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土司的桃花扇

　　田土司是清朝年间恩施土家人的土司。

　　恩施是个地名，位于鄂西，这个地方有长江流过，朝辞白帝彩云间，即进入了恩施的地界。屈子吟诗沿江走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百姓更爱听下里巴人的竹枝词，土家苗人两山对唱，东边有雨西边风，桃女提篮过江东。让人想不到的是，还有更远的痕迹在215万年前，那几乎是人类诞生的一缕曙光，恩施喀斯特地貌的巨猿洞里，曾经居住过直立人。

　　过去到恩施，或是从恩施到山外，要走很远的路。但明清时期的恩施容美土司一代代爱好风雅，常约请一些有名的文人墨客到山里喝酒，吟诗作画，还将孔尚任的《桃花扇》排演。《云亭山人漫记·桃花扇本末》载：“楚地之容美，在万山之中，阻绝放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中田舜年，颇嗜诗书。予友顾天石有刘子骥之愿，竟入洞访之，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孔尚任因此与土司田舜年结下很深交情，时常相互赠诗，诉说衷肠：“离骚惹泪余身世，社鼓敲聋老岁华。爱把奇文熏艾纳，胜游异哉拜毗邪。”

　　北京城里的皇城根下，以及六朝古都的秦淮河边，在把女人上台看作是严重忌讳的年代，清代文人顾彩却在他的《容美纪游》中写到了这样的土司城里的情景：“女优皆十七八好女郎，声色皆佳，初学吴腔，终带楚调。男优皆秦腔(所谓梆子腔是也)，反可听。丙如自教一部，乃苏腔，装饰华美，胜于父优，即在全楚，亦称上泗。”想来，在山峦叠嶂的鄂西大山里，萦绕着或优雅或铿锵的南腔北调，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年轻的土家女子学唱吴腔楚调若干年之后，梅兰芳才男扮女装地走上了戏台。我没有留心，梅先生是否排演过《桃花扇》这出戏，因此无法拿田土司的女优来比较，但私下一直认为，女人还是女人来演比较好。因为靠女子的才能，完全能做好表现自己这件事，何苦劳烦男人来费心揣摩呢？男人恐怕更多要揣摩的是如何做好一个男人，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比较赞赏田土司。

　　到了抗战期间，恩施成为天堑抵挡的后方，全国各路文化人纷至沓来，借这块宝贵的安全之地表现激情和才华，风云际会鄂西南。在当年的记者节上，借着捐赠“记者号滑翔机”之时，由抗敌演剧六队与青年剧社合作排演的《心防》，表现了上海一群文化人如何在沦陷的孤岛上与敌寇汉奸相持的故事。“剧本没有噱头，没有恋爱，装置既不华丽，又没有漂亮的服饰与化装”，但仍然吸引来十分拥挤的恩施观众。一位叫易水的先生在迁到恩施的《武汉日报》上发表剧评，写道：“这便是恩施剧坛已经走向现实主义演出的结果！它已经摆脱了欧化的演出。”

　　既然都已经讨论到欧化了，那些曾经华丽过的戏剧音乐也一一在恩施展露，从法国回来的女高音歌唱家的高跟鞋踏响在山城小小的巷道里。还有将军叶挺和他穿着旗袍、面容姣好的夫人并肩漫步在小街上，虽然身后跟着大群特务警卫，但恩施人完全可以近距离地看清将军的浓眉。他们创造了某种氛围，让本来开放的土司文化与外来文化水乳交融。至于这些文化如何影响了后世，留待众人评说。

　　久远的土司文化让人想到，物质丰富、交通便利的中心城市并非也就是文化的中心。城市或许只是将许多文化的表现罗列在一起，透过表层的喧哗，常常可以感到其底气的不足，因此不必向它们顶礼膜拜。而偏远地区的文化，未必就是以落后愚昧为代名词，或许我们应该更多注意到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同特色及底蕴，而避免简单地评价高下和优劣。

　　其实，在我身边的都市文化里，就有着小小恩施的脉动。比如，前几年突然风起云涌的“土家掉渣烧饼”，就是恩施土家姑娘的杰作，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又在很短时间里销声匿迹。这样的出现和消失对于都市来说司空见惯，但花开花谢其实都沿由它的根蔓。中国城市化兴起的背后，是无数个“恩施”的支撑。

　　不同的“恩施”文化，供养着日益庞大的城市需求。从电视屏幕上，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密集地听到“中国民歌”，以至听得都快忘了王洛宾。黑土地的赵本山带着他的小品、二人转和刘老根，端给亿万观众一道道东北菜，火爆得他都有些不好意思。更别说一个声嘶力竭的阿宝，搭块白毛巾就跟美声男高音唱在了一起，不那么好听，也不那么难听。东北的“恩施”，西北的“恩施”，都市文化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

　　而显然，有某些更珍贵的东西在被人们忽略，除了日见增高的大厦，越来越快的火车、飞机、高速路，修饰华丽的梅兰芳大剧院，还有什么更为遥远更为深沉的呼唤，在我们心上沉甸甸地划过呢？每天，我都去北京后海大翔凤胡同的《民族文学》杂志社。那一带是梁思成的北京建设方案遭到否定，大批的北京古建筑被拆除之后，仅存不多的老北京痕迹。我会碰到一群群从陕西来的三轮车夫拉着老外从胡同里穿过，他们大声大气地对老外们说，“胡同”这一词呀，来自蒙古语，水井的意思。又说这大翔凤胡同啊，原来实际上叫“大墙缝”，可不是，窄窄的一条。大墙缝里的《民族文学》，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