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威廉：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新方式的经济改革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学者、《中国崛起》作者欧威廉：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新方式的经济改革

图/莫非

　　先后任职于政府部门、投资银行、咨询公司以及学术机构的欧威廉，是最早观察到并提出“中国崛起”的研究者之一。不久前，欧威廉博士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崛起与经济改革，以及他的研究经历和方法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将中美经济关系置于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位置的背景下，会看到什么？不久前，美国亚洲问题专家欧威廉(William H.Overholt)在参加由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国际中心、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共同主办的“2013亚太论坛”上发表演讲，强调全球地缘政治的推动力在二战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全世界事实上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上——使得我们拥有了世界历史上最繁荣的一个时期——二战之后的大约50年。实现这一经济增长的钥匙就是将意识形态、领土野心以及军事资源投入让位于经济增长。”

　　“但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了这一趋势的弱化。我们现在有些偏离二战后的正常轨道。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正确的轨道，那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在亚太地区，右翼势力、民族主义和军事博弈的兴起，让欧威廉更加强调现在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现在需要我们中美两国拿出领导能力聚焦共赢合作”，逆转消极趋势，努力恢复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欧威廉先后在哈佛和耶鲁大学学习，获得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说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是1968年美国政府的‘文化大革命’专家。”离开政府部门以后，他于1971至1979年任职于智库哈德森研究院，自1980年起的21年则任职于投资银行。2002年，他加入兰德公司，曾任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1976年，欧威廉与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起创办了半年刊《全球评估》(Review of the World)，直至1988年停止出版。1993年，他的《中国崛起》(TheRise of China:How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出版，引起极大关注。2007年，他的《亚洲、美国和地缘政治转型》(Asia,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出版。他的作品还包括政治风险分析方面的著作，多部研究咨询报告和报刊文章等。

　　在论坛举行期间，欧威廉博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对话可以让错误的认知很快消失

　　文汇报：您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双方如何寻找更多利益契合点，创造更多合作新亮点？

　　欧威廉：现在中美已经有非常多的合作，有巨额的贸易和投资。以农业为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两国在互相投资方面有巨大的机遇，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会刺激许多产业的发展。而美国对中国某些一度不开放的领域的投资，也会刺激竞争，让中国的这些产业极大地提升效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服务型的经济，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型经济体，两国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在能源，特别是新能源为我们创造出非常好的合作机会——如壳牌公司，这样的合作可以让美国和中国成为世界能源的中心，而非中东，这对我们的经济、对世界政治、对环境改善都有好处。因此我们都必须更加地开放，好好利用这些机会。比方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文汇报：中国对美国农产品以及农业技术与设备的日益依赖，是否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稳定因素？

　　欧威廉：这些贸易合作都是稳定因素，它们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它们可以给我们双方都创造利益、创造接触。我们两国的相互出口都让我们更了解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这次会议上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研究者的认知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对话可以让错误的认知很快消失。

　　文汇报：您是否相信，相互做生意的两个国家不会打起来？很多推动经济融合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在。

　　欧威廉：贸易并不能保证避免战争。一战以前的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今天低，欧洲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非常深，甚至像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相互依存还要甚于今日。如果一个国家感到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那么他们就会保护这些利益，即便与对方国家存在巨额贸易。但确实，贸易、接触和理解有助于降低冲突发生的概率。

　　文汇报：金融危机从发生至今已有五年。现在，您对中美经济合作有何展望？

　　欧威廉：这次危机让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其表现要远远好于欧洲和日本。它也让中国在金砖国家中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因为中国积极应对、进行改革。相比之下，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无所作为。因此，这也让我们两国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为重要。现在我们两国的贸易和产业都在稳步增长，但是仍有许多机会有待我们去开发，进行更多、更深入的合作。

　　中国很擅长进行渐进但不缓慢的改革

　　文汇报：早在1993年您就在《中国崛起》一书中预言中国的经济会崛起。当时鲜有人认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你是对的。您的这种历史洞察力来源于何处？

　　欧威廉：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我发现邓小平正在进行的改革，也正是让韩国、中国台湾包括日本这些经济体获得巨大经济成功的那种改革。因此我很快就说，中国会成功的，唯一的问题只是，中国比那些经济体要大得多，如何让这些战略来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而邓小平做到了。所以，在1980年代，我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就变得越来越坚定。

　　美国不喜欢朴正熙主政韩国的方式，也不喜欢蒋经国主政台湾地区的方式，所以他们不理解其经济奇迹的根源。他们也不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此同时，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当政，他把政治放在第一，把经济放在第二，我就说这样做是不行的，当然美国人是喜欢这样的。因此，正是这两件事情让我写了《中国崛起》一书，认为中国一定会比苏联要成功得多。当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了，但我很多年前就开始这么说了。

　　文汇报：您曾在一次讲演中提到亚洲政治是由“亚洲经济奇迹”推动的，这一奇迹是动员体制的结果。如日本就因此获得经济成功，进而获得政治影响力。然而这种动员体制在成功之后极易导致官僚机构膨胀，也极易让利益相对者的团体更为壮大。相比之下，您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转型更为成功，韩国在生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将超过日本。是什么原因让您相信，韩国和台湾地区会获得更成功的转型？

　　欧威廉：部分原因是，它们更小，也更开放。而中国，则要比日本更开放。实际上日本的体制是非常粗暴严厉、集权主义的，因此，可以感受到日本社会对于变革，有很强的社会压力。在台湾地区，蒋经国对社会变革是十分敏感的，因此他采取逐步变革的方式，从一个安全利益至上的领导者转型为一个自由化的主张者，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做，结果就是极度混乱。

　　在韩国，我们会看到相似的社会压力，但是朴正熙对此不是那么敏感。他身边的情报人员，都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总结他的领导风格是不会对社会上爆发的愤怒有所退让的，因此他们决定推翻他。后来另一个将军上台，在1980年代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渐进变革。韩国后来的成功同样也是在于，领导人对社会变革很敏感，当然来自社会的压力也很强。

　　日本是有民主选举的机制，让他们感觉自己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掌权的始终是极少数的保守利益团体。而他们感觉非常成功，非常舒服。因此，这个体制设计的本意是民主选举，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改变过领导阶层。

　　文汇报：但如您所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方差异很明显，怎样才能实现一个灵巧的转型呢？

　　欧威廉：我认为中国很擅长进行渐进但不缓慢的改革。例如，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发生得那么快，尤其是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企业责任制的改革也进行得那么快，巨大的政治变革也随之一起到来。这个进程一开始看着似乎有很大风险——人民可以自己决定在哪里居住、和谁结婚、做什么工作，再也不受到控制。而事实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领导阶层变得更为强大，国家更加稳定，这是因为人们对这一改革的结果感到满意。

　　我想，西方学者所不理解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与此同时人们能够自由发表言论，出台了很多新的法律。但过去的10年，也产生了很多社会压力。现在的领导人必须决定，是否适应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影响？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司法体系，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

　　事实上，目前，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新方式的经济改革。从我所见来说，我是非常乐观的。我们西方人现在对于这一经济改革的政治效果可能还看不出什么门道，但我想应该会是十分有趣的。

　　文汇报：2004年您曾在国际先驱论坛上刊文说“什么都怪中国是很容易的”，指出如果西方国家能看到真实的中国而不是自己想象和梦魇投射出来的中国，那么一定会认识到，中国的成功会让全世界受惠。近10年过去了，对于中国的指责还是不绝于耳，比方中国人抢走了工作，中国的汇率政策急需调整等等。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是否并没有什么变化？

　　欧威廉：还是有变化的，而且是积极的变化。人民币已经很大幅度上升值了，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在贬值。美国的意见领袖是认识到这些的。虽然我们还是会有国会议员或者某些媒体说，中国操纵汇率、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但那只是中国投资的大背景下的噪音——曾经有国会议员说中国人买了一个扑克工厂威胁到国际安全——这是有点滑稽了。但事实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投资都不需要审批，或者很快就被审批通过。即便是在有那些噪音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做出了理性的选择。

　　所以，整个的体系还是在运转，你不会听到奥巴马抱怨中国的汇率政策，那些嚷嚷的学者现在也安静多了。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问题，特别是制造业方面的问题，应该归因于技术，而不是中国。我们经济的领导者们是知道的。

　　我比大部分纯学术的政治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要复杂得多

　　文汇报：您曾在多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任职。在这两处分析亚洲，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联系？

　　欧威廉：自我离开政府部门以后，一直供职于私营部门。我曾在各个智库、研究机构、银行等工作。智库和银行是很不同的。银行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去追逐利益最大化，所以研究的目的就直指“寻找赚钱的机会”。而在智库工作时，我注重并努力进行客观中立的分析，以此改进公共政策、改善国际关系。在智库的研究分析工作更为细致，我们需要十分关注文献档案、记录等，不会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寻找市场机会上。

　　这两种研究我都尝试做过，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关注到了中国的崛起，这是很让人兴奋的。

　　文汇报：您在1976年时就与布热津斯基一起创立了半年刊《全球评估》。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着手这样的报告？又是什么原因在1988年结束编辑呢？

　　欧威廉：这实在是一段有趣的经历。那时候，布热津斯基教授想要创办一份杂志。我当时供职于一家智库，正在休假。布热津斯基写信告诉我有关这份杂志的计划，说他需要大量各种各样的有关国际关系的指标数据。当时我给他的回复是，我知道这类内容在教授们中间很受欢迎，普通人好像对这些内容不是很有兴趣。布热津斯基又回信说，你对这方面的考虑似乎比我更成熟啊，为何不干脆来编辑这份杂志呢？但我不想负责一份这样的杂志。布热津斯基说那好吧，按照你的方式来办吧，怎么办都行，我付你全职薪水的一半。所以我们着手编辑这份杂志，《全球评估》。我从许多顶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那里获得了帮助，有中国、苏联方面的专家，也有西方内部关系专家。当时这些专家提供的报告叠起来一堆又一堆。

　　我读过这些报告后，就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有时候我的想法也和专家相反。比如我认识的苏联问题专家觉得戈尔巴乔夫做的事对苏联大有益处，而我却觉得可糟糕了。无论如何，正是这份50页的全球评估报告帮助需要它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世界格局，他们在火车上、在家里，都能对世界形势有一个条理性的认识。当时这份杂志在诸如IBM等许多大公司的主管那里非常流行，公司的订阅量就挺大，尽管这份评估报告售价不菲。

　　这份杂志我编辑了很多年，直到我开始从事投资银行方面的工作，为此我搬迁到香港，在香港做了3年以后，我觉得人在香港却要运作一份在纽约的杂志，实在复杂了。做一份这样的杂志和当个投资银行家一样复杂，所以我就不再编辑下去了。

　　文汇报：您早在1978年就编撰了《巴西的未来》(TheFutureofBrazil)，催生了政治风险分析的一大批早期研究。您是怎样开始关注到政治风险分析这一领域的？

　　欧威廉：这是另一段有趣的经历。我本人是一个亚洲问题专家。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我们的老板接到一个加拿大公司CEO的电话。这家公司正在巴西投资一项20亿美元的木材生意，但是对巴西的局势难以把握，所以就问我们智库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针对巴西的研究，问我们有没有巴西方面的专家。老板用手压住话筒，盯着我说：“现在有一个关系到20亿美元的问题需要巴西问题专家来解决，我们有巴西问题专家吗？”我说当然有啊。此后几年，我就成了巴西问题专家。

　　我们做了一份很大的报告，有三卷内容。我们告诉那个加拿大公司，我们这份针对巴西的研究报告对于其他在巴西投资的公司都是有参考意义的，我们在这份报告中付诸的努力让其权威性很有保障。所以我们出售了很多这份报告的副本，也由此获得了很多报酬，甚至把那家加拿大公司付给我们的钱付还给他们。这部报告售价2500美元，一年以后，我把内容浓缩了一下，变成一本学术书籍，售价25美元。

　　很多研究政治的专家通过我们的例子惊喜地发现，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报告卖给有需要的公司，还能赚钱。所以后来，政治风险分析这种研究趋向蔚然成风。因为各种原因，尤其是因为我就银行的风险管理发表了一些演讲，我被银行聘用，以前我从没想过受雇于银行的。然后我写了第一本关于政治风险分析的书。

　　然而不久以后，公司、银行等聘请政治风险分析学者的这种做法遭遇了重大挫折。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纯学术的政治学者，套用简单的模型来分析问题，不是很懂经济，所以，这类职位逐渐消失了。这也是一种泡沫，政治风险分析泡沫。我依然继续这项工作，我想原因是在于，我在处理那些综合了经济、政治和商业的问题时，比大部分纯学术的政治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要复杂得多。

　　文汇报：您是政治预测方面的专家，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包括津巴布韦独立运动，韩国国内政治，1980年代菲律宾、缅甸的政局变动等。在您看来，各国不同的政治趋势为什么可以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测？对该国文化的理解是否是预测和咨询中的重要一环？

　　欧威廉：了解某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及其经济上的制约和机会，这当然是很关键的，也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其中，了解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哪些经验可借鉴，哪些不能，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过去也花了很多时间了解以往日本、韩国的经济成功经验，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谈到津巴布韦，我们曾告诉他们一些非常基本的事实——确实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有效。尽管我并没有将此告诉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Robert Mugabe)，因为他更喜欢朝鲜。

　　我们帮助他们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津巴布韦也的确根据我们的建议实施了这个五年计划，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津巴布韦是非洲表现最好的三个经济体之一。我们的计划在经济层面行之有效，和我从亚洲经济起飞过程中汲取经验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的计划在政治层面行之有效，也是因为我们事先非常严谨细致地分析了这个国家各个方面的情况。我们不仅了解其反抗殖民的历史，也详细考察了部落之间的差异，我们也认识到，经济的顺利发展对于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成功是非常关键的。

　　详细的研究往往很有助益。罗德西亚时期，白人们认为，津巴布韦需要大量的进口，要支付这些进口产品，就需要大量的出口，而出口必须依靠白人管理的农场，所以津巴布韦必须保证殖民地时期白人农场的稳定生产。而反对者们则说，你们以为我们几十年来和殖民者的斗争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把土地拿回来。

　　我们当时聘请了一位从世界银行退休的专家，专门研究津巴布韦土地的历史和现状，以帮助分析，津巴布韦需要保有多少由白人管理的土地以确保农业出口的稳定，以支付进口，而多少比例的土地可以由本地的黑人家庭耕种。经过分析，我们告诉穆加贝总统，你没必要把所有的土地都留在白人手里，但也不能把白人赶尽杀绝。这种方式也奏效了。

　　可惜的是，在最初的五年之后，津巴布韦调整了发展方向。

　　文汇报：所以您曾经学习过多种外语吗？

　　欧威廉：不，这是我很大的弱点。读中学的时候我学过拉丁语，不过对后来的工作没什么帮助。后来在哈佛读大学期间我开始学习中文，再后来在耶鲁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要我选读德语、法语和俄语，所以又暂停了中文学习。关于外语学习，我还和我在耶鲁的导师有过意见分歧，不过最终是我败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