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李白有很多很糟糕的诗、肉麻的诗

　　张大春，当代华语文学界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作家，也是近年来港台作家作品内地出版中备受读者关注的名字。2013年，张大春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与周华健合作音乐专辑《江湖》，整张专辑张大春先作词周华健后谱曲，古典诗词和西洋音乐的结合令听者称奇。第二件大事，即是《大唐李白》首部曲《少年游》的出版。据出版方介绍，该书为张大春现代小说技艺与古典文化素养之集大成作品，以其想象力的喷发，对传统文化的圆熟，被台湾《中国时报·开卷》评为2013年十大好书之一。

　　“诗仙”何以称之为“诗仙”

　　《大唐李白·少年游》与《江湖》的先后推出，为传统与当代的结合提供了耳目一新的演绎。为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心中的乐府，张大春参与周华健新专辑《江湖》的创作。在大唐盛世，诗词其实就是流行歌。整张专辑张大春先作词周华健后谱曲，古典诗词和西洋音乐的结合令听者称奇。而张大春的这部新书，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小说结合的一种尝试。

　　张大春以不同时人的写作路数，别有风骨的创作姿态，为人熟知。他被莫言评价为“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也被梁文道称为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大唐李白》当然可归入历史小说一类，但又不仅止于此。在首部曲《少年游》中，张大春透过梳理李白早年的萍踪游历，希望为读者解开诗人的身世、师从之谜，并尝试发掘盛名之下、诗人实践生命的真实自我。飘然不群、才华横溢的李白为何独钟写诗？心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理想，为何却没有科考资格、与光辉仕途无缘？又为何是李白，得以成就无人匹敌的诗句，成就“诗仙”的名号？

　　此外，对于大唐盛世，其真实面相究竟如何？李白改变了唐诗，为何却错过了时代？而整个大唐，又怎么错过了他？以李白的身世为线索，张大春参考正史、传奇、笔记乃至佛经、契券等种种文本，于典章制度、社会组织、物用行止等俱有阐释，穿插藏闪，再现盛唐时代的斑斓世相。

　　沉浸于传统文化之中

　　该书，还被称为一部考据、一部诗论，还是一部新形式的、考验读者的小说：除了大量史实的考据铺陈，作者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捭阖出入，不仅以诗句推理出当时文人笔下心绪由来的内外世界，甚至大胆替李白“代笔”，对其诗作进行续补、改写。虚实难辨，却也精彩，被称为“理性和知识的完美狎戏”。

　　近年来，张大春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埋首于故纸堆中，唐诺说“小说家张大春这几年其实已偷偷改了行，成了个写五言七言格律诗的老诗人”，很多人都怀疑他还能否重回小说创作。张大春自言，他有时也不禁困惑，究竟多年的小说创作，是为了令自己能够进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世界，还是沉浸于传统文化之中，是为了更好地写小说？现在看来，这个疑惑也许已经有了答案，这就是《大唐李白》。

　　《大唐李白》计划共四部，拟以百万字篇幅，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大唐盛世的兴衰。张大春从2013年春节后开始写作，8月首部曲《少年游》即在台湾出版，受到读者热捧，多次加印。《大唐李白》后续三部分别为《凤凰台》《将进酒》《捉月歌》，预计2014年全部完成。

　　张大春，华语小说家。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曾获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著有《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张大春的文学意见》、《欢喜贼》等。

　　李白 我们知道的可能很少

　　北京晨报：对于这部书，是怎样产生的写作想法？

　　张大春：好多年了，我们都在期待着一个面目非常不一样的中国在世界上崛起。不管是民间社会或者是文化人，以及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或者稍微广泛一点，在社会各个角落，不论从事哪个行业的人，对于这个感觉上要来的、或者对某些人来讲已经来了的繁荣，大家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认识？我个人对于在这个比较喧嚣和热闹的时代产生的多种文化表现，总是喜欢在一个更远一点的距离，更低一点的距离和角度来做比较不一样的揣摩。在这个基础上我想到可以把中国历史上某一些可以来对照的人、事，某些背景、某些心理，拿来做更多或者更细致的考察。

　　我曾经想过很多人物，可是总觉得在一个大的时代里头，或者感觉上非常热闹、非常繁荣的一个世界里，角落里的小人物几乎没有机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或者这个舞台上的中心，也不会有那么强的聚光打在脸上，很可能也不会有人听他说话。他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直到我接触了各种材料以后，我觉得一个看起来，在今天的世界，在华文世界，所有人都知道的大名——李白，他却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过去我们在历史上，常常提到的文学家中大概比例最高的、次数最多的，以及他的著作，套用卡尔维诺的话，“这本书太有名了，大名著，有名到什么程度呢？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读过了”，好像李白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几乎不用思考的，说出中国有什么代表的文学家，大概很多人都会提到李白。但是英文有一个比值，叫做CP值，中文翻成性价比。我就想用一个KF值，K是知识(knowledge)F是名声(fame)，李白是被最多人提及的，名气很大，但是我们对他知道的可能很少，并且在这很少的对他个人、作品的知识里，也可能有很多的谬误，这时候动机就会出现。

　　李白 可能没有认识他的现实

　　北京晨报：那么您认为李白身上带给您的思考是什么？

　　张大春：在没有机会成为时代核心人物的那个大唐盛世里面，李白不时东奔西走、浪游、漫游而随时保持着和各地的世人密切互动，以至于使他留下的1100首左右的诗，将近700首是彼此酬答或者没有彼此，就是他送给别人的。他送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中低阶层的官僚，是那种八九流的，在品制上八流、九流以下的小官特别多。这些人恐怕连他们自己在考科考的时候写诗的时候，都不见得合格合律，所以他们也不见得是非常内行的诗人。但是李白把他们当朋友之后，就把自己，无论是寂寞、寄情，看到的风景都拿来当是礼物一样的，绞尽脑汁写一首送给他们，一场餐宴下来可能要送好几首。除了送人诗文之外，还常常如果送的对象姓杨，立刻他会想出古代有哪些重要的知名的姓杨的人，就拿那个古人来套他。

　　他脑子里面好像有很多的掌故和古人，你会觉得他书读得真多真熟，可是我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因为他幼年或者少年，乃至于成年之前，一长段时间长期浸在古典的文史材料里，使得他拥有一种很独特的世界观，那就是他根本不认识他的现实，他永远是透过春秋战国或者是诸葛亮、谢安、谢灵运等这些古人来翻译他所看到的当时。同样的，当他认为自己在朝廷之中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可以治国平天下，他为什么认为他有这样的能力呢？那是因为他把当时大唐帝国看得非常简单，看成是一个纵横家还能驰骋其口舌，并且对君王有所号召、有所影响，以至于可以让这个天下有所改变。他常常说事了拂衣去，功成拂衣去。拍拍衣服我走了，我才不眷恋，我才不累积财富，我都不要，你只要让我做一下。唐玄宗不是没给他机会，一年八个月，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里，唐玄宗恐怕第一眼就看穿他是有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杨贵妃、高力士，高力士曾经非常痛恨李白，因为皇帝叫李白把鞋子脱了，他就把脚伸过去让高力士去靴。高力士是何等亲近于皇帝的人，所以日后经常在杨玉环身边说一些小话。当贵妃说是不是叫李白写几首诗，高力士就说，他写诗骂你你没看出来吗，他把你比作赵飞燕。杨贵妃一听这话不对，赵飞燕是一个跟褒姒妲己同一流的人物，她没有想到她自己后来也是这样的人物。据说杨玉环经常在唐玄宗的面前说李白的小话。可是另外一则记载，我觉得他的记载可能更贴近于唐玄宗作为一个皇帝可能会有的心机。故事仍然不变，唐玄宗你这个鞋子脱下来舒服舒服，李白叫高力士来脱靴子，高力士替他把鞋子脱了。当这次会面李白离开的时候，唐玄宗望着李白的背影跟高力士说，此人固穷相。别说他长得像神仙，这个人登不得大雅之堂，这个人就是一个得意会忘形的小人。大致上可以这样翻译和理解。我认为这个恐怕比较接近唐玄宗、高力士跟李白三个人的关系。

　　企图离开文字的文人

　　北京晨报：从这里也可以思考文人今天的处境。

　　张大春：我引用李白“固穷相”这句话，不是为了伤害李白的形象。重要的是在一个盛世之下，或者在一个繁荣复杂并且充满各种力量角逐的社会里，如果要进入权力场的核心，或者拥有比别人多一点的权力，高一点的地位，或者是可以多一点财富，恐怕都不是一个文人或者诗人所能够凭借他自己的学养也好，经历也好，所能达到的。更麻烦的一点，一个诗人到底应不应该具备这些宏大的野心，壮丽的气度。在我看来李白所有的梦想、理想、抱负都破灭，甚至导致他在57岁那年误投永王李凌的阵营，成为叛乱分子，国人皆曰可杀，只有杜甫写诗说应该怜惜他的才华。而李白所有错误的政治判断当然可能来自于他那个把春秋战国当成当代的世界观，可是更麻烦的是，作为一个文字的工作者，拥有了文字工作以外的更大的企图或者是想要有那些影响力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离开了真正的志业。

　　我们回头来看，李白留下非常多好的诗，但是这些好的诗不远及他留下了很多很糟糕的诗、肉麻的诗，甚至吹牛拍马的诗，但是你还是认为他是伟大的诗人，原因何在？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调和了民间的语言以及调和了流行的旋律和声腔。并且和他贴近的，最草根的这些歌楼酒馆的妓女、乐师、歌者在必须谋生的情况下，提供给李白在音乐性上的刺激，让他恢弘了整个唐诗的格局，否则唐诗大概可能永远只是考试格律诗陈腐无比的作品。李白的伟大在于他有很不伟大的企图而使他没有成功，而成就李白的那些伟大的音乐、那些歌者、那些乐师和妓女居于尘土，全部消失了。我们在李白的诗里面不应该看到李白是一个天才而已，而是一个天才如何结合当代最底层的人留下最自然而天真的声音。

　　把他们的诗改一改

　　北京晨报：写作该书给您带来了什么？

　　张大春：本来这个书是借着小说想要写出文学史，文学史太难看了，文学史难看的地方是，它好像朝廷的公报一样。我在想用什么方法把文学史，或者根本不是文学史概念的这么一个环境写清楚。这里面最吸引我的动机，是我觉得有很多，李白也好，高适、王之涣，王昌龄，我可以慢慢想出十几到二十个名字，他们有些诗写得很坏，所以我想给他们改，怎么改呢？他们是这么有名的诗人，他们又是这么伟大的先行者，没有他们我们今天连字恐怕都不见得认全。有一个办法，我写小说，所以在我的小说里面，我想尽办法把他们的诗改一改。像我最近做的事，把《菩萨蛮》这个词变成七言绝句，而且告诉你们，李白原先写的不是这个，但是为了唱变成了《菩萨蛮》。这种动机其实很不好的，在古人的生命或者血泪的痕迹里，好像再动一点小手脚，就是偷鸡摸狗了。但是小说如果能够进入到一个世界，而且全方位地去看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当时也未必看得清楚某一些角落，这个小说就有了更清楚的视觉和视角。这点常常会让我在写的时候发抖，自己会发抖。也就是，小说还能干这个，这么坏的事，或者说这么坏的事还这么有意义，或者说这么有意义的事情还可以做得这么不被人察觉。这是写小说对我来讲最迷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