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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只有追求文化内涵和品质才能摆脱商业性开发和利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2月17日10:21 来源:中国作家网 陈履生

  从历史、艺术或科学的角度去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无论属于哪个国家或哪国人民,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像中国的万里长城、玛雅的金字塔等,不可再生,无法再造。因此,其保护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而人类面临着文化遗产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各方面破坏的威胁。如果说基于目前的科技手段对于那些年久腐变所致的破坏是无能为力,那么,因为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特别是人为的因素使之受到现实的破坏,尤其是受到不良“保护”或开发利用的破坏,则是难以原谅或需受到谴责的。无疑,文化遗产的保护在理论上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除了客观的经济能力和技术手段的不足之外,人的因素,包括保护的理念、公民的素养等等,则在整个保护工作中有着主导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大到区域保护和整体规划,小到一些类如道路的修建、栏杆和警示标志的增设等等细节,无不表现出保护的水平以及保护工作的文化涵养。事无巨细均关系到保护的品质。

  秘鲁的马丘比丘作为前哥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之一。每年有5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慕名前往,可是,这里的交通不便不仅让人难以理解,也难以让人联系到它的盛名。这不是一个关于物质或科技或经济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这里没有高速路,没有缆车,连通马丘比丘的除了印加古道之外,只能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到达马丘比丘山下的小镇,继续换乘汽车沿盘山路到达景区门口,而此前从库斯科古城出发必须先走70多公里到达奥扬泰坦博(Ollantaytambo)火车站。这之中会遇到无法预料的雨季山体塌方,随时都有可能终止旅行者的脚步。正因为这种交通不发达、不顺畅,既保护了周边的环境不因为现代化的发展而与文化遗产的原始自然环境发生冲突,也让每年大约有6万沿着传说中的印加古道艰难跋涉来到这里的朝圣者,在历时3天的旅行中保留了最接近原始状态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它为每一位造访者设置了进入古境的自然空间,在那崎岖盘旋的山路上,在沿着乌鲁帮巴河或湍急或平缓的行进中,在高山深谷、云雾缭绕的自然变化中,人们不断增加了对于那高原上印加人所创造的飞来之城的敬畏。当到达山顶置身于印加古城时,艰难的行走正是文明和创造的最好的注脚。这种与文化遗产内部文化关系的连接,摒弃了与文化遗产相关联的开发和利用,是值得学习的。

  在马丘比丘,看不到游人在遗址上的刻画,也基本上看不到管理者针对游人的各种警示标志。即使面临万丈深渊的危险也没有护栏,人工的痕迹降低到最低点,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始状态。而没有警示标志所显现的对游人的尊重,则关怀了人们文明的自尊心。显然,这对于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而言,人们或许会连接到经济的问题而想象出无力作为,可是,人们却能看到遗址内游人无法走到的石墙后面,有工人用很小的工具在小心地剔除石面上的异物。因此,在欠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未必就一定完全是经济的问题。有些花了钱未必就好的作为,实际上没有从文化遗产的内核去考量文化问题,就事论事的浅层面、低层次的保护,或者简单化地用栏杆、围墙去禁止进入,表面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但这些人工的加入所表现出来的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破坏。

  由文化遗产地所表现出来的文明水平,可以启迪人们去深思社会发展水平与文明的关系。文化传统与遗产保护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延伸到中国问题上,反思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内陈列的那些标示玛雅和印加文明的石刻,鬼斧神工,摄人心魄。然而,展厅内的裸展,观众触手可及,不免让人担心其安全问题。如果在中国一定会摸出包浆,摸出铜的本色。如果用护栏也难以抵御进入,用警示标志也难以阻止触摸,那文明水准可以想象。中国现实中的公民素质问题,既影响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也给当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经济和物质的快速发展中,社会的文明程度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在提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还要研究能够支撑均等化的公民素质这一基础条件,要更多地从基础上去努力,像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化扫盲一样。只有这样,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创造才能够得到公民社会的集体呼应,而文化遗产的保护才能够真正实现有文化的保护。

  中国现在有31项文化遗产,10项自然遗产,4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总数位列世界第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11月16日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提出的宗旨,建立“使文化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并把遗产保护纳入全面规划计划的总政策”,正确理解“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不是商业性开发和利用中的“吃祖宗饭”,而是文化的传之久远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全面规划计划”不能脱离文化的范畴,更需要将公民素质的培养和提升纳入到这个“全面规划计划”之中。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才能走向摆脱商业性开发利用、追求文化品质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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