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宗师张季鸾办报理念：不党 不卖 不私 不盲

　　1941年9月，张季鸾逝世，蒋介石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亲往丧礼吊奠。中国报业史上，有很多报业伟人，如王韬、梁启超、于右任、戈公振、张季鸾，等等，但就观察锐敏、立论磅礴、专业精神与爱国精神，并在国内国际发挥重大影响者，应以张季鸾为第一人，他是报界的“一代宗师”。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字季鸾，陕西榆林人，是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他先后担任《民信日报》、《中华新报》、《大公报》总编辑。

　　张季鸾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一生中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没有做过官。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郑重其事地提出了独立办报的方针，即“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主要是防范编辑工作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扰，“不卖”则力图排挤金钱对报纸的腐蚀，“不私”主要从报纸功能上明确了为公众服务的原则，“不盲”则主要从编辑主体角度阐明了实践中应规避的情形。“四不”方针表达了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执行标准的感悟，它不仅在精神上追求办报的独立地位，而且在新闻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张季鸾也一直力图践行这一办报宗旨。

　　张季鸾早在1924年为《新闻报》30年写纪念祝词时，就称赞该报将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这种视报业为独立职业的思想也被张季鸾带到了《大公报》。张季鸾在为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而撰写的社评中说：“自英君敛之创刊，以至同人接办，本社营业，始终赖本国商股，不受政治投资，不纳外人资本。”这种经济独立，不依赖于任何外来政治投资的经营方式正是《大公报》的经营特点，也是他能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经济的独立，才能真正做到言论的独立。

　　除了坚持报馆保持经济的独立性之外，张季鸾也坚持保持自身品性的独立。在张季鸾主持笔政的三十余年间，他最为痛恨的就是贿赂行为。在军阀互争的混乱时代，有人赠送近万元给张季鸾，他拒不接受；又有某位政要请他出任某部部长，也遭到了他的拒绝。其后，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私交甚好，但他也从未接受过蒋介石等人的经济赞助和变相投资。在张季鸾经济最拮据的时候，有人曾以万元为他祝寿，他也婉言谢绝了。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从这些事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张季鸾先生品行的高洁，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言论独立，使自己的报纸不受任何私人关系的影响。

　　周恩来生前多次说过：“《大公报》培养了很多人才。”作为报社的总编辑，张季鸾很讲究用人之道。“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是他用人的唯一标准。例如，继张季鸾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写得一手激情洋溢好文章的王芸生，就是在和张季鸾打了一个时期的文字交道之后，被后者揽到《大公报》来的。王芸生既无文凭，又无背景，是因为写文章同《大公报》论战而被张季鸾看中的。1938年1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创刊。张季鸾因积劳成疾，肺病严重缠身，开始逐渐退居幕后。他深感办报使命重大，后继乏人，尤以培养鼓励新报人为乐。除王芸生外，范长江、徐铸成、杨刚、陆诒、徐盈、萧乾、王文彬、孔昭恺、费彝民等名记者都出自《大公报》门下，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中坚骨干。在培养人才方面，张季鸾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