你，你这是干什么？”我把她一搡，愤怒地说。

　　她也流着泪说：

　　“这闺女是短命鬼儿。这么一抹，她就不认识咱了，咱也不认识她了，免得她再往这里转生。”

　　那天黑夜，我提着一盏马灯，乡亲们抬着那只小木匣子，把一个早逝的、不许再“转生”的生命，埋葬在村北的沙岗上。

　　一连几天，队长就像疯了一样，不定什么时候，猛地吼一声：

　　“我瞒产呀！”

　　“我私分呀！”

　　“我……”

　　可是，一直到我离开梦庄，一粒花生也没私分过。

　　现在，我和梦庄的乡亲们，仍然保持着来往。每年花生下来，他们总要送一些给我。我看着他们送来的花生，心里很是高兴，庆幸他们终于结束了“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的时代。

　　可是，每当吃了他们的花生，晚上就要做梦。梦见一个女孩子，满脸锅灰，眼巴巴、泪汪汪地向我走来。我给她花生，她不要，只是嚷：

　　“叔叔，给我洗洗脸吧……给我洗洗脸吧……”

　　我把梦中情景，告诉了老伴，老伴说：

　　“那个女孩子，就是队长的闺女。你把这个梦，跟队长说说吧，让他买一些纸，给孩子烧烧。”

　　我是唯物主义者，当然没有那么做。但是我却希望那个受了委屈的小魂灵，回到梦庄去，让梦庄的人们都做这样一个梦。

　　(梦庄记事之一)

 

　　老路

　　队里的那头黄牛不行了，别说干活，路也走不动了。中秋节的前几天，队委会决定杀掉它，给社员们分一点牛肉。

　　可是，队委会决定这件事的时候，指导员老路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在生产队里，指导员是一把手，他的态度暧昧不明，别人不好下手。一天晚上，队长让我去问问他，那头牛到底杀不杀，要杀，几时杀。

　　老路五十多岁，矮个子，黑胖子，说话没有标点符号，人们都有些怕他。但他和我十分友好，有时甚至形影不离。他整人时，需要我写定案材料；他挨整时，需要我写检查材料。他说我是他的“私人秘书”。

　　来到他家，他刚刚吃过晚饭，正在屋里听“小喇叭”。我问：

　　“老路，那头牛，到底杀不杀？”

　　“顾不上顾不上顾不上！”

　　他很烦躁。看那表情，听那口气，似乎是不想杀，不忍杀，又似乎是确实顾不上杀。——当时，阶级斗争吃紧，白天黑夜忙着专政。

　　我望着他的脸色，报告牛的近况：它不吃草了，不喝水了，一天比一天瘦下去了……他直着眼睛，正在踌躇，院里忽然响起一阵紧急的脚步声：

　　“路大叔，他跑啦！”

　　两个民兵的声音。

　　“谁？”

　　“路大嘴！”

　　“快去捉快去捉！”

　　两个民兵答应着，去了。

　　路大嘴是个富农分子。有一天，两个孩子当着老路把他一指：“他说反动话来！”于是，老路就忙起来了：攻心，审讯，批判，斗争。路大嘴身上脱了一层皮，老路熬红了两只眼。

　　老路红着眼，挽挽袖子，紧紧腰带，已经进入了战斗的状态。我赶忙问：

　　“老路，那头牛……”

　　院里，又响起了紧急的脚步声：

　　“路大叔，捉住啦！”

　　“押到老地点！”

　　老路说着，脚一甩，甩掉了两只粗布鞋，换上一双大头皮鞋。那皮鞋很破旧，很笨重，鞋底上钉着几块铁掌。——那是“清队”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他说，穿上这种鞋，不但能直接地打击敌人，光是那咯噔咯噔的响声，也能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

　　生产队办公室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五百度的电灯泡子。路大嘴低着头，站在中央，其他七个四类分子站在两旁——?一人犯事，七人受株，这是老路一贯的政策。

　　老路坐定，审讯开始了：

　　“路大嘴！”

　　“有。”

　　“你为什么要跑？”

　　“我……”

　　“说！”

　　“我怕挨打……”

　　“放屁！”

　　老路一拍桌子，猛地站起来了。路大嘴赶忙改口说：

　　“思想反动。”

　　咯噔，咯噔，咯噔，老路倒背着手，围着路大嘴转了三遭，又问：

　　“路大嘴！”

　　“有。”

　　“你还跑不跑？”

　　“不跑了。”

　　“你还想跑不想跑？”

　　“不想了。”

　　“放屁！”

　　“想。”

　　“我叫你想！”老路大喝一声，一脚踢在路大嘴的胯上。路大嘴个子高，噗通一声，很像倒了一堵墙！

　　接着是四个项目：

　　请罪。——向毛主席请罪。

　　驮坯。——背上压三个坯，站两个小时。

　　互相帮助。——八个四类分子，互相打耳光子。

　　罚跪。——不是跪在地上，而是跪在墙头上。

　　做完这些事，已是后半夜了。我没有忘了队长的委托，又问：

　　“老路，那头牛，到底杀不杀？”

　　没有回答。他望着天上的星星，站了很久，咯噔，咯噔，咯噔，走到院子东头的牲口棚里。饲养员睡熟了，他没有惊动他，悄悄地蹲在牛卧处。暗夜中，他伸长脖子，努力地看它；看了一阵，伸出手来轻轻地摸它。摸它的角，摸它的嘴，摸它的背……摸了一阵，一滴冰凉的大泪落在我的手上：

　　“不杀。”

　　“养着？”

　　“不，咱另想办法。”

　　早晨，社员们上工的时候，老路把牛牵到院里，让电工在牛腿上装了一根电线；电线的另一头，接在办公室里的灯口上。安装好了，他阴沉着脸，问大家：

　　“谁拉电门？”

　　“我拉。”一个青年说。

　　他瞅定他，问：

　　“你拉？”

　　“我拉。”

　　“我记得，你还是个‘五好社员’哩，是吧？”

　　“是呀，我当了三年‘五好社员’啦。”

　　“你好个蛋！”他猛地抬高嗓门，指着那头牛说，“它，给咱干了二十年活啦，你他妈的有一点人心没有？”

　　那青年低下头，不敢辩驳。

　　“谁拉？”又问。没人言声。

　　“路大嘴来了没有？”

　　“那不是。”一个社员朝墙头上一指，路大嘴还在那里笔直地跪着。

　　“下来，你拉电门！”

　　路大嘴从墙头上爬下来，一拉电门，那牛噗通倒下了。老路赶紧闭上眼，皱紧眉，念咒似的对着牛说：

　　“不怨你，不怨我，都怨路大嘴这个坏家伙……”

　　“指导员，是你叫我拉的呀……”

　　路大嘴话没说完，啪啪啪！挨了三个大耳光：“我叫你死，你也死呀？”

　　牛死了。但是谁也不敢开剥，更不敢再提分牛肉的事。那牛躺了三天，埋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可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那个杀牛的场面，常常想起那个“咯噔、咯噔”的声音。我一直想不明白，老路那样一个人，对牛，为什么那么爱，那么善，那么钟情？最近，临济寺来了一位老僧，我便向他请教。那老僧很有学问，儒、释、道，俱通。他听了这件事，闭着眼睛想了一下，说：

　　“人之初，性本善。路公亦然。”

　　可是，对人，为什么那么冷酷，那么残暴呢？据我所知，县、社、队，当时的哪一级领导，也不曾指令他买那么一双大头皮鞋呀。

　　(梦庄记事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