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杯中往事

　　岁末整理酒柜时，从犄角里翻出来两坛“杏花村”的陈年“汾酒”。仔细回忆，它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前辈作家马烽的爱人——段杏绵同志送来的。在浓浓的酒香之中，回忆起流逝岁月中的冷暖人生。在我与“汾酒”的情缘中，铭刻着命运的欢乐与忧伤。

　　当年，我与北京很多命运相连的人们，一块到山西，在砖窑烧砖、煤矿挖煤、化工厂冶炼之时，我驱散愁楚和驱赶严寒的唯一法宝，就是以劣质白酒自暖心扉。1976年春天，山西作协的胡正、段杏绵、李国涛等文坛友人，知道我流放山西之后，想办法把我从劳改单位要了出来，安排我到临汾文联工作。迎接我这个苦海泅渡之人“上岸”的“尤物”，还是山西老酒。第一次与临汾文联主席郑怀礼见面时，他是用一瓶“汾酒”和一瓶“竹叶青”，在临汾宾馆为我接风洗尘的。

　　当时，郑老举着酒杯对我说：“祝贺你‘上岸’了，今天咱们畅饮一回，不知你爱喝哪一种酒？”

　　我回答：“我在劳改煤矿改造时，因为在井下挖煤阴冷潮湿，为了驱寒，常喝六毛钱一瓶的白薯干酒。”

　　“那是酒精勾兑出来的，喝了有害身心。”他说。

　　“人在难处，就没法讲究科学了。”我坦诚地自白。

　　郑老沉默了许久，突然把我结满老趼的手掌，紧紧握在他的手里，同时，抚摸着我五指上刀锋般锐利的趼子，饱含深情地对我说：“天道失公，让你遭受了这么大的罪。今天你多喝几杯，驱赶一下过去的苦寒吧。我读过你年轻时写下的文字，知道你和刘绍棠，既是文友又是酒友，两个人都能喝善饮，今天你就放开酒量，喝喝咱们山西‘杏花村’的‘汾酒’吧！我一直爱喝‘竹叶青’，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那天，我当真喝得有些微醉了。这是为我第一次喝到真正的美酒而醉，更为人间的真情而醉。

　　两年多过去了，1978年底，一纸“改正”我错划“右派”的通知书，从北京飞到临汾。郑老为了庆祝我厄运到头，在我登上回北京列车的头天晚上，再次以酒为我送行。那天，老人情绪更为激动，至今我还记得他的祝酒词。他说：“祝贺你从小小的汾河，回归到文坛大海里去！希望你别忘记山西，别忘记汾河，别忘记为你文学创作灵感助兴的汾酒。为了这一点，我给你准备了几瓶汾酒，你带到北京去，当做是你我相逢一场的临别纪念吧。”

　　说着，老人递给我一个包包，我用手提了一下，沉甸甸的；打开包包一看，里边有五瓶汾酒。老人非常细心，酒瓶之间还塞进了棉花，怕我在火车上不小心碰碎了玻璃酒瓶，让他的一片爱心付诸东流。

　　由于我生命年轮中，留下了上述令我难忘的真情往事，山西的山，山西的水，连同这块沃土上孕育出来的美酒，都成为我回京之后的依恋和向往。1982年春，郑老打电话给我，要我带几个文友到临汾为文学青年谈谈写作问题时，我约上友人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刘心武，立刻赶赴山西临汾。当天，郑老以酒欢宴我们，摆在餐桌上的，还是“汾酒”和“竹叶青”。

　　说来也巧，杏花村汾酒厂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到了临汾，转托山西作协邀请我们顺便访问汾酒酒厂。我们几个人中有三个是“酒痴”，于是，便从临汾经太原，到了汾阳的“酒泉之乡”——杏花村。

　　当时，正是桃李盛开之时，酒乡那片杏树林，扬花似雪。走进酒厂招待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牧童骑在牛背上的雕像。虽然唐代杜牧写下《清明》诗章中的“杏花村”，是否是山西汾阳的“杏花村”，文史学家一直难以界定，但仍然让我沉迷于《清明》的意境之中。是天意，还是巧合？此时天上的云，又送来一片迷离的细雨，让人们文心已然陶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种诗章，早在童年时，已融入年轻的血液，成为中国文人梦中的相思。特别是我，在山西的两次命运转折，都与“杏花村”酿造出的“汾酒”，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结，自然对牛背上的牧童以及破天而落的迷离雨丝，萌生了梦幻般的诗情。

　　有一个令人惊魂的细节，我至今没有忘怀：那天，我和林斤澜、刘绍棠与当时酒厂厂长，用山西人用的瓷碗畅饮。此情此景，至今让我心跳。

　　人是有情物，酒也是有情物；两情结合，点燃了我文学生命的再生。每到辞旧迎新之际，我都会想起给自己雪中送炭的许多好人，尤其是把我从苦海中打捞出来、扶我重新登上文学码头的那些极具人文良知的山西文人们……