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蒙多，友谊的雕塑家

　　岁不我与，到今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已经整整50周年了。遥想昔日戴高乐将军远见卓识，在西方世界率先承认屹立东方的新中国，我辈才有幸踏上法兰西的沃土，结识卢梭和伏尔泰故国诸多志士仁人，其中就有曾为周恩来总理塑像的法国当代罗丹派杰出艺术家保尔·贝尔蒙多。而今回首，彼时情景历历在目。

　　“保尔，你在想什么呢？”妻子玛德莱娜见雕塑家贝尔蒙多自傍晚回家后一直在沉思冥想，惊奇地问丈夫。

　　“我在想周恩来！”雕塑家如梦初醒般回答道。

　　我恰是在此际登门拜访贝尔蒙多的。其时，他受巴黎市政府之托，着手雕刻周恩来的浮雕像，准备安放在已故中国总理于1922年至1924年下榻的巴黎第十三区戈德弗鲁瓦旅馆门前。为此，中国驻法大使馆向雕塑家提供了一张周恩来的正面照片。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无疑增加了雕塑者实际处理的难度。况且，给他的设计时限仅有一周。短短几天里，贝尔蒙多黎明即起，在他位于巴黎城南丹斐尔·罗什霍林荫大道上的工作室里素描了一幅幅周恩来肖像，制出一个又一个圆形浮雕，凝神聚思地反复比较和修改，最终为浮雕像整体轮廓定型。这期间，我曾跟贝尔蒙多的挚友，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埃·罗布莱斯一同在贝尔蒙多的雕刻室里观看他身穿白色工作服辛勤劳作。

　　“要雕出周恩来的真切肖像，”他停下手中的刻刀，歇息片刻，转过身来朝我们说，“我先从不同角度画了十几幅周的素描像，反复选择，力求让更多的光线聚集到他的面庞上，通过明朗的形象辉映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活力、他的精神。”

　　这番话表露出贝尔蒙多对为周恩来雕像一事的高度重视和在雕刻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他特别对我这个年轻中国来访者坦言：“我有幸跟周恩来同龄，可惜他早逝了。过去，我曾通过阅读书刊了解到他的人格。这回能为他塑像，感到非常自豪。我是怀着双重兴趣来接受这项任务的。首先，我崇仰这位伟人。周恩来不仅受到中国大众的爱戴，而且也为法国人所尊敬。”说着，他将我国驻法大使馆提供的那张周总理相片递给我看，接着又说道：“这是一张正面标准相片。一般说来，雕人物侧面像容易成功。眼下，我面对一件颇须创作力的工作，有些心焦，怕最后雕不成功。”

　　贝尔蒙多待人是那般谦逊，总把沙发让给来客，留一把硬木椅自己坐。他在这座画坊里淡泊度日，虽已年过八旬，也不雇人服侍。冬天连暖气设备都没有，全靠自己动手费力生煤炉。在同我和罗布莱斯交谈中，他强调艺术家的天职不可以赚取金钱为要义，否则就会丧失灵魂，不成其为艺术了。在他看来，艺术应当反映真实，要有感染力，为大众服务。他的信守箴言是：“艺无止境”，循此道孜孜不倦地追求，有时还闹出笑话来。这方面，他讲起几则自己苦练绘画的趣事。一次，他乘坐地铁，目光在乘客中不断找寻速写对象，竟然在检票员查票时从口袋里胡乱掏出几天前画的一张素描裸女图出示，令对方瞠目结舌，旁观者也霎时莫名其妙。另一天，他进入地铁车厢，习惯地掏出纸笔，聚精会神地速描起坐在对面的一位年轻女子，不料惹怒了妙龄女郎。

　　——你这个流氓！干吗老盯着我看？

　　——我在画您的芳容。

　　——先生，您的铅笔可能多得没处用了吧！

　　一场误会，几分诙谐。我和罗布莱斯听了一同哈哈大笑。

　　罗布莱斯和贝尔蒙多均为曾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法国人，俗称“黑脚丫”。他跟我谈到两人多年在北非国度的过往轶事和亲密友谊，介绍了贝氏漫长的艺术生涯。

　　贝尔蒙多1898年8月8日生在阿尔及尔，4岁开始画画，7岁崭露头角，显出特异的雕塑天才。他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1956年荣获巴黎市美术大奖。他承继其师查理·德斯彼奥在雕塑上细巧和谐的古典形态美，发扬罗丹浪漫的表现主义传统，复兴20世纪法国雕塑艺术，从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登至光明城形象艺坛的高峰。他相继为高乃依、米舍莱、普鲁斯特、瓦多、戴高乐和特洛亚等众多名流造像，一些大型组雕作品多分布在巴黎、尼斯、南锡、图鲁兹等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为广大民众观瞻。有一天，他领我去巴黎大歌剧院卡尼埃宫看大门右侧的驰名雕塑《舞蹈》。人们一般以为那是鲁德派大雕塑家卡尔波1869年的作品。事实上，卡氏原作一直深藏于卢浮宫中，鲜有人知。现今摆在大歌剧院前，四季供游人叹赏不已的《舞蹈》，原是贝尔蒙多的仿作，与卡氏原雕神似，毫无二致。不难明白，这也正是巴黎市政当局在法国众多雕刻家中挑选贝尔蒙多来雕塑周恩来像的缘故。

　　197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法国政府为周恩来总理故居大理石纪念碑落座举行了盛大的揭幕仪式，但那样隆重的场合却不见理应出席的浮雕像作者贝尔蒙多的身影。显然，他不肯当众承受人们对艺术家智慧与才华的赞誉。我知道，那日凌晨，他曾独自一人漫步到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旅馆门前，静静地仔细审视头一天刚刚镶嵌好的周恩来浮雕像，流连许久才默默离去。老人孤单的行踪无声无息，似乎无人知晓。当天下午4时许，意大利广场的街心花园挤满上千群众。中法两国元首在热情洋溢的气氛里发表讲话，三位当翻译的都是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六四届的同学，一起在巴黎见证了这次中法友谊难忘的历史场面。那天，手捧鲜花的集会者齐将目光投向周恩来精美的墨绿色纪念石碑，一睹已故中国总理气宇轩昂、青春常在的浮雕遗像，却不曾想到其作者保尔·贝尔蒙多，而我内心知道那是斯人辛苦劳作、卓绝艺术的结晶。

　　我几度凝眸周恩来总理的浮雕像，感觉与中国大使馆提供的照片比较起来，作品上人像显得更为年轻，更倾向于周恩来于上世纪初旅居巴黎时的面貌，便向贝尔蒙多说了。他一听我的看法，如释重负，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太幸福了。不过，我总觉得这次时间过于仓促。不然，我可以制作一座跟周恩来等身的塑像，表现他的伟大。”

　　贝尔蒙多很关心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法期间，法方安排了一些介绍中国文化传统的电视节目。他从中看到云岗石窟，对姿态万千的佛像赞不绝口，称那是一座座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杰作，连连感叹：“在这般伟大的作品面前，我们自己显得多么渺小啊！艺术创作是永无止境的，要不断向更遥远的境界、更奥妙的尝试探索。”他渴望在巴黎看到中国造型艺术展览，特别是中国古代传统雕像的仿制品。我赠送他一部《云岗石窟》画册，老艺术家翻看时喜形于色，表达自己想亲自前往中国山西大同云岗，深入到那50余座洞窟中观览数万尊佛像的心愿。一念及此，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感于这位法国老雕塑家的至诚心迹，我回到北京后便专程去拜见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周扬立即决定，由中国文联正式向贝尔蒙多发出访华邀请，而且作出了派专人陪同他去云岗石窟参观的具体安排，日程让贝翁本人根据身体状况提出。贝尔蒙多接到中国方面邀请他访华的公函，其兴奋程度可想而知，只需要确定启程日期了。

　　1980年12月中旬，我应约到他在塞纳河畔法兰西研究院马扎兰圆穹顶下的另一处画坊会面，具体谈他访华事宜。贝尔蒙多提及自己为周恩来总理刻的浮雕像，想把浮雕面积缩小，铸成铜质纪念章，再在背面刻一句反映周总理精神的格言，到访华时赠送给中国人民留念。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不料，没过几天，1981年元旦，我突然从好友罗布莱斯处获悉保尔·贝尔蒙多当日猝然逝世的噩耗，悲戚不已，且为他未能实现访华，赴云岗石窟的宿愿抱憾之至。老雕塑家的妻儿将他安葬在巴黎蒙巴纳斯公墓，离萨特的坟地不远。后来，我归国之前赶到蒙巴纳斯墓地向故人亡灵辞行，见其坟头上尚未竖立石碑，只得伫立标示逝者姓氏的荒草地前含泪默哀，痛失罗布莱斯习惯称呼的另一位“太阳兄弟”。

　　回到北京后，我写下了《悼保尔·贝尔蒙多》，连同先前刊于《人民日报》“大地”版的《匠心雕出伟大的生命》一文，权充我向逝者供奉的心香。

　　过后几年，我跟罗布莱斯一起怀念共同的亡友贝尔蒙多，他说老艺术家的公子、著名男影星让-保尔·贝尔蒙多曾向中国驻法大使馆要过我纪念他父亲的文章。到1995年秋天，上海电视台一个班底到巴黎拍摄纪录片《伟大的足迹》，我妻子董纯同让-保尔·贝尔蒙多联系，请这位“影帝”在片中追述他父亲雕刻周恩来总理像的往事，双方合作十分融洽。他深情地说：“父亲构思雕塑那一阵，我们全家都像着了中国迷，饭桌上谈的都是中国话题。”“影帝”小贝尔蒙多像他父亲一样谦逊，听从上海导演指挥，丝毫没有“阿兰·德龙派”的傲慢架势。纪录片里，他以见证人的身份，生动讲述了父亲的“中国情结”和为中国总理周恩来造像时表现出的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崇仰。当他听说自己因《王中王》等一系列影片在中国远比其父闻名时，顿时感到异常惊诧，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影演员”，不可与他父亲那样高层次的大艺术家相提并论，更难同日而语。

　　《伟大的足迹》一片在国内上海等地播映后，让中国广大观众得知，曾有一位法国大雕塑艺术家贝尔蒙多在周恩来赴欧为中国革命“西天取经”的旅途上，竖立起了一座华夏和法兰西两大民族友谊的里程碑。今朝，在纪念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更多人要来到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前瞻仰中国总理的肖像，在光明城重温这位已故伟人风华正茂之年的豪言壮语：“愿相会于中华飞腾时！”

　　当是时，笔者忆及周恩来总理那首慷慨激昂的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大矣哉！惟愿国人永志不忘贝尔蒙多翁生前在这其中洒下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