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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年:作家当官,作品没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2月18日10:04 来源:北京日报 路艳霞

  83岁老作家谈京味文学创作,批评文坛怪现状

  赵大年:作家当官,作品没了

  赵大年如今在电脑上码字,总要戴上一种特殊的放大镜。本报记者 方非摄   赵大年如今在电脑上码字,总要戴上一种特殊的放大镜。本报记者 方非摄

  敲门声越来越响,作家赵大年的家门就是死活不开。仔细辨听,门缝里挤出来的竟是激烈的球赛声响。打电话过去,这才有人来开门。83岁的赵大年哈哈大笑着边道歉边解释:“我是个超级球迷。”此时,屋里的鹦鹉也跟着叫起来,就像是故意凑热闹。爱娱乐、爱生活、爱抽烟、爱思考,这位老北京满族作家的幽默、直率和尖锐,就这样扑面而来。

  坚决要跟电影“离婚

  “我是写电影起家的。”提起自己的写作人生,赵大年老实交待。

  赵大年真正开始写电影剧本时已是45岁,在此之前,热爱文学的他曾发表过小说。说起来,他投身电影剧本创作,其实是个无奈的决定。1957年“反右”,赵大年被“批判”,一度被禁止发表作品,耽误了不少时间。后来终于重新拿起笔来,他决定走一条捷径:“一部电影可以有一千万观众,而一部小说就算印1万册,每本有10个读者,也才有10万读者。”

  上世纪70年代初,赵大年是北京市农机局有名的笔杆子,局里给他下了个任务,让他写一个宣传农业机械化的电影剧本。赵大年当真写了一个剧本,名为《绿地坡》,算是自己的电影处女作。剧本报送到国务院农机领导小组,没想到被批给了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后来赵大年才弄明白,因为自己在剧本里写了太多农机技术的知识,人家拿这当科教纪录片了。

  赵大年索性重新修改了剧本,人物故事加强了,技术知识作为背景。修改后的剧本以农机局的名义,“一稿多投”给全国7家电影制片厂,结果有三家制片厂拍来电报,决定要拍摄这部电影。“当时我正在技工学校讲课,峨眉电影制片厂来人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接走了。”1977年底,赵大年写的第一部电影正式投拍。

  由赵大年编剧的《琴童》《车水马龙》《当代人》等电影,都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可到了1983年,他却突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跟电影“离婚”。当时,他为潇湘电影制片厂写了一个剧本《晚霞》,参与审查剧本的竟然有42个人,连掌管财务的副厂长都有一票否决权。赵大年说,这个剧本改了一年,被提了不下百条意见,改来改去,越改越糟。

  在他看来,剧本修改的过程,就是把棱角通通磨平。“本来可能是麻辣烫,可能有酸有甜,现在弄成了一杯温吞水。”赵大年感叹,文艺创作就怕管得太多,“我不是不要婆婆,我要一个婆婆,但我不要四十多个婆婆。”从那时起,他断然决定不再写电影,还是回去干老本行——写小说。

  惊叹《甄嬛传》写得深

  “要说写京味小说,我不行。”19岁时,赵大年就曾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曾写过长篇小说《大撤退》《九重天》《女战俘的遭遇》,以及中篇小说《公主的女儿》等。很多读者把这位北京土生土长的作家称为“京味作家”,可他自己却谦虚地一再把褒奖之辞,统统送给了朋友。

  京味作家当中,赵大年最欣赏的是与他同岁的邓友梅。他认为,邓友梅是老舍之后写得最好的京味作家,他的《那五》《烟壶》等作品,都是难得的京味文学佳作。为了推介这位老友的作品,赵大年可谓不遗余力。前段时间,他还一边头上戴着放大镜,一边在电脑上费力地敲字,专门写出了一篇谈邓友梅创作的散文。

  赵大年认为:“老舍先生的作品主要是老北京,这不能把我们局限住,我们要写今天的北京,否则京味文学就断了。”赵大年向来很推崇王朔的作品,“王朔写的小说,口语运用得非常好,连书名都是口语。”他还仔细琢磨过,王朔和老舍其实有一些暗通的东西,比如两人都不写大人物,王朔笔下连个支部书记都没有,老舍写的也都是城市平民。

  至于近年来的京味创作,一部大红大紫的电视剧《甄嬛传》引起了赵大年的注意。“它有点像《红楼梦》,没有大场面,都是生活中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细细琢磨,也是惊心动魄的。”当赵大年听说这部作品出自一位年轻作家之手,他十分惊讶:“写后宫生活的作品不少,但这部写得那么细、那么深,她怎么能知道这么多?”

  作家当官不利于文学创作

  在文坛,赵大年以说真话而著称。年轻时,他曾为此吃过苦头,如今,这点秉性还是没改。

  谈起当前的文学创作,赵大年说话毫不客气。他提到了作家刘恒,“他写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但他到了这个年龄,还大刀阔斧地在各方面尝试,改编电影、写话剧。”赵大年认为,“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长处在哪里。”

  更让赵大年感到遗憾的是,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不再倾心于文学创作,而是改走其他道路,特别是正处于创作旺盛期的中青年作家,一旦出名就去当官,已经成了文坛很普遍的现象。他批评说:“我有几个朋友都是从北京作协出去,到中国作协当官,大家曾经开玩笑说,中国作协是‘北京作协中国分会’。”

  在赵大年看来,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与当前文学的体制化环境有关。“中青年作家上有老下有小,为了住房、待遇,很容易就去当官,可是房子解决了,待遇解决了,作品呢?作家呢?却没了。”赵大年感叹,作家一旦当官,连思维方式都会受影响,“文学是形象思维,当官就要变成逻辑思维。开会念的文章都是以理服人,但是文学作品是以情动人的。”

  在赵大年看来,当前文学界为作家定级的事情也很不可思议,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毕竟,作家水平高低要凭作品说话,可文学作品却是难以定级的。“《水浒传》是什么级?《红楼梦》是什么级?”他反问,情绪竟然有些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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