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欲改变社会的时候，最需要改变的是个人

“新民说”文化沙龙在京举行，嘉宾纵谈“知识分子写作”——

意欲改变社会的时候，最需要改变的是个人

　　自近代已降，知识分子渐成一个固化的概念，其启蒙大众的指向迹近于常识。然而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否就如此确定无疑？其对大众的启蒙是否有效，又包含了哪些盲点？进而言之，如果说只有把任何概念都还原到具体历史和现实的情境之中，才能彰显其丰富的内涵，那么知识分子在当下所指为何，又该起到何种作用？

　　某种意义上，钱理群、王人博、格非、戴锦华、欧阳江河、柴春芽等作家、学者在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和凤凰读书联合主办的题为“文艺与新民——兼谈知识分子写作”及“‘国家’中的‘国民性’——以胡适和鲁迅为中心”的两场文化沙龙中所做的演讲与对话，正是对围绕知识分子思考及写作产生的种种疑问所做出的可能的解答。

　　启蒙先启自己，新民先新个人

　　作为拥有更多知识和话语权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被赋予了“要去启蒙别人，要去塑造别人”的天然正当性。作家柴春芽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理解。他以自己的经验现身说法，他之所以在30岁那年选择去没有电、没有通讯、也没有公路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一个牧场做义务老师，就是因为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这迫使他决定从认识自己开始，正是在对“我是谁”的持续不断的追问中，他真正认识到：启蒙先启自己，新民先新个人。

　　作家格非于此颇有共鸣，他谈到自己的经验：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华东师大任教，对前途、对社会、对方方面面感到非常绝望，整天眉头紧锁、忧心忡忡、唉声叹气。“正当我陷于困顿时，我导师的一番话让我豁然开朗。他说，你不应该悲观，你在大学里教书，你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你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当你在影响别人的时候你是合法的。你也可以先影响你家里的人啊！当你们这个家变得比较文明了，每个家都变得文明了，社会自然就文明了嘛。”

　　这让格非意识到，当知识分子意欲改变社会的时候，最需要改变的恰恰是他个人，正是从个人做起，有了一个个改变了的、变好了的个体，整个社会才有希望。“我特别想到鲁迅先生，他最迫切的希望是让我们这个民族、群体摆脱所谓沙聚之邦的陷阱。他发现国人在非常热闹的时候研究话题，总是说得热得不得了，一旦有事，这些人就像沙一样被冲散了。这个时候，那些奢谈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人，为何不见了？他对国民性的这一剖析和发问至今依然有效。”

　　事实上，在批判国民性时，鲁迅更是严肃地批判知识分子。学者钱理群表示，鲁迅跟那些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在鲁迅看来，如果要启蒙的话，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他不但批判国民性，批判知识分子，更是把自己放进去，更无情地批判自己。“我们读过《狂人日记》肯定还记得，他说几千年的吃人社会最后发现自己也在其中，也未尝没有吃过人，所以最后他都归于自己的一种反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因此对鲁迅来说，批判国民性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的讨论，更是一种灵魂的搏斗。”

　　在学者王人博看来，鲁迅于国民性的批判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其亲验性。“鲁迅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他不像梁启超、严复他们，作为启蒙家站在历史的外面用俯瞰的方式来观看社会和世界。他先是把自己从那个时代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里面拉出来，与其进行对决，然后又把自己拉进去，跟自己对决。所以鲁迅大声疾呼：要改造国民性，首先改造知识分子自己。然而在中国的语境里，他必然是孤独的，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更是缺乏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他或许会感到特别绝望。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也还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那种作为立法者和阐释者而存在的知识分子。”

　　有了这样一种观照，也会让我们对已然有了既定认知的西方文学资源做新的更深的理解。柴春芽表示，在阅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他突然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家，更可以说是超现实主义作家：“在俄国农奴制快要崩溃的时候，整个社会道德也是非常混乱堕落的。托尔斯泰就‘新民先新自己’。他作为一个庄园主，他先解放农奴，给他们的孩子办学校，亲自耕种，又把自己融入东正教的思想当中去，并在写作品中重塑自己的价值观。这使得再去阅读他的作品时，读者会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标准：如何做一个‘新人’。”

　　格非对此表示赞同。在他的理解里，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很多思考，其实超越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层面，“他们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什么社会、民族的问题，而是人能不能得救？作家既要来解释这个社会，同时他也要解释个人，特别是他自己生命的意义，比如碰到虚无的东西怎么办？他们同时对着社会、对着自己的心灵展开观察，然后把他们的思考呈现出来。所以，无论你对社会持何种判断，你首先需要非常诚实地对待自己的内心，以此来建立自己和这个社会的关系”。

　　知识分子写作，更多指向社会关怀

　　事实上，对知识分子的追问，最先和最终触及的都将是何谓知识，何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的言说中，无论知识，还是知识分子，都被当成是先验的前提或自明的概念。

　　眼下网络时代，我们对知识的获取是如此之轻松便利，以至于对任何一种知识，只有知和不知、想知和不想知的区别，知识、学习、教育等等概念也随之被彻底改变了。学者戴锦华表示，如果说前网络时代，知识的概念和作为知识分子的意义在于“我知你不知”，你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在我的知识面前感到惭愧。那么现在如果只是在传授知识的意义上占据大学讲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犯罪”，“因为对知识的学习，学生凭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完成了”。

　　格非也注意到，处身于大学课堂的其中一类所谓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专心致志于学问，就因此把知识和学问，当成自己的一种夸示和炫耀。“事实上，对知识的过于依赖，已经在知识界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这类知识人会背书，会引经据典，几乎什么都会，就是从不反省自己；同时他们虽然拥有知识，对真正的社会现实却缺乏了解，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

　　而从另外角度看，知识的重要性和占据的优势地位本身就值得质疑。在柴春芽看来，作为世俗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总是很容易陷入到知识这套体系当中去。但佛教里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警惕知识，“如果你没有一种身体力行，知识反而特别容易遮蔽你的智慧。知识是很重要，但是知识过多或者信息过度臃肿，反而会对你的智慧形成障碍。所以佛教倡导一种身体力行的践行，有了践行，才可能生成一些智慧，有了智慧，你的思维才会随之改变”。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知识无用的结论。戴锦华举自己教学的经验为例，她经常会碰到学生很虔敬地问：老师，这个材料你从哪儿找到的？她说谷歌上搜的。“为何我可以从网上搜到，他们做不到呢？还是在于我有知识，并且有组合知识的方法。”当然这也不是说，有了知识就有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戴锦华看来，知识并不必然跟知识分子相关，有知识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社会身份，它只跟一种社会功能相关，就是你站在弱势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在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你出而做这件事时，你是知识分子；你退而到书斋里读书时，你就是个读书人。”

　　当然，对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限定，并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笔勾销。在戴锦华看来，知识分子写作并不指的有知识的人的写作，它更多指的一种社会关怀，“我想强调的是，挺身抗暴者是在履行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履行知识分子的功能，是出演知识分子，而挺身抗暴的行为自身并不能赋予其天然的正义性。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种种危机，在今天更急迫、更重要的是去思考它，去正视它，去回答它，去展开梦想，去重新想象不一样的世界。”

　　真妄的辨别，胜于善恶的判断

　　事实上，眼下知识分子面对的正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今天的社会出现的问题之多，思想层面的交锋之激烈，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由此，如格非所言，你能不能应对如此丰富的信息？能不能应对我们今天非常复杂的社会状况？如此种种，都成了放在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此，格非特别注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理当具有的观察和洞见。“我个人的理解，作家就是观察者，一个需要有一定的训练，有足够的敏感性，有聪明也有学识的观察者。而你对于这个现场、现实有没有非常切己的观察，正是区别好的文学和不好的文学的关键。”他举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为例。“我听很多人说她的作品不怎么样，你最好不要看。但前不久因为要参加一个门罗作品的讨论会，不得不看了她的书，看了以后我大吃一惊。”在格非看来，门罗的小说的确写得不算好，她也不是那种普鲁斯特意义上的特别有才华的作家，“但她很棒的是，她特别关注邻居们，小镇上的各式人等，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她只是关心这么一批人，但她观察得非常深入。如果把她的作品读懂了，对世界非常现实的部分你就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门罗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观察者，无疑观察到了这个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或者说非常隐秘的部分”。

　　这种观察和洞见，在很多人眼里，是针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深层次的思考。

　　戴锦华认为有必要引入未来的维度。她说，她曾经信奉爱因斯坦的说法，从不考虑未来，因为未来来得太快，所有的未来在下一瞬间就变成现在。她也曾经非常耻于谈未来，因为这种谈论非常矫情，“但我最近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历史并不是关于过去的，其实都是关于未来的，只有未来才能赋予历史意义”。然而，在全球化的当下，未来却成为了问题，未来正在变得越来越科幻化。“科幻正在把我们的现实科幻化，或者说科幻已经成为我们的现实。但这个现实究竟是在进步意义上的现实，还是在噩梦成真的意义上的现实，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认为当下对真妄的辨别胜于对善恶的判断。他举《红楼梦》里面的贾政为例。按照官方意义上的善恶规定，贾政是一个儒教意义上的善的化身，“但他的善是假的。这个善把他和真实的人生隔离开来，让他走到哪里，都像有玻璃罩在身上。一个被抽成了真空的空间，把他和世界隔离了开来。所以当善成为超历史的善，这个‘善’不光是平庸，甚至是虚假”。

　　因此，知识分子应力求在真的意义上再来谈论善恶。在诗人欧阳江河看来，当下迫切需要引入跟写作、思想有关的审美的维度。“前几天我看一个电影，其中讲到阿伦特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论述。这样一个战犯完全没有善恶意识，没有思考能力，他有的只是恶的平庸。与这样一种平庸的恶，相对应的是一种平庸的善与崇高。这两个平庸化加在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地没有梦想。唯有审美的超越，对于因平庸而致的广泛的退化与麻木是一种拯救。”

　　很显然，在全球化的当下，即使是平庸也是弥散的。知识分子在反躬自省的同时，也理当具有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在戴锦华看来，当年那句有点矫情的诗，“丧钟为谁而鸣，他在为你而鸣”如今已成了真实。“我不认为自媒体时代就有自动的媒体和自动的新闻，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有特别多的观察，特别多的怀疑，同时要有特别多的坚持。”以戴锦华的理解，今天知识分子面对的是没有任何现成答案，没有给定前提的世界。“同时，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你要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性的，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