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中国当下文学

　　2015年，将是我国伟大文学家曹雪芹(1715—1763)诞生300周年。

　　如果没有曹雪芹，在面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之时，很难想象，我们将处于何等尴尬境地。而有了曹雪芹，在面对这些世界文学巨匠时，我们则毫无愧色，因为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可以同世界任何一部文学经典相媲美。《红楼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学符号与文化象征。

　　如果以纪念曹雪芹为契机，对我国优秀的文学经典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其作用与影响当是巨大的。因此，纪念曹雪芹，研究《红楼梦》，不仅是缅怀大师，传颂经典，更是为了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为今天的文学发展提供动力。

　　《红楼梦》依然为中国

　　当下文学提供动力

　　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学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坛占据应有的位置，已经是一个难以回避、既严肃又紧迫的话题了。为此，向外看，向域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学习是必要的；同样，向内看，学习自己的优秀传统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研究《红楼梦》，因为作为明清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红楼梦》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创作。

　　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对小说的叙述方式进行探索，马原是代表之一。他在小说《虚构》中采取了把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嫁接的叙述方法：“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有评论家说，这是马原向西方小说家学习的结果。比如，在19世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我从参议员私人秘书的职位上卸任》中，马克·吐温便以秘书的名义出现。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单纯，马原小说的源头还可以上溯，上溯到我们所熟悉的《红楼梦》，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已然解构为作者了。

　　《红楼梦》原称《石头记》，是讲一块无缘补天的顽石到人间游历的故事。顽石把自己的故事镌刻在石头上，故名《石头记》。空空道人发现以后将其抄录下来，带到人间：“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叙述者在这里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叙述者集团，在叙述者之外出现了辅助的叙述者，他们以抄录者、更名者、整理者、评论者的身份出现，甚至转化为作者：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述者是小说的核心。但是，叙述者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小说的实践者总是尝试对叙述者进行各种各样的解构，试图以此为出发点而对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与更新。《红楼梦》也是如此，《红楼梦》的尝试，相对西方，至少提前了一个多世纪。

　　近年在我国当下文学作品中，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呈现一种流行趋势。我们知道，转述语有：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与自由直接话语。比如，“他沉吟了一会，我明天一定去”，便是自由直接话语。这里的转述语“我明天一定去”之前，既无动词，也无转述标记。但是，在转述语中却出现了第一人称。此外，还有一种亚自由直接话语，比如，他说，我明天一定去。在主语后面有表示“说”的动词，虽然无转述语标记，却出现了第一人称。我在《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中曾经做过一个随机统计，2009年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短篇小说选》收录19篇小说，11篇采用了亚自由直接话语，《中篇小说选》收有7篇小说，5篇也采取了亚自由直接话语；2011年《小说选刊》2期转载了16篇小说，8篇中的转述语运用了亚自由直接话语；同年6期转载14篇，也有8篇运用了这种转述语的形式。四项相加，总计56篇，其中32篇采用了亚自由直接话语，约占总篇数的57%以上。在以上作品中运用了亚自由直接话语的作家有铁凝、方方、叶广岑、郭文斌、须一瓜等人。《小说选刊》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小说精选》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小说选刊》和《小说精选》刊发的作品是中国当下小说的主流，反映了作家的创作趋势和叙事特征。

　　有研究者说，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这种残缺的转述语形式源于西方。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在我国，残缺的转述语，在《论语》中已然出现，即使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不乏其例。《红楼梦》第四十六回，贾赦看上了贾母的丫鬟鸳鸯，想纳其为妾，鸳鸯不同意，但她的哥哥与嫂子认可并劝说鸳鸯，鸳鸯于是拉了她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

　　一行哭，一行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她嫂子又如何说，今儿她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索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终究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

　　这段引文里出现了自语直接话语。先是叙述语，之后是自由直接话语，没有任何过渡，叙述者突然改变身份，从叙述者的口吻转变为人物的直接声音。

　　我不在这里评述亚自由直接话语的优长劣短，只是说，在技术层面上，《红楼梦》的转述方式与当下小说依然保持联系，依然为当下的中国小说提供支持。基于此，研究《红楼梦》就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多年来，我们对《红楼梦》侧重于历史研究，而对《红楼梦》与当下文学创作的关系则研究不够，从而将《红楼梦》与我国当下文学创作脱节了，这是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应尽快扭转。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样式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有一点应该指出，分析中国小说叙事经验，往往要从传统小说中去寻找，很少到现代小说中去寻找，因为那是西方小说的模式，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经验无关。如何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比如对《红楼梦》的研究，从中梳理出中国叙事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紧迫的历史性课题。

　　曹雪芹的人格

　　依然是今之作家楷模

　　1982年10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所藏清代内务府档案中，发现了一件清雍正七年(1729)七月二十九日的《刑部为知照曹頫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其中记载：

　　曹頫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具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通过与乾隆《京城全图》 比对研究，蒜市口街16号院与《刑部致内务府移会》记载十分近似。 1965年北京进行地名整顿，将大石桥、揽杆市、东草市与蒜市口并入广渠门内大街，蒜市口16号改为广渠门内大街207号。2000年，广渠门内大街拓宽，207号由于处于红线以内而被拆除。

　　雍正七年(1729)初夏，曹雪芹随同家人从南京回到北京。这一年，曹雪芹大约在14到15岁之间。直到1763年，曹雪芹去世，他在北京生活了34年。这34年，曹雪芹基本处于清贫，甚至困窘状态。后来，由于生活逼迫，他移居到北京香山一带正白旗军营。曹雪芹的祖上是正白旗包衣，叶落归根，回归正白旗军营是顺理成章的。

　　在这里，曹雪芹生活困顿，用友人在诗中的表述是“扬州旧梦久已绝”，“于今环堵蓬蒿屯”，“日望西山餐暮霞”，“举家食粥酒常赊”。晚霞只能欣赏而不可果腹，举家喝粥度日，其生活的艰窘可知。但是，尽管如此，曹雪芹依然穷且益坚，笔耕不辍，“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花了10年光阴创作《红楼梦》。这样的人格精神感动了他的诗友，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中这样写道：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德”，就是道德、品行。做人要有操守、有底线、有原则。在曹雪芹，他的精神层面上，文学对他而言，是一种生命的需要，是一种未加雕琢的真诚与率直，是温暖心灵的炬火，文学之魂就应该附着在这样人物的身上，中国文学传统的根就在于此。毫无疑问，在曹雪芹时代，章回小说属于民间文学，是一种历史的民间文学现场，这样的现场往往是中国文学土壤，而今天这样的文学民间现场，也依旧是中国文学的土壤，从而使我们难免不满怀深情，顿生敬意。现在社会普遍弥漫浮躁风气，不少人，包括文学工作者与研究者，时时存有一股戾气，希图以小代价换取大利益，而且要达到最高的峰值。由此，对照曹雪芹的生活状况与创作态度，穷到举家食粥，依旧十年不辍，这样的精神难道不具有现实意义而值得今人学习吗？“残杯冷炙有德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坚持操守，做有“德色”之人。如果人人如此，社会风气与文学风气必然丕变，而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当代意义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